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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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顺利进据河西，并迅速控制了西域。

　　后世地志综述了河西在汉朝前后的政治形势：

肃州，"

古西戎地，六国时，月氏居焉。

后为匈奴所逐，奔逃西徙，匈奴得其地，使休屠、昆邪王分守之。

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凉州，"

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

后匈奴破月氏，……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

甘州，"

自六国至秦，戎狄月氏居焉。

汉初为匈奴右地。

武帝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

〔3〕。

沙州，"

西戎所居，古流沙之地，……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按’十三州志’云：

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

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汉武帝后元六年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徙郡人以实之"

〔4〕。

这些简略记述表明，河西原为月氏、乌孙人居地，受匈奴逼迫而西迁。

汉武帝时，几次发兵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

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①得，得单于……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

〔5〕。

打败了匈奴，汉朝在河西分设四郡。

有关四郡设置年限，《汉书·

武帝纪》和《地理志》的系年互异，众多学者如张维华、劳干、严耕望、陈梦家、黄文弼、周振鹤、日比野大夫等人已分别作了不少考辨，意见虽互有异同，大都认为《地理志》系年误。

大致说，张掖、敦煌、酒泉三郡是武帝时建制，武威郡很可能迟至宣帝时才设置。

经过汉军对匈奴的一再打击，诚如《霍去病传》所云：

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

，旋越居延，过小月氏，至祁连山，杀死及俘虏共三万余人。

唐初《括地志》云：

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

，《西河旧事》云：

山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6〕由此可见，匈奴占领河西时，以祁连山为主体的高山草甸草原是良好天然牧场，西戎、月氏、乌孙、匈奴，在河西长期盛行游牧，有否农作，则未见诸史籍。

　　汉朝与匈奴争夺河西伊始，汉中人张骞受命西行，联络月氏共攻匈奴。

当他经历艰苦曲折到达时，月氏人生活已安定。

又离汉远，不再抱怨匈奴，骞不得要领而归。

他想到被赶走的乌孙人，"

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

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则是断匈奴右臂"

，武帝派他出使。

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

〔7〕。

招引目的又没有达到。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

也就是说：

北却匈奴，西逐诸羌"

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8〕。

河西地空，既是月氏与乌孙人的西徙，又是匈奴与西羌人的离去，某些没有西去的月氏人"

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共与婚姻"

霍去病进军湟中时，"

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

，他们并不忠实依附于汉。

其时，众多羌人主要聚居于黄土高原所属的陇右，不在河西四郡境内。

《汉书·

地理志》云：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

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

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②逆亡道，家属徙焉。

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建置河西四郡时，境内地广民稀，汉政府从外地迁入的人，包括了关东的贫苦大众和某些犯法臣僚的家属。

河西走廊地势高，又深处内陆，雨水少，草地宜牧，有利畜群繁殖饲养。

酒泉太守辛武贤说，匈奴人"

以畜产为命"

〔9〕，凉州饶畜产，良有以也。

　　徙入河西的关东下贫自是一般务农的贫苦大众。

武帝纪》所说"

徙民以实之"

，正是指的这类人。

通过他们勤奋力作，河西大地上，创造出"

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

的良好局面。

　　河西四郡建制也和内地一样，是以郡统县，但诸县建置年限，史书多失记。

《地理志》称敦煌郡"

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

效谷县，师古注引"

桑饮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

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

从居延简牍所见，诸县级政权下设大量乡里机构，正与内地郡县相同。

　　上述敦煌郡县的"

民田"

自是百姓们的田地。

居延简记：

　　三＠③＠④长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宅一区…田五十亩…〔10〕

　　候长＠①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宅一区…田五顷…〔11〕

　　徐宗和礼忠乃是低爵位的戍守官员，居延＠①得都是属于张掖郡。

两户的田宅自是其家的私有家产，据日本学者研究，二简均为汉宣帝时事〔12〕。

汉置河西四郡未久，张掖、敦煌等地的私有田产已在迅速发展。

东汉初年，任延为武威郡守，北有匈奴、南邻羌人。

民畏寇抄，多废田业"

，他派兵征讨，使之有所畏惧，不敢进犯，同样是表明武威郡境内私田已是广泛存在。

从众多新、旧居延简中，不难看到有关更赋、兵役、徭役的种种记事，正是河西民众承担赋役的写照。

官府对大批从外地移居河西的贫民必定要分别给予田地和住宅，贷借耕牛农具种子，才能启动他们从事农作。

赵过推行代田法时，"

又教边郡及居延城"

〔13〕。

在居延等边地推行代田法，即是以个体生产者为对象的。

　　汉武帝以来，"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很概括地说明了河西酒泉等地引河水灌溉。

地理志》比较具体地介绍了诸郡河川的溉田。

居延简127·

6云〔14〕：

　　第十三＠③长贤□井水五十步深二丈五立泉二尺五上可治田度给吏卒＠⑤

　　这是张掖郡居延地区开井修渠，下泉流涌出或是深达丈的立泉，开渠自是用于灌溉。

　　汉宣帝时，"

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ｄī＠⑥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孟康注卑ｄī＠⑥侯井云：

大井六通渠也。

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

〔15〕，说明西汉政府想通过河渠运粮以讨乌孙。

井渠在白龙堆以东，是归属于河西敦煌地区的。

地下通流的井渠在内地罕见，因河西雨量少，很难满足农作物所需水分。

所幸地势高峻，高山终年积雪，夏日融化，水聚以成井渠，或流行于地面，或通流于地下，成为山麓地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

汉光武帝时，武威郡守任延，以"

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

〔16〕。

正是依赖水源灌溉，严重缺水的河西绿洲才能生意盎然，建成丰收良田。

　　采用屯田方式是汉代在河西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军屯初创于西汉，历代大多沿袭，它曾有效地维持了边军的粮食供应，开拓了边防的耕地。

应劭说：

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

〔17〕居延简513·

23，303·

29云〔18〕：

　　延寿乃大初三年中父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

　　延寿父子在敦煌田作，可能即是徙民屯作的成员，官府供应耕作者使用牲口。

　　《武帝纪》载元鼎四年"

秋，马生渥洼水中"

注引李斐言：

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北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

非常清楚，南阳新野人暴利长是以弛刑徒身分屯田敦煌。

联想史书屡见因罪徙敦煌的官员如解万年、陈汤、薛况、李寻、解光等等，很可能是与田事有关。

居延简常见"

田卒"

、"

戍卒"

〔19〕，农时耕耘，战事打仗，有闲负责戍守，例由官府支付衣食，是为军屯。

武帝时，"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20〕。

塞卒即是既戍且耕。

《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冬，"

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征调故吏为屯田官，使领兵屯田张掖。

居延新简·

105云〔21〕：

　　……□□酒泉、张掖农官田卒＠⑤

　　居延简303·

15，513·

17云〔22〕：

　　……谨案居延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ｘīｎｇ＠⑦马田官穿泾渠……

　　还有敦煌郡疏勒河流域的屯田简文，限于篇幅，不再引用。

　　可见酒泉、张掖等地的农官是以田卒屯作。

以戍田卒千多人在居延兴修水利，从事集体劳动。

居延新简云〔23〕：

　　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戊戌，积三□□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⑧三人，率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⑧一顷＠⑧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

　　此简为卒作簿，它纪录从正月乙卯日开始耕作，至八月戊戌日止，每人作了二百□□日，共计27143个人工，平均合121人，剩余39个人工，共垦田41顷44亩124步，人均垦田34亩，共得谷2913石1斗1升，人均得谷24石，剩余9石。

按简文所记，可知汉代以戍卒耕作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较低。

　　垦田已广泛使用铁工具。

15及·

488分别记〔24〕：

　　＠⑨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⑩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甲渠候官建始四年十月旦见铁器簿。

　　铁器例由官府统一专卖，禁止豪富贩卖以害民，屯田处所的官员将铁器一一登记入簿，以供人们使用。

　　农作广泛使用耕牛，牛在河西各地养育不少，李广利受命远征大宛，"

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

〔25〕。

居延简中多处记录了牛，甚至牛的毛色、年齿、性别等等，都有清晰记录。

内有一简云〔26〕：

　　＠⑤十五日，令史宫移牛籍大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为牛设籍，表明官府很重视对耕牛的登记。

60年代，已有人为居延简中的牛籍作过考释〔27〕，为牛设籍，显示河西屯田使用耕牛的极端重要性。

　　耕牛、铁农器与劳动者在河西地区的结合方式，我尚未看到具体资料，可能与陕西榆林东汉壁画一人扶犁二牛拉犁的牛耕方式相近，因为直至唐宋之际敦煌壁画仍是一人二牛耕地。

　　河西地区经过两汉时的大力垦殖，特别是军事屯田的开拓，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游牧经济面貌。

两汉之际，"

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

河西殷富"

，颇为有名。

光武帝赐授窦融凉州牧玺书云：

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

〔28〕民富仓储，正是河西农作丰收景象。

随着当地农牧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豪族。

前述敦煌令狐氏、索氏而外，陇右豪族梁统先后出任酒泉、武威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梁腾为酒泉农都尉。

众所周知，农都尉乃是主管屯田殖谷的。

　　出土简牍所见河西田作以粟为主，麦、麋、黍、豆、＠①①＠①②也占一定比重。

＠①①＠①②尤难见于史书，居延简云：

入谷六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其卅三石三斗三升＠①①＠①②，卅石粟。

当代字书也明示＠①①＠①②为谷类〔29〕。

《居延新简》第197页云：

……马食＠①①＠①②六石＠⑤"

，显示以它为马饲料。

　　总之，自西汉在河西设郡以迄东汉末的百多年中，河西社会由戎夷诸族人长期从事游牧为生，在统一帝国的军屯启动下，官私农作迅速发展。

从畜牧转向田作，开垦耕田，兴修水利，铸造农具，农业管理的变革，如此等等，使河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受自然地貌的制约，在沙、砾、草原、绿洲相错其间的高原山原地带，不可能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