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科书Word格式.docx
《19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科书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9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科书Word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一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思潮的编写理念，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跟2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所变化。
第二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文学的编写理念，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但受1930年前后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具体篇目和所体现的趣味跟20年代教科书中的新文学已经大不相同。
第三类教科书呼应了20年代中期舆论对国文教科书的批评，以文章作法为主要内容。
这类教科书在数量上最多，流通最广。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四大教科书供应商在一番摸索后，都转到了以文章作法为主导的编写轨道上来。
一
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出版了至少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以傅东华、陈望道的《基本教科书国文》最有特色，以傅东华《复兴初中国文》影响最大。
两套教科书主编都为傅东华，前后相隔不到一年，但在编辑思路上却变化很大。
《基本教科书国文》，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陆续出版。
相比于此前出版的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国文》的“新尝试”，在于它的课后“说明”。
“说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系统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
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胡怀琛《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说明”。
但《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的内容，确为独创。
“这些说明虽然散在各篇，合之自成系统，便是把一部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分散开来，具体地灌输给学生知道”；
同时，“中国及世界文学上最粗浅的常识——如各种文体及诗体的名字，及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我们认为在初中时代已有逐渐灌输的必要，所以书中有一部份的教材是为这个目的选入的，也无非欲在无形中为学生预备将来欣赏文学的基础”[1]。
《基本教科书国文》同民国时期的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不同之处，正在于设计了“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及各种文学知识等内容。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主要教学说明文的命题及命题的证明方法；
方位、颜色、姿态、动态、人物的描写；
并在描写和叙述的基础上设计传记、小说、史诗、童话等文体内容的教学。
第二册教学抒情文、小品文、抒情诗、赋。
第三册在内容设计上受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什么叫做短篇小说》两文的影响，教学文学方法，让学生欣赏和了解文学作品的取材、剪裁和布局。
第四册教文学内容，“顺次读去，就可以晓得怎样观察，并且怎样去说明你们周围的世界，因而晓得怎样增富你们的文学材料。
”[2]第五册教文学技巧，“前部讲音节，中部讲技巧，后部讲风格”[3]。
第六册教学“文学传统的知识”，包括“文字的历史”、“学术思想以及一般文化的历史”及“风格的历史。
”[4]
《基本教科书国文》教给学生关于文学创作、欣赏与研究的知识和技能，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非常独特。
但傅东华在随后的教科书编纂中却并没有贯彻下去。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于1933年2月出版，3个月后，《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就出版了。
比较两套国文教科书，我们发现傅东华的初中国文教科书编辑思路有了较大调整。
《复兴初中国文》课后“暗示”跟《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在形式上一脉相承，但内容上变化很大。
综合各课的“说明”，可成一部系统的文学概论和作文法。
而“暗示”的目的，却在“诱导学生对于教材内容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期使获得透彻之了解及深入之欣赏。
”不再具备“文学概论”的功能。
《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的“文法和修辞”，多从“所读文中自然引出”，“虽然分散在各篇之后，合起来自能成为一部系统的文法和一部系统的修辞学。
”《复兴初中国文》不再将“文法和修辞”分散在每篇精读文章之后，而是每册设计20篇习作课，穿插在精读文后，“供给语法文法及文章作法之教学及练习材料”。
“文章作法”是新加進来的。
在傅东华看来，“文章作法”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语法，文法，句法，章法等等，都属文章组织的研究”[5]，二是文章体裁的研究。
正是“文章作法”，而非“文学概论”，成为《复兴初中国文》的编辑纲领。
《复兴初中国文》虽跟《基本教科书国文》有很多课文重复，但这些课文在两套教科书中却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选《水浒传》中的《景阳冈》，并将此文跟叶绍钧《篮球比赛》对比，目的在学习记述文的方法。
而《基本教科书国文》则以此文为例，介绍小说的三要素：
背景、人物、情节。
《复兴初中国文》第二册以叶绍钧《蚕儿和蚂蚁》为例，说明“记叙文的一种主要性质”在于能抓住读者，诱导读者不断读下去。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也选了《蚕儿和蚂蚁》，但企图通过这篇作品，让学生学会区别童话和寓言。
《复兴初中国文》第四册选入宗臣《报刘一丈书》，暗示为：
“用记叙体描写一个类型的人物，用记叙代替说明。
读者不但可得一个概念，还可得一个活泼鲜明的印象。
”这篇文章也被《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所选，该册的任务是学习“文学内容”，并将文学内容分为暴露、理解等，《报刘一丈书》被作为“直接暴露”的例文。
《复兴初中国文》第五册选入《孟子·
陈仲子》，目的为教会学生“做议论文立论须顾到实际，不可太近理想。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教学“文学内容”，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为“文学内容”之一，《孟子·
陈仲子》即作为批评乌托邦的例文。
《复兴初中国文》第六册选苏东坡《前赤壁赋》，让学生明了议论和抒情的混合。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也选《前赤壁赋》，却被用来作为“风格”的例文。
可见，傅东华的两套教科书虽在选文上多有重复，但《基本教科书国文》的主要目的，是教学文学创作、欣赏和研究的知识和技能，《复兴初中国文》的主要目的，却是教学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普通文的文章作法。
商务印书馆在初中国文教科书上编辑思路的变化，在1930年代具有代表性。
二
1928-1937年间，中华书局至少出版了6套初中国文教科书。
其中3套为朱文叔主编，分别为《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和《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
其内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1928年8月至1929年9月陆续发行的《国语与国文》，“略依其《初级古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两书之旧，增删而改编之”[6]，显然还保留了20年代中期的风格。
但《国语与国文》中的大多数选文在1933年7月至1934年8月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了。
相比于《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中的文言文作品数量减少。
《国语与国文》中一些比较高深的作品，像王粲《登楼赋》，庾信《小园赋》，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章学诚《古文十弊》，王国维《人间词话节录》等在《初中国文读本》中都不再出现。
两套教科书都收译文。
《国语与国文》收译文33篇，多为五四时期翻译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如周作人翻译的《一文钱》《燕子与蝴蝶》《父亲在亚美利加》，胡愈之翻译的《街之树》《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片》，刘半农翻译的《猫的天堂》《法国马赛革命歌》等。
《初中国文读本》收译文16篇，分为17课，在数量上大大减少。
《国语与国文》中周作人、胡愈之、郑振铎、沈雁冰、鲁迅、田汉等五四时代的译作，绝大部分在《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
《初中国文读本》新增的一些译作，除阿佐林著、徐霞村译《一个农夫》，阿哈洛年著、胡仲持译《运命》等少量文学作品外，像伊林著、吴朗西译《小五年计划与大五年计划》，亨丁登著、潘光旦译《饥馑荐臻的华北》，松冈洋右著、陈东林译《“青年宰相”印象记》，谦本图著、孙毓修译《日本风俗》《耶路撒冷》等都是应用文或游记、印象记等普通文。
此外，朱文叔“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
”[7]专门邀请名家为教科书撰文，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撰中属于特例。
《初中国文读本》中“特约”的41篇作品，除吉田絃二郎著、文叔改译的《思母》为抒情文，廖勒尼亚著、慎伯改译的《莫斯科的女孩儿》为小说，熊佛西《枯树》为戏剧外，其它都不是纯文学作品。
按内容划分，这38篇作品可以分为5类。
包括陈兼善《进化论浅解》、周昌寿《物理学和人生》、竺可桢《天气》、黄云骙《纺织》、张耀翔《喜怒忧惧》、余云岫《病》等10篇科普文；
闻一多《青岛》、孙福熙《夏天的生活》、金兆梓《风雪中的北平》等9篇描写自然风光和地方特征的描写文。
廖世承《青年生活》，陆费逵《敬告中等学生》，顾颉刚《怀疑与学问》，王世颖《合作运动》等8篇指示现代人应有素质的议论文；
陈望道《修辞》、黎锦熙《文法》、刘复《应用文及其作法》、孙俍工《习作方法论》等6篇作文方法和文体知识的说明文；
韦息予《李鸿章》，袁昌英《朴朗吟教授》，金兆梓《陈朝玉传》等5篇人物传记。
这些作者中，张耀翔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余云岫被称为“中国医学的播种者”，黄云骙是国内棉纺高支纱的开拓者之一，周昌寿是著名的物理学翻译家，陈兼善是著名的动物学家，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
他们大都不是文学家，“特约”他们为国文教科书撰文，自然淡化了国文教科书中“偏重文艺文之趋向”。
《初中国文读本》大量选入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为增注本添进文章作法准备了条件。
1935-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
跟《初中国文读本》比较，《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每册备有文章作法教材，供习作时间讲授之用，惟为教学便利计，不分羼于课间，而总列于书后，其次第视学生对于语言文字上知识之需要及了解之程度，定第一年讲语法、文法，第二三年讲文章體制。
”[8]第一、二册讲文法。
第三册讲记述文，分记述文的意义、种类，材料的积储、收集、选择，记述文的组织、开端和结束及文学的记述文等8方面。
第四册为叙述文，分叙述文的意义和种类，叙述文和记述文的区别，叙述文的要素，题材的取舍，组织的顺序，首尾的安置，观点的一致和移动，叙述的快慢，叙述的流动和中止等9方面。
增注本第五、六册查找不到，按顺序应设计说明文、议论文的教学。
可见，跟《初中国文读本》相比，《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更加突文章作法的教学。
朱文叔所编三套教科书的变化情况表明，中华书局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内容，逐步从文学教学转向了文章作法。
三
1930年代的世界书局，至少出版了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3套为朱剑芒编辑，这三套教科书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朱剑芒编辑的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1929年6月开始出版，8月出齐。
1930年9月，遵照教育部批示，《初中国文》订正出版。
《初中国文》设计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学教学。
文言文按时代逆序编选，以“引起其研究古代文艺的兴趣”，并对中国文学史有感性认知。
每册中的文艺文份额为30%-40%，“诱导读者对于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更奋发其热烈的研习与欣赏。
”[9]二是思想教育，《初中国文》每册各有侧重：
各册《内容提要》分别强调“激发青年的进取”，“指示前进的途径使力求新的生活”；
“描写人生一切，指示青年认识人和社会间的关系”，“并对于旧社会被压迫的农工，抱有相当的同情”；
“诱导读者对于人生观，常抱无穷的乐趣”；
“灌输革命知识”，“鼓励现时代的革命精神”；
“讨论人生问题”，“对于人生的真义，更有充分的了解”；
“对于国家状况，具有深切的观念，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