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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应用能否在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制约中、在译入语文化和经典意义建构中游刃穿梭显得尤为重要。

广东弹词木鱼书《花笺记》自明末清初问世以来,就因情景紧凑、引人入胜的情调以及委婉缠绵、伤春怨梦的语调,颇受老少妇孺的喜爱,被冠以“第八才子书”的美称。

  1824年英国人汤姆斯以“诗歌”英译的《ChineseCourtship》,迈出了《花笺记》文学译介西行欧洲的第一步,而后语言天才包令以“小说”英译的《TheFloweryScroll》,让这部叨陪末座、屈居下品的民间唱本在海外声名鹊起,尤其是在德国诗人歌德赞其是“一部伟大的诗篇”之后,更是延续了《花笺记》经典的生命。

  1经典的译介与流变:

超额与欠额之因

  文化典籍是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智慧载体,是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高度凝练。

文化典籍跨越时空和地域,富有恒久魅力,因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得以永生。

如何以辩证的眼光,开拓的精神再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对外延续文化典籍的生命,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个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19世纪以来,外国汉学家就开始了中国典籍的英译,从1812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翻译出版中国的《三字经》(TheThree-Character-classic)、《太上老君》(AccountoftheSectTAO-SZU)开始到英国汉学家戴维·

霍克思《石头记》(TheStoryoftheStone)(即《红楼梦》)全译本的出现,见证了西方译者对中国典籍选译、摘译、编译和全译的整个过程。

纵观中西典籍英译发展历程,有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西方学者典籍英译的历史已有400多年,但中国学者自觉的译介活动不过百年之余,国家目前迫切需要通过文学翻译项目工程,如“中国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迫使典籍走出国门,让文化成为软实力,增强中国话语权;

第二,中西方的译介规模呈现出从最初零星的选译到现在有组织、有规模的典籍全译的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也不断发展,说明翻译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第三,尽管中西译介活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探索,但中国文学与英美文学巨大的翻译“逆差”令人堪忧,中国内地作家的译介作品出版数量低,销量也低,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图书销量在欧美市场也不足三千册。

基于如上分析,我国学者还应对经典的译介与流变做大量研究,从文化、认知、诠释、方法论等角度对中国典籍英译及其在西方世界的接受程度,以及典籍英译的标准、原则及策略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英国学者彼得·

纽马克于1976年在《Approachto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他对翻译中不可避免的这两类现象做出描述,但对判定标准却并未提及。

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译语复制源语时,语义信息和文化背景在信息转换时不对等后出现的“超额”与“欠额”。

具体来说,译语的信息量超过源语信息量时,就会出现超额翻译,当译语的信息量低于源语的信息量时,则出现欠额翻译。

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加工的过程,以信息量的增减判定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的标准具有可行性。

事实上,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英汉语之间完全等值的翻译是不存在的,总会出现译文承载信息多于或少于原文信息量的情况。

典籍的译介作为一种文化推介、弘扬文明的活动,其本质上也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信息交流行为。

  从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角度研究经典译介,再审视译介作品在对外传播中的接受程度,不仅成为典籍译介研究的新视角,而且有助于人们对典籍外译中的现实需求和发展趋势能够更好地理解,也是对超额和欠额翻译在中国文学经典译介作品如《花笺记》英译研究中的验证。

中国文学典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而源远流长的重要媒介,为使作品感情真挚、语言生动,作者往往都喜欢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在译者理解诠释后,将其翻译成外国文字时,如何通达晓畅,固守气格,用简凑凝练的文字译出源语的文化内容,以平等的对话处理译语与受语传递的文化,避免信息的增减、意义的走失,可谓“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笔者认为,由于中英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文化传递过程中出现信息的偏差无可避免,但如果深入剖析典籍译介与流变过程中超额与欠额现象的起因,并采取对应的翻译策略,也许可以相对降低译语与原语间的相关信息损失度。

  人类生活于同一个物质世界,在思维情感、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方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承载文化的语言文字亦是如此。

思维方式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孕育了中华民族质朴凝重、谦逊和谐的性格特质,思维传统注重悟性、直觉和意象,而西方文化的外向开放铸就了外邦部族开朗好动、个性张扬的性格特质,思维传统注重理性、思辨和逻辑。

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语言差异的重要原因,典籍英译时,可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策略,使翻译符合目标语的行为习惯。

例如,从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

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的翻译,就可以看出中西译者的风格迥异。

Version1(ByWayneSchlepp)Tuneto“SandandSky”AutumnThoughtsDryvine,oldtree,crowatdusk,Lowbridge,streamrunning,cottages,Ancientroad,westwind,leannag,Thesunwesterning,Andonewithbreakingheartatthesky’sVersion2(ByXuYuanchong)Tune:

SunnySandAutumnThoughtsOveroldtreeswreathedwithrottenvinesflyeveningcrows;

Underasmallbridgenearacottageastreamflows;

Onancientroadinthewestwindaleandeclinesthesetting,farfromhomeistheheart-的译文省略了冠词,以短语的罗列表达叠加的意象,结构紧密,极具节奏和音律之美;

相比之下,许渊冲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句到意到,简洁准确,全文以介词开首,用完整句子描述情境,同时注重押韵,意境之美的描绘在音韵之美的烘托下更显灵活生动,由此,中西方的思维差异在经典诗歌英译中显露无疑。

  语言结构上,英语文字以抽象字母为基础表音,具有音美和意美;

汉语文字以象形文字为基础表意,具有意美、音美和形美。

英语行文简洁明快、质朴流畅,汉语行文精雕细琢、语义重叠。

汉语在行文造句和语义理解上注重以神统形,而英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以语言形式词(如连词、介词等)连接,以形统意。

因此,“在英译汉时,要先分析句子结构、形式,遵循整体思维方式特征,才能确定句子的功能、意义及结构。

汉译英时需分析句子功能、意义,遵循分析思维方式特征,找出句间关系,才能确定合适的句子结构。

”典籍英译时,如何遵循语言规律,驾驭汉语的“意合”,再转换成英语的“形合”呢?

现以李白《月下独酌·

其一》前四行诗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为例展开说明。

  Version3:

(ByXuYuanchong)Amidtheflowers,fromapotofwine,IdrinkalonebeneaththeraisemycuptoinvitetheMoonwhoblends,Herlightwithmyshadowandwe’rethreefriends.108Version4:

(ByStephenOwen)Hereamongflowersasinglejugofwine,Noclosefriendshere,Ipouralone.Andliftcuptobrightmoon,askittojoinme.Thenfacemyshadowandwebecomethree.先不谈StephenOwen(中文名:

宇文所安)是美国汉学界的翘楚和公认的领军人物,也不评价谁的译文更符合原诗情境。

单从语言文字来说,中国译者的译文颇具诗情画意,还善用韵脚对应原诗的尾韵,在“一切景语皆情语”中创造意义,以“Moonblendsherlightwithmyshadow”这句生动地塑造了光影迷离中月下对影的意境。

国外译者的译文能够清楚表达源语含义,也可见“and”、“Then”等连接词,第一句的倒装、第三句的祈使,包括动词“lift”、“face”和“become”的使用则以叙述的语气客观地讲述月下对影的事件。

  在文化内涵上,中西方在文化背景、历史渊源、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存在差异,突出表现在词汇内涵、社会习俗、价值观、东西文化渊源和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

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作为语言精华的习语典故更是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特色。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

“语言忠实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有时为了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逻辑思维,让译文流畅易懂,译者不得不“择优而选”,或替换典故意象,或变换句式结构,或注释特色词汇,这在饱含诗歌与韵文的《红楼梦》及善用成语典故的《孙子兵法》英译中尤为常见。

包令译《花笺记》版本《TheFloweryScroll》中通篇都是对“花笺”、“凤凰”、“鸳鸯”等这类意象词的英文注释,当音译无法表达语言文字的内涵时,加注译的补充会弥补这样的缺憾。

  自古以来,译者对经典的阐释多有分歧,更何况英译语言因文化内涵、民族色彩和结构差异呈现显著的多元性也不足为怪。

据统计,英语和同是拼音文字的意语、德语和法语之间约90%可以找到对等词,但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对等的话,难度较大。

由此,对于中国典籍英译这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过程,完全避免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几乎不太可能。

只是如何在翻译时最大化体现源语文化特征,译出原文作者的文本意图,同时考虑译语读者对译入语的接受呢?

其实,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如采用归化、加注、意译法、反串法、语境增益、艺术创造法、音译禁忌等翻译策略,最大化明示语境互明意图以成功传递交际意图的方法是可取的。

典籍英译可以遵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原则,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以尽量贴近原文自然,不让译语读者对源语信息产生不解或误解的原则翻译就可以。

只有获得西方译入语国家认可的典籍翻译才算成功的翻译,只有这样,中国典籍的跨文化翻译和国家文化建设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2《花笺记》英译:

一个比较的视角

  2.1《花笺记》英译评述及特点

  《花笺记》是明末清初时期岭南地区久经传唱的亦诗亦歌的弹词曲本,也是迄今流传最古老的一部木鱼书经典,是东方国学殿堂中的艺术瑰宝,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花笺记》以微知著,含蓄深远,内容渊博,结构明晰,文辞美妙,情感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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