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的大道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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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双手拿挥槌，敲了三下，穿过过道时他告诉观众：
敲三次锣以后，戏就正式开演了。
“您比电视上看着精神！
”第一排的一位观众说道。
他没听清，凑近之后那观众又重复了一遍。
陈佩斯非常开心，主动跟她握手。
“您这话，我太爱听了！
”
“太喜欢您演的小品了！
”坐在后头的一位观众冲他高喊。
陈佩斯抬头顺着声音发现了喊话的人。
“小品？
！
”他顿了一下，“您这一看就很少进剧场，我做舞台剧都十来年了，您这还小品呢！
”他把头一侧，问大家，“现在有个词，管落伍叫什么来着？
”“OUT！
”大家齐声回答，笑声又一次淹没了小剧场。
“对！
”陈佩斯冲着那位观众一乐，“您OUT啦！
”走近喜剧是“历史的偶然”
“王爷，今天我就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追回来。
明儿个，再把割出去的土地给追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
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欺负咱们中国人！
”陈佩斯一副清朝衙役装扮，胸前印着一个繁体的“邮”字，慷慨激昂地念着台词。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
除夕之夜11点半左右亮相的小品，是每届春晚最重头的语言类节目。
1998年的这个演出窗口，属于陈佩斯、朱时茂作品《王爷与邮差》。
“老少爷们儿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陈佩斯扮演的邮差问观众。
“追！
”台下异口同声的嘹亮回答充满了整个一号演播大厅。
这是陈、朱这对黄金搭档第11次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
喧天的京剧锣鼓衬着现场观众开怀的笑声，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他俩最后一次亮相春晚。
“《王爷与邮差》算得上近年的一部创新之作，它主要探讨中国人的尊严问题，用与外国人赛跑的设定，在王爷邮差来来回回的交谈中体现了‘王爷’对外国人的惧怕和谄媚，以及‘邮差二傻’的民族自豪感。
表演中，陈佩斯巧妙运用新启用的一号演播大厅的优点，使表演不再局限于舞台之上……‘二傻’获得第一名时和观众的互动也将故事推向了整个小品的最高潮。
”在2012年8月出版的编年体著作《春晚三十年》，回忆1998年的章节这样写道。
这是陈佩斯耗费心血最多的一个小品，从1991年算起，历时7年才得以面世。
二人那身清代演出服是他们亲自花钱制作。
直播当晚，因为朱时茂的话筒失灵，演出效果严重受损，甚至不及带妆彩排。
这次演出事故让始终求精的陈佩斯将最后的背影和永远的遗憾，留在了那方舞台。
陈、朱二人最近一次聚首，是在北京电视台。
从2012年年底开始，二位笑星摇身一变，化身北京卫视音乐综艺季播栏目《一起唱吧》的嘉宾主持。
客串主持的副业之外，现在朱时茂专攻电影，由他导演的贺岁片《爱情不NG》将于大年初一公映。
虽然如今的陈佩斯主业是继续躬耕舞台，但引他踏上喜剧之路的也是电影，那部作品是他和父亲陈强主演、1979年公映的《瞧这一家子》。
“这个片子演完之后，我对喜剧的认识依然是一头雾水，不见庐山真面目。
后来逐渐走近喜剧，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那就是和朱时茂走到了一起。
”陈佩斯说。
“没有意义的笑，是不允许的”
1983年，谢晋作品《牧马人》大获成功后，中国影坛也收获了一张新面孔，他就是片中男一号许灵均的扮演者、福州军区话剧团29岁的战士朱时茂。
凭借在《牧马人》中的出色表演，朱时茂被借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
因为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他的临时住处就在厂里的招待所。
跟他相比，大他不到俩月的陈佩斯是八一厂的老兵。
1973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陈佩斯考入八一厂，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那时整个八一厂惟一一部民用电话，就在我们招待所。
”朱时茂介绍说，每天在他宿舍外面排着的长队，全是往外打电话的人。
“佩斯当时家在北影厂，每次排一个号之后，他就相互串串门等着。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
“二子”，这是后来很多人熟知的一个陈佩斯的经典角色，它最早出自1982年的电影《夕照街》。
尽管影片镜头下展现的是北京胡同里的群像，但它对于刚刚经历的那场动乱的反思以及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像《牧马人》一样深情抚慰着时代人心。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话想说，但不能随便开口。
当时的中国人，同事之间是一个口径，开会时是另一个口径，只有晚上回到家里，跟自己最亲的人，能说几句真心话。
”跟我说这话的老人年近八十，名叫黄一鹤，也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知名春晚总导演之一。
1983年，他受命担任首届央视春晚总导演。
30年过去，春晚基本形态沿袭至今。
在那年的除夕之夜，中国电视荧屏上第一次出现了串场的主持人，央视导演们快要荒废的直播功夫也被再次拾起。
黄一鹤在现场架设的4部电话因为技术原因，只有北京地区的观众可以拨打，但依然被打爆。
“当时我们并不懂什么‘人权’这些概念，央视作为喉舌也历来是我教育什么你看什么，但这一次我打算用这4部电话，把话语权交给观众。
他们点什么，我们演什么。
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在相聚团圆的守岁之夜像开闸洪流倾泻而出。
李谷一的歌曲《乡恋》、王景愚的哑剧《吃鸡》等一系列节目，通过直播信号，将久违的酣畅笑声和由衷快乐送到了千家万户。
首届成功之后，黄一鹤继续担纲新一届春晚总导演。
当时凭借电影和走穴演出已经小有名气的陈佩斯朱时茂二人第一次收到了春晚的邀请。
“小品历来是中戏和电影学院考试的东西，没人拿来公开演出。
当时主要是觉得我们的晚会中从来没有这种类型的节目，所以我请他俩来搞一个。
”黄一鹤回忆。
这部作品就是陈佩斯的第一个春晚小品《吃面条》。
和朱时茂熟识以后，陈佩斯和他私下聊天谈得最多的就是各自拍电影时发生的一些趣事。
比如拍摄一场哭戏，经验不足的演员怎么也哭不出来。
二人决定就将电影背后的这些故事改编创作。
“积极向上、无产阶级意识强烈”，这是当时广电部主管领导对晚会节目提出的总体创作原则。
《吃面条》诞生后的第一次“面试”，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食堂，那天张谢林、李富荣、庄则栋等名将都搬着马扎坐在下面。
“演出时我往下面一看，后面椅子上没人了。
我心里就紧张：
怎么回事？
难道太难看，人都走了？
”朱时茂现在想起这段都忍俊不禁，“后来才知道，人都笑到椅子下面去了。
直播当天下午，黄一鹤在演播大厅的二楼看见了情绪不高的陈佩斯。
尽管演出效果极好，但《吃面条》可不可以上，负责审查的领导一直没有表态。
“没有意义的笑，是不允许的。
”这是当时审查领导普遍的态度，矛头所指是不是《吃面条》，无人得知。
当时急得上火牙疼的黄一鹤满脑子更大的压力不是来自这个小品，而是他邀请的张明敏、李大维等4位港台演员的首次亮相。
“如果他们直播时说错一句话，别说我老黄了，连部领导的政治生命也结束了。
看着意兴阑珊的陈佩斯，黄一鹤像嘱咐港台演员一样拍板：
上，《吃面条》上！
出问题，我负责！
但佩斯你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审查的本子来，一个字都别错，一个字也不要改！
有了喜剧之后，晚会丰满了
“后来有人评价《吃面条》的意义，说它并不在于喜剧上的成功，或是为电视节目增加了新品种，而在于它把欢乐还给了人们。
……尽管喜剧作品都是小节目，也非常短，但从此就有了春节晚会的概念。
有了喜剧之后，晚会丰满了。
”多年后，陈佩斯为首次亲历春晚写下了这段文字。
在北京台录制节目的化妆间，他和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想，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只是在努力地进行个人的争取，当然也只是为了展示我们个人的才艺。
《吃面条》成功之后，依旧讲述电影拍摄幕后故事的新作品《拍电影》在1985年春晚与观众见面。
这届春晚是黄一鹤总导演生涯里败走麦城的一笔，追求创新的他将春晚带出演播室，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
那些极尽心思设计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精致舞美，因为灯光不到位，全无效果。
演员陈冲直播时说的一句“你们中国人……”激怒了电视机前无数的观众，晚会还没结束，批评的电话就络绎传来。
“由于我们组织领导不力，致使1985年春节晚会严重失控，未能体现‘团结奋进、活泼欢快’的宗旨，在此向全国广大观众致以诚恳的歉意……”3月2日，春晚结束不到两周，央视首次公开向全国观众道歉。
只有董文华、罗文等人表演的极少数节目免遭观众责骂，其中也包括陈佩斯、朱时茂小品《拍电影》。
一年后，春晚重新回到了台里600平米的演播室。
黄一鹤第四次担任了总导演。
直播前10天，导演组让陈佩斯和朱时茂拿出新作品。
这种几乎无法完成的创作任务，在央视春晚的历史上司空见惯，很多大牌都遭遇过这种高强度的身心双重高压。
他们决定去羊肉串摊贩云集的西直门体验生活，这个作品就是《羊肉串》。
在观众眼里，陈佩斯一人分饰两角，尤其那个两撇八字胡、身穿黑白条纹浴袍的小贩形象成为春晚历史上的一个经典角色；
在学者笔下，《羊肉串》“既讽刺街边无照经营的不良商贩偷税漏税的行为，也反映了当时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商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城管‘站着说话不腰疼’”。
而在陈佩斯这里，“从《羊肉串》开始，我的喜剧章法逐渐成熟。
“《吃面条》、《拍电影》从喜剧技巧上说，简单；
条件铺垫弱化，文学性差，喜剧量不足，人物也不饱满。
基本上有一方是无作为的，没有什么人物和心态的变化。
但从《羊肉串》开始，我们两个人物都鲜活了。
相互之间开始制造困难，已经有了喜剧套路。
除了《羊肉串》广受好评，很多观众对这届春晚的另一个记忆是现场举行的一场婚礼。
新郎是老山前线两次荣获战功的战士杨晟，新娘是青岛市歌舞团独唱演员于民刚。
为他们主婚的是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
黄一鹤憧憬多年“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与民同乐”的心愿成为现实，但从两年前开始的春晚“负载政治任务”的倾向不可避免地更加强烈。
这种悄然发生的变化，像老山前线未曾停息的炮火一样，让严肃的创作者心头隐隐不安。
急流勇退，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时机
“陈老师您该去拍电影，现在电影多火啊！
“今年您会上春晚吗？
“您下一次演话剧是什么时候？
……
《老宅》演出前，陈佩斯第二次敲过锣后，逐渐熟络起来的观众争先恐后发问。
很多人都掏出手机拍着视频。
“你看我现在无论走到哪儿，见到观众就会有人告诉我，我特别喜欢你那小品。
我其实心里也高兴，我会说是吗，谢谢，谢谢。
这不是钱能买来的，他们一看见你，一团温暖就过来了，我真的特满足。
所以我特感激，我曾经拿出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那么多钱在我们身边飘走，但世道是公平的，以心换心，这就是中国人。
历届春晚基本都在每年7月建组，历时半年筹备成形。
“陈佩斯和朱时茂他俩都是很严肃的创作者，他们会用很长的时间来打磨，不达到自己的要求，宁可不上。
”黄一鹤说。
“一个节目从创意到最后演出，至少半年。
”陈佩斯说，“春节之前各种慰问的演出又多，我们就天天看着那钱从身边飘走。
我俩住在剧组的招待所，一觉醒来，几千块就没了，当时几千块可不得了。
这种看不见的损失，我跟老茂不知道有多少。
我们不像有些人，满天飞着还来演，到点才来。
我们不是，我要答应你了，我就跟你一起泡在这儿，拿出时间来做。
在很多观众的记忆里，《警察与小偷》是经典作品，但却是陈佩斯最不喜欢的一个春晚小品。
它原本要在当年的公安部春晚上演出，那一年，因为陈佩斯创作的《万国运动会》没能通过审查，导演组于是从公安部要回了这个小品。
按照陈佩斯的设想，这个小品应该采用单机拍摄，做成短片。
他跟导演组最大的分歧是，这个节目可以录播，剪好了到时候播出去就完了。
动作性，是他眼里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
通过电影剪辑的特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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