民粹主义与俄国革命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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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而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民粹主义不是舶来品，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扭曲的社会制度的扭曲反应而已。

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

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一书中强调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概念。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则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权利，而这种“抽象的权利”1）因为会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变得一文不值。

他所谓“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为民粹主义所接纳，成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张趋向激进，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

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

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有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国的发展。

特别让他们倾心的莫过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村社据说是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类似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这一说法源自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2），却被民粹派人士广为颂扬，视为俄国无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凭证。

于是，“到民间去”的着名口号提出来了，“人民的精粹”胸怀高昂的革命斗志，开始反对专制统治的漫漫征程。

　　鉴于自由派贵族对专制制度的依附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只能向下寻求俄国农民的支持，这是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为此，民粹派制定的革命纲领被赋予鲜明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引证为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天然亲和力。

力主“民意”的民粹派并没能赢得农民更多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们也不真正看中农民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有这些“人民的精粹”就够了。

普列汉诺夫后来将其形容为“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而批判之。

　　即便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仍然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业。

进步的革命家在铁血纪律与权威之下秘密结合起来，通常是通过策动叛乱甚至以个人谋杀的手段夺取政权，典型的如成立于1979年的民意党就是个高度集权的密谋组织。

他们的理论已计划好一切，一旦专制统治被成功推翻，以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路就自动打开了。

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能与密谋夺权联系起来，到后期近乎成为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有其深刻的原因。

研究者经常强调的沙皇专制的严酷，军警镇压机器的完备，使得任何公开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都不可能进行，更遑论大规模的鼓动与民间造反。

的确，暴政的压迫是一切革命者铤而走险的客观原因，但具体到民粹派的个案，我们却可以找出更为充分的理由来。

彼时的俄国，工业化尚刚刚起步，谈不上工人运动的力量，传统农民往往反抗与保守的禀性兼而有之，这也就决定革命的不彻底性，知识分子的不得已地“单干”。

既然俄国不存在自由派运动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上就只有民粹派能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

历史现象不会因人们的喜好而凭空产生，内心里极度厌恶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却阴差阳错扮演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色，这个事实也许让人感到不快，时间的延递却展现出民粹派的革命努力固然频频受挫而式微，接过革命接力棒的却依然不是理想中的自由贵族和地主，而是“初生牛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仅就两者共有的革命倾向而言，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

虽说，民粹主义主要源于自发形成的小农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而在同时代的西欧，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可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

何况在诸如“革命”、“批判”之类共同语言基础上，他们似乎还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

这也就解释为何当年的民粹派会以罕有的热情地去“推销”马克思的学说。

不论是激进的布郎基主义者如特卡乔夫，还是饱含学识的丹尼尔逊、考夫曼等理论家，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而大声喝彩。

当然民粹派无意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字典里，马克思更多地类似抽象的词汇，可被随时引用。

这样，民粹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总体上他对俄国民粹派随意歪曲他的学说感到不满，民粹派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落后的俄罗斯社会的倒影而已；

可稍后马克思又从俄国革命形势得到启发，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盛行一种　“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这些落后国家存在不经由正常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即是着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民粹派的确无力承担“跨越”的历史任务，但“跨越”的设想一经提出，内里就暗含着不易觉察的思想焦虑。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焦虑还是潜在的有限的，直到二十世纪初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大论战当中才深刻的显露出来。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联系到民粹派之前长期从事的译介工作，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

七十年代后期，民粹派运动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开始走下坡路，内部出现分化现象。

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转向马克思主义。

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是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

而另一部分人，从实践领域向理论退缩，放弃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聚合成所谓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派别。

整个八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理论上你争我夺，笔战打得不可开交。

双方的主要分歧列举

　　1、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

　　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国家庇护下发展的，“人为”的痕迹浓烈，不具有普

　　遍性。

普列汉诺夫则着力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指出这一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

普列汉诺夫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对于民粹派提倡的“另一条道路”的选择，那种不受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列宁也指出“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

”3）可见，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认同态度，列宁与他的前辈普列汉诺夫毫无二致。

　　2、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民粹派走上向现实妥协的道路，在革命性消退的背后，其敌视西方民主的一贯态度，也堕落为替沙皇专制的图粉抹汁的空洞说辞。

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资本主义民主局限性的经济根源，但并不因为它主要供富人或资产阶级享受而否认其积极进步的一面。

列宁严厉批判了那种将政治自由当成“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5）。

这也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

自第二国际成立以降，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和平改良、议会斗争步步为营、成果不小，理论界自然有所反应。

无庸质疑，政治自由之于对专制的否定与更替，普选制之于民主制度，在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通往社会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

　　3、俄国的具体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分析

　　首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农村公社已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逐步解体的客观现实，

　　认为村社固有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正在发生动摇，农村阶级关系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

从而在客观上否定民粹派走村社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在城市，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俄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有了质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是必需而迫切的。

俄国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优先于工人运动的开展，理论的自觉性反过来对历史的进程施加不同寻常的影响。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局势有力地证明上述可能性。

　　的确，在一系列界限分明的分歧当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有力的。

问题在于，民粹主义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不得不重复当年民粹派面对过的难题，究竟如何看待民粹派革命的历史遗产？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思考的出发点不尽一致。

普列汉诺夫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偏重理论性的研究，当然有其长期旅居国外缺乏接触社会的原因。

列宁不似劳动解放社的早一代理论家，他首先是革命者，残酷的斗争环境塑造他坚强的性格，也更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孰敌孰友的辨识当中，普列汉诺夫指望社会民主党人协助俄国自由派完成预想中的民主革命，列宁正相反，他的革命理念支撑着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计划的实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革命政党。

　　三、布尔什维克的选择

　　1905年，俄国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政权汲汲可危。

年轻的社会民主党

　　人为提前到来的革命形势而欢欣鼓舞，但同时又恼于事先的准备不足。

原来革命爆发前夕，围绕着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组织策略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已经存在重大意见分歧。

党的分歧首先是策略上的，不久就扩散至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

社会民主工党也因此最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不过俄国的民主革命不仅时间上大大滞后，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与西欧有很大不同。

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先于资产阶级成立的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以往资产阶级革命所不曾有过的新情况。

在列宁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看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

孟什维克则固守俄国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导力量的传统看法，认为工人阶级应协助、逼迫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

　　前文已表，列宁在与民粹派交火的过程中就早早流露出不同与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观点，

　　现在逐步的发展起来。

普列汉诺夫与一些孟什维克领袖在可能的同盟者问题上忽视了农民，这的确与前期他们对代表农民情绪的民粹派斗争有关。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无产者与‘庄稼汉’是政治上真正地对立物。

”相反，带民粹主义倾向的激进组织社会革命党大力鼓吹当前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

列宁显然被夹在中间，他在承认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

4）也许是在如上的判断之下，列宁有条件地认可农民“土地平分”的自发倾向。

在《俄国政党分类尝试》一文中，列宁将社会革命党归之为劳动派，大致可以了解他思想的天平倾向何方。

如果说俄国农民是革命可以信赖的盟友，那么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典型资产阶级政党就不那么可靠的，他们总在幻想同君主制搞妥协、制止革命，妄图使资产阶级的剥削永世长寸。

于是列宁得出结论，应尽可能的排挤与孤立自由派，让无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早在1897年，尚在流放的列宁就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