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书馆收藏宋元版汉籍的情况北京大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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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只有第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汉籍，即存藏于海外的中国古籍。

第二种可以作为辅助列入海外汉籍的研究范围之中。

海外汉籍的流传分为五种情况：

1.外国人直接从中国带出去的，如：

日本的遣唐使、美国的恒慕义等；

2.中国历代政府官方赠送的，如：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部分中国古籍、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容闳带去的中国古书（有赠书目录）；

3.外国人从中国购买的，如：

美国的义理寿、葛思德买的医书（藏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日本的静嘉堂文库（三菱财团买的陆心源及其后人的藏书）；

4.侵略者掠夺去的，如：

东三省的部分藏书、圆明园的文源阁《四库全书》零本、部分《永乐大典》等；

5.中外勾结、联手盗卖出去的：

如敦煌藏经洞的珍贵文献。

党和政府以及国家领导人一直很关注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籍的命运，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

“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

”为了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二十多年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全国各高校的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专兼职学者，规划实施了以“九全一海”为代表的数千项古籍整理研究项目。

尤其是近年来古委会先后组织实施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工程》、《日藏珍稀本汉籍丛刊》、《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和《中国大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等重大项目。

其中，《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工程》已经出版了第一辑和第二辑，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目前，其第三辑、第四辑正在进行之中。

另外由社科院历史所和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也已经出版了第一辑，目前第二辑正在编纂之中。

海外汉籍研究正在国家和学界的重视下大力发展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为了摸清全球范围内中国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如宋元版）的存藏情况，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现在就把调查到的关于美国图书馆界收藏中国古籍的情况做一介绍。

美国图书馆收藏中文书籍包括古籍是从十九世纪末才开始的，大部分是靠赠送或交换得来的。

根据钱存训的研究，最初是在1867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即将美国政府出版品每种留出50份，责成司密逊学院向其他国家办理交换事宜。

清廷总理衙门奏准选购了《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皇清经解》、《针灸大成》等十部农医类书籍，于同治八年（1869）交给美国。

这批书至今依然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这可以说是中美两国之间图书交换的开始。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主要的中文藏书机构有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和芝加哥自然科学博物馆等十来个，总计藏书约20万册。

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各东亚图书馆大量收藏中文图书和古籍图书，主要是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当时美国的教会组织有计划地积极向亚洲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的了解。

同时也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到欧洲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不少大学的课程设置都仿照欧洲的体系，因此“汉学”也成为美国东方研究的一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出现了不少新兴的学术团体，如成立于1925年的“美国太平洋学会”（the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1926年的“华美协进会”（ChinaInstituteAmerican），1928年的“远东研究促进委员会”（CommitteeonthePromotionofFarEasternStudies）（即“远东学会”［AssociationforFarEastern］及现在的“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的前身）及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

当时和这些学术团体同样重要的则是几个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等。

由于这些学术团体的倡导，基金会和私人的大力资助，使得美国的中文图书收藏得以迅速增加。

这一时期设立的新图书馆有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东亚馆。

此外，夏威夷、宾州和西北等大学以及加州克里蒙学院也都相继开始收集中文图书。

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中文图书馆已增至二十所，藏书约100万册。

当时的美国国势强盛、财力雄厚，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其战后发展的基础。

美国收藏的中国古籍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

1.清廷赠送；

2.派人搜购；

3.购自日本和台湾（私人转让和捐献）。

1.清廷赠送。

光绪三十年（1904），清朝政府将其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的路易斯安那贸易百年纪念博览会的一批图书2,000多册赠送给了国会图书馆；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了答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清廷特派唐绍仪为特使到美国华盛顿，赠予国会图书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计5,040册，为光绪二十年（1894）同文书局石印本。

2.派人搜购。

派人到中国广泛搜集采购古籍图书，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各东亚图书馆馆补充馆藏的重要来源。

1915年～1926年间，美国农业部的一位植物学家施永格（WalterT．Swingle）三次到中国各地广为搜罗，陆续采购到中国农业、类书、丛书、地图和方志等约68,000多册，其中方志即有1,500部之多，从而奠定了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方志的基础。

1929年到中国考察植物的罗克博士（Dr．JosephF.Rock）也代国会图书馆搜购到西南各省的一批方志。

1933年国会图书馆又通过王文山介绍，购得山东潍县高鸿裁所藏的山东各县方志118部。

1934年，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W.Hammel）也亲自到中国，又购得近8,000册中文图书。

义理寿（IrvinVanGillis，1875-1948），美国注华公使馆海军上校武官，接受过美国海军情报训练，是一位指纹、打字机显微镜分析专家，汉语相当流利。

他是美国人在中国大陆搜集古籍善本图书最多的一个。

当时他在中国替美国建筑师葛思德购买古籍图书，他把搜集、鉴别情报的技巧用在了中国书籍及版本的研究之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他给每部买到的书都做了注解，他对中国古籍版本的知识，曾获得王重民的称赞（后文有专门叙述，此处从略）。

从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中期，义理寿总共为葛思德购得古籍图书共102,000册之多，其中仅乾隆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原本，他就分别购得四套，其中有二套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一套收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再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裘开明，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委托北平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等有关机构代为购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那些大部头的丛书、各省方志、众多的明、清文集等都是那时购入的。

3.购自日本和台湾（私人转让和捐献）。

从二战结束到五十年代初，作为战败国，日本经济跌入谷底，不少人家将收藏的古书变卖以换取粮食，市面上不少旧书店因此古籍充斥。

裘开明就曾二次赴日，选购了包括经史子集各类的古籍善本，其中就有百余部明代所刻而经日本人重新装帧的善本书。

四十年代末，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从日本某收藏家手中买到2,500部古籍图书，包括一小部分的碑帖。

这批图书经过沈津鉴定并编目，属于善本书的约有200部左右，包括宋刻佛经、明清文集、类书、小说、印谱等，其中一部分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未藏或罕见的，如宋奉化王氏祠堂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本、明万历刻本《新刻翰林改正京本杜诗评选》、《宪世前编》、明钤印本《秋闲戏铁》等等，这批图书都是王重民所未见到的。

六十年代初，台湾私人收藏的两批古书相继为美国东亚馆购得，原书为河北高阳人齐如山和李宗侗所有。

齐如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戏曲研究专家，他一生收集的有关戏曲小说的图书多达1,000多部，其中数百部都是比较稀见的珍本。

齐氏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其后人即将其收藏的部分戏曲小说善本计72部卖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

李宗侗（玄伯），祖父为光绪朝的重臣李鸿藻，叔父即为李石曾。

他早年曾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后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去台湾后为台湾大学教授，1974年去世。

他的书不多，但有潘祖荫致李鸿藻手札八大册、文廷式稿本《知过轩随录》等，都被芝加哥东亚图书馆收购。

至于转让、赠送给有关图书馆的也不少，如清光绪五年（1879），美国驻清廷的首任公使顾盛（CalebCushing）将他在中国时所收集的2,500册汉文和满文书籍转让给国会图书馆，这批藏书中有太平天国文献，但明刻本不多。

又如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购入贺光中藏佛经一批，其中佳本颇多。

再如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早期收藏的部分即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所赠；

七十年代，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又将其所藏有关太平天国书籍320部600余册捐赠给该图书馆。

下面分别对美国收藏中国古籍较多的几个主要图书馆作一简介。

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ofCongress,UnitedStates）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北美收藏中文书籍最早也是西方收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一座图书馆。

它创立于1800年4月，坐落在华盛顿国会山，紧邻国会大厦，总面积34万平方米，占地面积64.5英亩（约26.1公顷）。

国会图书馆由3幢以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精美建筑组成，分别是1897年落成的汤玛斯·

杰弗逊大厦、1939年落成的约翰·

亚当斯大厦和1983年落成的詹姆斯·

麦迪森大厦。

这三座大楼有地下通道相连，其中设有餐厅和饮食区，并且辟有专门的旅游线路，所以说它不仅是一座巨大的书城和文献宝库，也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重要的旅游参观景点。

国会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始于1869年，即清同治八年。

那年6月同治皇帝将明、清刻本共10部933册赠送给国会图书馆以换取美国的农作物种子，这批赠书开了国会图书馆中文书籍收藏的先河，也是中美两国间图书交换的开始。

这批书迄今为止已在国会图书馆存藏了140年。

其后美国驻华公使及中国政府陆续赠书，美国农业部亦为该馆采购有关中国农业、丛书、类书、地图和方志等书籍约20,000多册，该馆的中文藏书得以日渐充实。

1928年国会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文献部，当时称为中文部（1931年改称为中日文部，1932年扩大为东方部，1942年改名为泛亚部，到1978年才正式定名为亚洲部），由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主持，与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建立交换关系，并聘请中国学者协助，先后出版了该馆所藏《善本书录》及《方志目录》，又编印《清代名人传》等书，俨然成为当时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心。

此后积极搜罗，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私人珍藏陆续流出，因此国会图书馆所获精本颇多。

亚洲部现在有中国及蒙古、日本、韩国（南北韩）、东南亚和南亚五个组。

总藏书量（已编目的）有282万册。

其中文馆藏设在杰斐逊大楼二层，与日本、东南亚文字、朝鲜文部并列，共用一个阅览室。

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有图书约100万册（是中国之外收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其中有善本汉籍约2,000部5万余册，另有近4,000部6万余册的中国地方志，其中有100多部是孤本，出版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中国地方志2938部。

还有41册《永乐大典》，是中国之外收藏最多的一家。

2002年4月，在北京召开“《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时，统计出现在散藏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永乐大典》零本共400余册，也就是说美国国会图书馆约藏有全球现存《永乐大典》的十分之一；

有《古今图书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