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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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较早出版的一部近代历史教科书（李泰芬：

《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把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按照皇位的更迭而分成“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等，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也同样依照北洋军阀的当权者的更换来划分时期。

——当然，这样的分期是毫无意义的，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也有别的书用另外的办法来分期。

例如有一种旧的教科书（孟世杰：

《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把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把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称为“变政时期”，而把辛亥革命以后称为“共和时期”。

这种分期方法也是不足取的。

这样地划分时期，并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不能正确地说明近代历史，往往只是看到历史发展中某一片面，而忽略了许多带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

例如上述的那种把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前的时期称为“积弱时期”的看法，很分明地，是把发生于这一期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成长等看做是不关重要的事情。

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放弃了分期的办法。

它们逐一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中的若干突出的主要大事件，而在叙述每一大事时，附带述及与之有关的前后各方面的事情。

这种叙述方法大致上可说是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方法。

不进行分期，而采取这种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叙述方法，往往会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

例如，有不少书只是为叙述方便，而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第二次鸦片战争）合在一起叙述（曹伯韩：

《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

这样写虽然表示出了这两次战争间的关联，但却几乎完全没有表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

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内部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农民大革命，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正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关于这点，不给以足够的注意是不对的。

从华岗同志的著作（华岗：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1卷增订本，1951年）和范文澜同志的著作（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中也可看到类似的缺点。

例如，华岗同志的著作在第五章《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中有《甲午战争前中日经济政治状况与两国的外交关系》一节，在这一节中述及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前工业开始萌芽的状况；

到了第六章《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为叙述“维新变法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才又附带叙述到甲午战争前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变法维新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萌芽和当时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的发展，很明显地是密切关联的，把二者分拆开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

同样的，范文澜同志的著作也把这二者分别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叙述：

在标题为《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的第五章中述及了当时工业发展的状况，到了以《戊戌变法》为题的第七章中才又追溯到“甲午战争前改良思想的酝酿”。

在近代史中，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这种缺点的产生虽有种种原因，但与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

当然，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内容结构方面的各个问题，不会因为分期问题解决而全部解决。

但是正确地解决了分期问题，就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

因此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关键。

中国近代史中划分时期的标准

要解决分期的问题必先确定划分时期的标准。

这也就要确定，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史时，主要的任务是说明什么，以什么来作基本的线索。

可否拿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形态作划分时期的标准呢？

例如说，拿西欧各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作一个时期，而在进入帝国主义后作为另一时期？

——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诚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

几乎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

可否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的标准呢？

那样也是不完全恰当的。

中国近代历史中，随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

但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

特别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的变化要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激烈一些。

因而如果我们不是全面地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我们就不可能恰当地进行分期。

苏联历史学界曾对于俄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和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中的分期问题进行过长久的讨论，其收获可以供我们参考。

这个讨论结束于1951年3月间，当时《历史问题》编辑部所作的讨论总结（中译本见石父辑译：

《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版。

这里的引文见该书第8—10页）中说：

“参加讨论的人一致反对根据纯然经济性、基础性的现象来在社会经济形态以内划分时期的企图，本志编辑部认为这是讨论本问题时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绩。

把历史分期建基在纯经济性的现象上，便必然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

”

《历史问题》的结论中又说：

“德鲁任林把预示着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各项变化的阶级斗争之最重要表现，视作封建时代及资本主义时代分期的主要标志，这项建议为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所支持。

阶级斗争乃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列宁），它的诸阶段和它的长足进展，它的高涨和它的爆发，系反映着整个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无疑地正构成每一阶级社会形态内部历史过程的最重要标志，没有这种标志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即无从着手。

“但历史家们切不可把阶级斗争的表现视作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历史过程之惟一的和普遍的界标。

——《历史问题》编辑部接着说，——在本国历史进程中，在其各种不同阶段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其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

有时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涨和爆发；

有时则为这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形态、法律和宪法之中；

有时则为社会经济诸过程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理的也是在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的划分时期的问题，所以苏联历史学界的讨论所达到的上述结论是对我们很有益的。

要为中国近代史分期，就须要具体地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特征，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在哪一方面。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近代历史曾有这样的说明：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632页）

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不仅是说，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生活中的一个恶毒的因素，而且表示中国社会内部渐渐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引起了中国社会力量的重新配备，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相互间以及它们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间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出现了激烈的和复杂的阶级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

这样说来，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

如果在历史教书中，把近代史中每一次战争作了极详尽的叙述，不漏掉任何一个发生小的战役的地名，但是并不能使读者清楚地看到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不能承认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是足够地给了人以有意义的历史知识。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

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书中的材料，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不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

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

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

如果用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那就要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中三个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

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

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

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上距鸦片战争8年。

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逐步地形成的，在这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

但农民不可能自发地接受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而利用农民革命以实现这种理想的意图在当时中国还没有比较强的社会基础。

结果是太平天国的失败，这个革命没有能挽救中国免于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坑。

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趋向于更密切地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他们在不损害封建统治势力的范围内接受某一些资本主义的外壳。

这些就是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特征。

在甲午战争（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以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中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

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年到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

义和团的发动乃是甲午战争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高涨起来的革命危机的爆发。

在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期间，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国内已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

封建关系下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并未解除，而且农民群众，特别是在沿海沿江各省，直接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

城市手工业者及各种城乡贫民也都同样感受到这种压力。

因此，在受到中日战争中失败的刺激后，立即在全国许多地区都从社会底层群众中出现了骚动不安的严重状况。

这种群众的自发斗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不同，其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侵略者。

外国帝国主义者曾企图利用这种革命危机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们要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接受他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种种支援。

这时，不但已经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思想，而且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运动。

这种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时还没有。

受到革命危机的震动，这种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运动甚至表现得很激烈，但其实质则是用从上到下的改良办法来抵制农民革命。

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

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带有进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

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