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学到汉学清代康雍乾学术风气的潜移精选文档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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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初学人经世的焦虑与朱子学的回归

　　明代的学术以嘉靖、隆庆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嘉、隆之前，朱熹所注的“四书”及朱派学者所注“五经”成了科举教科书，程朱理学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

在思想统一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流弊，科举考试甚至“宁言孔、孟误，不言程、朱非”，学术日趋僵化保守。

至明中叶以后，程、朱知识主义的道问学倾向，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沉溺于书册子，所学与所行严重脱节。

随着社会道德人心的普遍堕落，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学术来应对教化危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绍继陆象山的王阳明心学出现了；

嘉、隆之后，学术界成为王学的天下。

明末学者王夫之在总结这一学术风气变化时指出，学者“逐迹蹑影，沉溺于训诂。

故白沙起而厌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

当然，这种评价对王学不免有成见，但他指出的学术界对知识主义的厌弃是王学产生的一个原因是正确的。

陈献章（白沙）的名言“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很干脆地否定了朱熹格物致知的知识主义治学方法，表现出向内转的修养路径。

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虽然他本^并不取反知的立场，却存在直指本心、反知识主义的学术倾向。

《明史?

儒林传》指出：

“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以至于出现“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的局面。

其实，不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其学术都主张经世，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孔孟的真谛，都是针对当时的学术弊端提出的救世方案。

学术总是在纠偏、纠弊中向前运行，每一种学术的产生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但时代变化了，学术也跟着变，僵化的学术总要被顺应时代的新学术所取代。

这是学术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王学在嘉、隆之后风行了近一百年，晚明甚至科举考试发挥的也是王学的义理，“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

那么，王学有没有达到它厚风俗、美教化、重扶道德礼教的经世目的呢?

应该说是部分地达到了。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长达六十二卷，其中大部分记载的都是阳明学派中的学者。

这些心学家忧国忧民的衷肠，严于律己的道德风节，生死祸福不动于心的修养境界，让人感到可敬可叹。

明清易代，读书人普遍表现出的自杀式的“赴义”情结，其惨烈的程度也为历代亡国时所少见。

这不能不说与王学教化有关。

但是，王学自身也出现了分化，正如梁启超所说，学术“全盛时必有流弊”。

王学虽然意在阐发圣道，但因为杂糅禅学，有许多理论再阐释的空间，学者理解多歧，往往走向王阳明本意的反面。

同样是王门中的人物王塘南就很忧虑王学末流的猖狂自恣。

他批评说：

“‘致良知’一语，惜阳明发此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

及其弊病，则“学者以任情为率性，以媚世为与物同体，以破戒为不好名，以不事检束为孔、颜乐地，以虚见为超悟，以无所用耻为不动心”。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阳明“致良知”本意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但被末流引向反传统、反道德一途了。

王阳明有名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或许在他的心学体系中是圆融无病的，但后学的理解则是另一回事了，不少人以此作为伤风败俗、无耻行径的借口。

顾允成对此抨击说：

“迩来反覆体勘，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只被‘无善无恶’四字作祟。

君子有所淬励，却以‘无’字埋藏；

小人有所贪求，却以‘无’字出脱。

”王夫之对此也深恶痛绝：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流害。

”所谓王学末流、泰州学派很多思想已成为阳明学的异端。

李贽是王门后学中的人物，公然为“好货、好色”正名。

王学末流与狂禅派结合起来，使学人乃至官场中出现了一种追求奢糜和及时享乐的社会风气，所谓“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

这种追求声色享乐的思想观念，不论是程朱式的禁欲还是阳明式的良知都牢笼不住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灭亡。

随后清兵入关，很快在全国建立起了清王朝的统治。

对于当时的知识人来说，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

他们通过痛苦的反思找到了亡国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腐败，二是缺少能经世致用的治国人才。

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清初学者都从学术上找原因，将纵欲腐败的流行归罪于王学的误导。

顾炎武把王阳明比作魏晋时倡导玄学的何晏、王弼，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

他还以李斯为例，认为李斯的学术乱天下，以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

这等于说王学末流带来的社会危害直接要王阳明负责。

张伯行也认为，王学应为明亡负责。

他从政治与学术相结合的高度宣判了王学的死刑：

“自姚江之徒以不检饬为自然，以无忌惮为圆妙，以恣情为纵欲、同流合污为神化，以灭理败常、毁经弃法为超脱。

……而圣贤之藩篱决矣!

”陆陇其也认为：

“每论（天）启、（崇）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

”一生踪迹、交游不出乡里的张履祥虽然曾受学于王门一系的刘宗周，此时对王学也痛加责备：

“今日邪说暴行之徒，莫非自托于良知之学，究其立身，寡廉耻，决名教，流祸已极。

”正是由于学术不正，人心才沉于利欲，造成国家的覆亡。

当然，这些批评多是愤疾之辞，腐败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归罪于学术实属夸张。

中国历史上，一遇到社会或民族危机，首先要怀疑和批判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常有的现象。

理学怀疑汉唐经学，王学怀疑朱学，清初学人怀疑王学，甚至“五四”时期怀疑传统文化无不如此。

王学对于救正士人的道德达到了部分目的，但它带来的流弊，所受到的批评，客观地看，也不全是诬枉之词。

至于王学空谈心性不能致用，造成经世人才的匮乏，学人批评更多。

最著名的批评有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骂那些学者“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泛批，其中包括程、朱、陆、王所有理学。

其实并非如此。

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就说：

“百余年以来的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这个“百余年”明显就是指的王学流行时期。

黄宗羲有王学的背景，但他也批评那些只谈心性的理学末流遇到国家危机、让他们开出有效药方时，他们“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这些人物或许有一定道德境界，但最多不过“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救国救民于事无补。

总之，学者们认识到改朝换代亡一姓不要紧，但不能亡天下，不能亡我们的文化，应该改造我们的学术，复兴儒学的真精神。

顾炎武提出“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口号，黄宗羲提出“经天纬地”之学，王夫之发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愿。

他们都试图寻找救世良方，重新恢复儒学的经世传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古老的经学，转向知识主义的传统了。

　　作为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王朝，清廷要想成功统治以汉族为主体的广大区域，必须要接受他们的文化。

对于清初学人普遍主张向宋学复归，试图以程朱理学取代王学以救治晚明以来恶化了的风俗人心，清廷顺势而为，也想借助程朱来统一思想以巩固统治。

于是，在清廷和学人的各怀目的双向努力下，程朱理学占据了学术界的绝对优势。

康熙皇帝玄烨的几个师傅如熊赐履、张英、陈廷敬之流都是理学大师，这使玄烨从小就接受很好的理学教育，也使他对理学欣赏有加。

所以康熙帝后来下令编纂《朱子全书》，将朱熹在孔庙的地位由两庑提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同时重用一批理学名臣，应该说是顺应了时代的学术潮流的。

清代顺、康、雍时期是朱学的全盛时代，在朝有真真假假的理学名臣，在野有草茅下士真诚信奉程朱。

理学名臣，在所谓“国史”中有传；

草茅下士的理学家也不少，江藩的《国朝宋学渊源记》专门记载了清初三十九位民间理学家的感人事迹。

科举考试更是走了明朝中叶以前的老路，以朱注的“四书”作为主要教科书。

　　朱学的复兴有没有起到经世的效果呢?

应该说是有一定作用的。

首先是尊朱的文化政策迎合了学人的学术反思，逐渐消泯了知识分子对“满清”的敌意，即如黄宗羲这样有气节的晚明遗民最后竟然也以“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的“圣主”美名来称呼康熙帝。

其次，对朱学的提倡和信仰也对清初吏治的廉明起到一定作用。

朱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对自己的生活欲望控制极严，据说朱子在建安讲学时，生活上待己待人都是粗陋不堪、难以下咽的“脱粟饭”，这种“孔颜乐道”式的清苦生活作风影响了后世的理学信徒。

例如，康熙朝两江总督于成龙，为官廉洁爱民，生活极为俭朴，百姓称他为“于青天”。

他还有个外号叫“于青菜”，是说他每天只以青菜豆腐过活。

1684年，他去世之时，唯一的私人财产只有几件破布衣，事迹非常感人。

其他理学名臣如张伯行、陆陇其等为官也非常清廉。

张伯行的官箴是：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学风能够提升士风。

所以说，理学对迅速缓和社会矛盾、复苏民生、促进康乾盛世的出现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但是，程朱理学大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流弊；

清初在尊奉宋学的同时，也孕育了反宋学的种子，这就是宋学新的对立面――汉学的兴起。

　　二、康乾时期宋学的困境与汉学的崛起

　　清初顾炎武鉴于王学之弊，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其实已开汉学的门径。

清初诸大儒都提倡通经致用，但在学术取向上普遍汉宋兼采，汉学此时只是萌芽，还没有形成很大的气候。

经过近百年的悄然发展，到了乾隆后期，汉学才最终取代宋学成为主流学术。

自此以往，汉学如日中天，而且排击、诋毁宋学；

宋学处境艰难，声名狼藉并处于守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学术现象呢?

仅仅从文字狱、政治高压等社会原因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重新梳理这一段学术史，即可发现这种学风转移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

　　其一，尊崇理学造就了大批的伪道学，使得一些正直的学人对理学产生了怀疑。

如果学人对理学的信仰不坚定或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就很难接受程朱式的苦行主义的修养方法。

但是官方又提倡这个东西，甚至权势者以此绳人不绳己，这势必造成伪善和虚假。

如雍正时期的进士汪师韩对那些假道学们进行揭露：

“每见士大夫晚年之弊，无过两端：

谈道学者，不读书之狐假也；

谈禅悟者，无品行之兔脱也。

苟遇禄利之途，不觉暴露其本衷，不得不委折掩护，以曲为解。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何世儒以命与仁与利同其?

g?

g而沓沓乎?

”每遇到个人利益，那些自称理学家的本质便暴露无遗了。

乾隆时期的蒋士铨也发出感慨：

“必信必诚，不必讲道学，乃是真道学也。

……苟高视阔步，侈谈宋人语录，厚貌深情，色庄欺物，迹其所为，下同厮养。

此诡计其术、桎梏其身之小人也。

”对那些假道学之虚伪说得很形象。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既然朝廷和皇帝喜欢这个东西，下属装出一副道学的模样，说不准能骗取名声、侥幸升官。

康熙帝也认识到假道学的问题：

“朕见言行不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

”假道学之多，已让他感到无可奈何，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皇帝干脆亲自出题“理学真伪论”以试八十九名翰林院学士。

至于理学名臣如李光地，被全祖望揭露其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

这些让人不齿的行径，也确实损害了理学的名声。

此外，理学的道德高标主义也使学者对理学自身发生怀疑。

比如，戴震就认为，遂情达欲、将心比心才合乎孔孟的人性说，而理学则是真释老、假孔孟，是“以理杀人”。

他的《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则以还原孔孟真义的名义，公开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

　　其二，清初理学缺少理论创新，其空疏和僵化为积学之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