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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哲学术语本来也是一个开化的词语，关于他的解说，完成也在继续演绎，不过现今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解说中，比较著名的有三个。

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一种指寓，它包括从世界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一套架构。

现代性从传统中开化出来，是对现有体制的一种意识。

大到社会，它是整个世界的现象；

小到个人，它是一种人本主义、个人价值的一种思考与追求。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做是一种“未完成”的设计，是对中世纪价值观、伦理观、宗教观的一种颠覆，也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开始的一种反思和由神到人的一种回归，这种设计是关于理性、人本的设计。

福柯将现代性看做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历史阶段。

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指的是近代以来的“哲学的质疑”的一种风貌，也就是哲学精神内在的精髓。

批判着、怀疑着。

而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精神继承上，都不能割断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渊源，是启蒙运动孕育了现代性。

“启蒙运动”是17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一场思想变革运动，范围极广、影响极其深远，它提倡的“理性”让哲学思想重新焕发出光芒。

启蒙运动关于理性、自由、科学的推崇，逐步构建了现代性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

西方哲学史里，唯理论的奠基人笛卡尔、经验论的奠基人洛克身上都散发着这种理性的精神，在经历了中世纪沉闷、压抑的经院哲学，哲学重新点燃了理性的火焰，开启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先河。

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动摇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保守、神化的宗教哲学的根基，向旧思想、旧理念宣战，给近代的哲学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洛克将视角回归到纯粹的经验，向所谓的“天赋理念”拉开了战弓。

理性主义的发展，走到的极端也就变成了“理性万能主义”，海耶克的自由主义哲学抨击了这样一种过分膨化的的理性主义，它提出理性的有限性。

回归到人性，休谟的《人性论》奠定了启蒙运动“人本”的使命。

启蒙运动中的逻辑，依旧是自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律是同一论。

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先验逻辑”，为属于不同知识类型的思维提供一种共同的、基于先天范畴的逻辑基础。

黑格尔则走得更远一些，他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理性，提出了矛盾这个对立统一体的事物根源。

这些思想都透露着理性，而正是理性的重新定义、倡导，才让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也让现代性正式走进了哲学的眼帘。

启蒙运动不仅是理性回归的运动，而且是科学、自由的运动。

笛卡尔、莱布尼茨的理论基础和数学息息相关，而走经验主义路线的牛顿通过物理学进一步走向科学。

至此，推理、演绎，分析、综合从逻辑中走来，逐步成为科学的方法论。

但是休谟的经验主义走入极致便有了几分怀疑主义的色彩，休谟关于我们无法认识经验外的世界的发问让我们前进的脚步有了些许踌躇，但是他的论断又是革命性的，也正是启蒙运动所需要的质疑的精神，我们接下来便要发问，什么是能认识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再迷信？

在信仰那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前我们是否先斟酌三分。

而唯理论的笛卡尔的理论表现的模凌两可的二元论，莱布尼茨的精神性实体单子的论述某种程度上都不是很科学，用休谟的怀疑说来看，是不是那些脱离于经验的理论构建都只是幻想和臆断呢？

我们怎样才能获得“真的”世界观呢？

康德综合了休谟、牛顿，他吸收了休谟关于“经验外的世界不可认识”的论断，提出“现象世界”“物自体”，这种归纳和区分，似乎解决了这个长久的争端。

而基于现象世界的科学，和基于物自体世界的道德领域，构成了康德的哲学体系，自此科学也就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形而上学也就真正和科学撇清了界线。

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也是现代性的主要内质，现代性正是因为继承了这种科学性才能够以一种理性、主体性的姿态出现。

启蒙运动的另一重要维度便是自由主义。

启蒙运动是关于“人本回归”的运动，人权是主题。

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主张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以及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不得干涉个人权力的论断。

这里的个人主义其实是“个人的维权主义”即“人本主义”。

自由主义有广泛的内涵，包括“个人主义”以及和国家相关的民主、法制、权力和自由、平等等价值的实现。

自由主义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就有现代性的特征，也是现时社会所独有的意识形态。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关于自由主义的几种定义。

霍布斯社会契约论中定义“自由这个词语，按照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

外界障碍指的就是国家权力。

启蒙主义者孟德斯鸠的认识是“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力”。

其实就现时而论，孟德斯鸠的解释是最规范、最服帖的定义，作为自由人，其实就是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实质是作为法人的自由人。

卢梭的定义“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无往不在枷锁中”，这种表述就更具体了。

对于如何在法律的大环境下，实现自由就要借助于社会公约论了，那就是作为自由的人贡献出每个人的特权由一个虚拟的社会体去掌握，通过制定社会公约，制定公共意志来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志。

卢梭的这种自由是伯林的自由论中的“积极的自由”即“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当然这种积极的自由除了社会公约便没有其他的制约性，实质上是极其危险的，谁能保证那种公约一定是公共意志呢？

其实国家制度，机关部署就是一种所谓的公共意志，一种变相的社会公约论。

另外“消极的自由”则是个人在特定的区域内保有自己的空间，保有不受阻碍与干预的自由。

这种自由论，脱离了社会，自然是狭隘、片面的。

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财产的天赋人权世界上就是基于“消极的自由”的一种论断。

启蒙运动三要素，理性、科学、自由的精神也构成了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也是现代性的时代精神，这就说明了哲学发展到现代，已经摒弃了“天赋的”、“纯粹感官”、“神化的”保守精神，披上了理性、科学的新衣，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解答这个世界，同时蕴含在现代性中的批判性精神也回到自身，用客观的、怀疑的方式去看待现代性。

现代性随后乃至后现代性无不表明，随着思想的深化、社会发展的深化，推新革旧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使命。

参考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现代性之“主体性”源起

现代性是和“过去性”的一种革新、更极端的说是决绝。

源于启蒙运动，寓于对统治欧洲近一个世纪的宗教思想的颠覆。

现代性基于启蒙运动中的重新挖掘的理性、科学、自由精神，并在“人本”“主体性”的引导下发展，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带动下，走进现代化，也自此打下了现代性的烙印。

启蒙运动后，哲学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推开了中世纪陈腐的学究说，和理性正式握手。

现代性有一层含义就是“世俗化”，到了黑格尔就有了“现代性的本质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

宗教的世俗化是人类理性发展使然，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由神回归到人”的迫切性，自此宗教终于和哲学划清界限，退回到精神性质的信仰，不过扎根于西方历史的宗教当然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它只是换了一种面貌继续着上帝的救赎之旅，哪怕是康德苦心造诣地推翻了上帝本体论的证明后，还必须架设一个上帝来支撑他的实践理性，构建他的道德法则。

而伏尔泰在攻击教会的同时却说“即使上帝不存在，我们也要创造一个”。

而有着明显地宗教情结的黑格尔，也回到人，主张人和神的和平相处，借神来完成伦理约束。

在肯定宗教的教化意义上，这些哲学家的观念都是不谋而和的。

格里芬曾把现代性看作是三种分离过程，特征就是世俗化。

一就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二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离，三是经济与道德的分离。

第一个分离的结果是，政治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摆脱了教会的控制。

第二个分离的结果是，经济从此独立于政治的领域，国家不得干预市场。

第三个分离的结果则是观念意识的世俗化，用功利主义的世俗观取代了道德观。

这种分离就是对旧思想的一种变革，当然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来看，现代性本身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病，这是后话。

回到现代性本身，理性是它的核心精神。

从笛卡尔开始，理性就重新端上了哲学的台面，“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第一原理，用纯粹的天赋理论和理性思维建设了它的思想大厦。

而斯宾诺莎看来，理性作为一种更高的认识能力，能够真正得到那些“事物本来面貌”普遍的真理。

而莱布尼茨则把理性看做是天赋的能力，通过它我们便可以获得推理真理，即普遍真理。

而康德的“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人为自然界立法”则进一步彰显了他对理性精神的弘扬。

黑格尔的理性演绎，从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用以说明理性是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

他的理性标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引发了用“合理性、理性化”来检验现代性的理论思潮。

韦伯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理性的论断，并且引出了“理性”“理性化”两个概念。

理性由“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最后已俨然成为了现代性的主要内涵，也成了现代性的弊病。

而自由则是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

自由的伸张源于康德的“道德自由”，他的自由异于霍布斯、卢梭的政治性质的自由，而且康德的自由已经升级为人内在的一种原因，并且不受任何其他牵制。

康德的道德自由在性质上是“先验的自由”，源于理性，人为自然立法、也为道德立法。

而黑格尔则认为人只有依托于整个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才能实现“自由权利”。

这里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国家”之间的中间环节，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实现“私人利益”有别于国家实现的“普遍利益”。

黑格尔市民社会学是意义深远的。

谈到现代性的字面意义，就必须要提到现代化。

现代化和现代性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化是因，现代性是果。

现代化是一种“动”的表征，而现代性事一种“静”的素描。

现代化是一个很直观、了然的概念，几乎各个领域都有它的须角，和社会大建设、经济大发展是离不开的。

而现代性，这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术语，它关乎思考，它去探究现代性是什么，他的原因、性质及其如何去“确证”，简而言之，现代性是一种思辨。

哈贝马斯曾经将现代性这套哲学话语系统归结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理性是“确证之源”，自我确证就还原成“理性问题”，还原成理性能取代上帝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

即回到了“人本主义”，人至高无上的“主体性”，即康德的实践理性。

而在黑格尔这里，理性的主体性通过展现为规律、自由和合理性的内在统一，而成为贯穿于只是与道德伦理，亦即真与善的所有领域的原则。

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属于主体性范畴，都是通过对人、理性与自由本性的解读，来表达对现代性的建构。

康德通过“认为道德立法”，而黑格尔则通过“绝对精神”“绝对知识”在道德伦理、社会国家等领域是实现自身的过程。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根基，就像是天赋论是唯理论的根基，主体性崩溃，现代性的大厦自然也会轰然倾倒。

到了尼采，他攻击了人的理性，把人的本质定义为意志，批判了现代性“虚脱的主体性”。

福柯则反思了理性的前世今生，提出根本“不存在所谓独立的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相反是“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福柯的论断指出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其实是虚无的，并不务实。

从此，主体性和它的体系也就成了后现代性对现代性各种诘责的出发点。

康德“现代性”演绎

启蒙运动后康德拉开了现代性的序幕，他的哥白尼式革命引出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重新提出了理性的重要作用。

康德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