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影响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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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影响Word文档格式.docx

中苏两党争论时期,中方是这样定义特权阶层的:

“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1]现在看来,受当时中苏政治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定义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对“蜕化变质”的突出则是明确和正确的。

特权阶层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

该社会阶层数量庞大,享有的特权多种多样。

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一、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尚未形成特权阶层

  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在当时的苏维埃国家中,特权阶层形成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

但特权现象的出现却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

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饥饿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为高级领导干部提供廉价伙食。

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

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

此后,国家领导人享有的特权种类逐渐增加。

这种为保持国家领导人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便是苏联党政干部享受特权的开始。

  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均不存在使享受特权者形成社会政治阶层的条件。

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大小官员在社会中占了支配地位,成为拥有权势的人,而其中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他们便形成特权者。

因此,掌权的大小官员最有可能成为特权阶层的成员。

但是,斯大林时期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得拥有特权者不可能形成一个阶层。

从国内方面来讲,这一时期苏联尚处在国家建设的初期,在巨大的建设热情鼓舞下,人们满怀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信念,信心十足地进行国家建设,这时脱离集体和群众、利用手中权力追求特权的人还是少数,少数特权者构不成一个社会政治阶层;

同时,那时苏联各方面的条件还十分艰苦,还不具备大兴特权的物质环境。

另外,斯大林不断地搞政治斗争,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官员通常成为受政治冲击的对象,掌权的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小心翼翼,生怕因差错而授人以柄,殃及自身安全,因此也不能形成围绕特权的稳定的政治心理特征。

国际上,苏联长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特别是像二战那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环境,领导干部成批地走上前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既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干部层,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特权阶层。

  到赫鲁晓夫时期,干部队伍的人数稳中有升,但赫鲁晓夫实行特殊的干部政策。

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的规定,对干部层进行定期的硬性更换。

据此规定,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任期届满而落选,更换率高达60%[2],中高层的党组织虽然更换率相对较低,但也变换频繁。

此外,赫鲁晓夫时期针对干部队伍的改革不断,像下放中央机构、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的划分等措施,使干部层处在不断的变换之中。

这种干部队伍职位的经常变动,既影响了稳定的干部队伍的形成,又使干部们处在一种持续的心理紧张状态,不敢去肆意地追求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和享受特权的干部也就不可能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

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本人是干部特权的积极反对者,虽然他未能挖掘产生特权者的体制上的因素,但他懂得特权的害处,于是大刀阔斧地削减干部特权。

“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

”[3]赫鲁晓夫取消了斯大林时期为高级干部发放第二工资的“津贴袋”制度,撤销了除最高机关外的其他机关的疗养院网,减少了享受公家配备轿车的领导干部的数量。

“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

‘钱袋’、免费早餐、不少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4]他的这些措施起到了缩减特权者队伍的作用,使干部队伍中享受特权的人数大大减少。

“赫鲁晓夫担任党的领导人(后来担任政府领导人)以后,特权制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还没有触及到最高权力集团,享受额外‘待遇’的人数大大减少。

”[5]所有这些都使特权者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少量特权者自然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阶层。

  综上所述,在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已存在特权和特权者,但这时特权者不足以构成特权阶层,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形成的条件才得以具备。

二、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渐具备了特权阶层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勃列日涅夫时期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

他吸取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教训,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同时又以此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

在执政期间,勃列日涅夫在处理干部问题上小心翼翼,从不轻易地撤换一个干部,更没有进行过类似赫鲁晓夫大规模更换干部队伍的改革。

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曾提出:

“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

”勃列日涅夫将此视为公式,“甚至以在他领导时期所有地方干部通常没有任何变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荣。

”[6]至于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的政治机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从来也没有提上过议事日程。

而且,这一时期形成了领导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

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逐渐形成了稳中有升的、日益老化的干部队伍。

这一稳定的干部队伍成为特权阶层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勃列日涅夫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稳定的政策有正负两方面的结果。

从积极方面讲,各级干部可以制定长期的计划,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之中;

但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政策迎合了干部们的心理,“大小领导人开始喜欢上了勃列日涅夫,他不想变化,他们也不想变化,特别是不想从高到低调换他们的职务。

”[7]许多干部因地位稳定没有了危机感,同时也失去了责任感,从而疏于对自身的约束,开始脱离群众,追求不该有的特权,这当然就促成了特权阶层的形成。

  第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队伍在稳定的同时还在不断扩大。

而且,他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权力,不限制反而鼓励他所领导的党的机关去干预政府的工作,使得党政不分状况愈演愈烈;

同时党还不断设置新的与政府重叠的机构,到70年代末,党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与政府机构重叠的,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

所有这些使得苏联的机构臃肿,官员队伍迅速扩大。

干部是特权阶层的主要来源,不断扩大的干部队伍中享受和追求特权的人也在不断增加,特权者也逐渐由少数人扩大为一个社会阶层。

  第三,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赋予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不可动摇的地位,从而使各级官员集中了巨大的权力;

而且苏联政治体制中也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为各级官员以权谋私、演变为特权者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

历史和现实经验都表明,“政府官员对企业运行、人民生活的处置权越大,腐败就越容易滋长、泛滥。

迷宫式的政府管制是官员寻租的沃土,而当经济中政府作用很小时,腐败就很难滋生。

”[8]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追求特权的现象还属于少数的话,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相当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中,由于巨大的权力和稳定的地位,再加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淡漠甚至丧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盛行,追求特权的现象已十分普遍,特权阶层的形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在追求奢华享乐等方面起到了不光彩的“个人榜样”作用,同时他“对其亲信谢沃科夫、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里耶夫和库纳耶夫等人表现出极端的自由放任和纵容姑息”[9]。

所以他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甚至有时放任和鼓励,这使得享受特权的人和他们所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大,大大助长了特权阶层的形成。

勃列日涅夫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他利用职务之便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

上行下效,其他干部也紧随勃列日涅夫建立用于享受的私人财产。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这些人对特权生活的追求大大促进了特权阶层的形成,很明显,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部分成员的追求享乐有直接关系。

  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生长土壤,终于促成了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历史学家罗伊·

麦德维杰夫认为:

“勃列日涅夫时期使作为一种‘新阶级’的诺门克拉杜拉的理论有了活力,或者说官僚管理机关的、平淡无原则无个性的庸才们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获得了力量。

”[10]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也认为:

“在停滞年代,就这样使负责干部和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最终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共和国、州、区的干部则形成自己的‘小阶层’)。

”[11]确定苏联特权阶层的具体人数是困难的。

苏联官方从不承认特权阶层的存在,所以没有相关的官方统计材料。

按西方学者的估计,人数约在100万左右,加上他们的家属,大约有400万人。

[12]据苏联解体后俄国学者的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约在50—70万人之间,算上他们的家属,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

5%。

[13]不过,所有这些数字都是估计得出的,而且这种估计大多是将所有官员包括在内的,而事实上追求和享受特权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者不仅在数量上已庞大到足以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而且这些人还具有了稳定的政治特征,即共同的阶层特征。

第一,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内部有严格的等级秩序的阶层。

到这一时期许多党政官员都腐化变质,成为特权阶层,他们自上而下地控制着国家政权,拥有巨大的权力。

权力是分等级的,所以特权阶层内部也有严格的上下等级之分。

第二,在构成特征上,特权阶层主要来源于干部队伍这一狭小的圈子。

特权阶层基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掌权的特权阶层自我封闭,处在自身的再生产之中”。

[14]特权阶层的人数虽然在不断增长,但其中出身于普通公民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通过特权阶层的自身繁殖产生。

“在1970—1980年,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变得越来越封闭,实质上是在阶层内变化。

”[14]第三,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特权阶层除了享受国家给予的正常物质待遇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利用职权谋取到多种多样的收入,他们拥有特别的收入和特别的服务。

第四,在行为特征上,他们在有任何行为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将本阶层、本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它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题推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15]而且,特权阶层的行为是以以权谋私为主要特征的,他们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极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第五,在思想和心理特征上,特权阶层属于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他们保守僵化,反对改革;

他们已没有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已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增加自己的特权,当事态有利于自己时,他们不惜抛弃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以上所述特权者这些共同政治特征的出现,也标志着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者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特权阶层。

三、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的影响

  特权阶层的形成在苏联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严重败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

  首先,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特权阶层对社会主义的声誉是严重的损害。

从思想源头上看,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对中产生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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