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初中国文教科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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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思潮的编写理念,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跟2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所变化。
第二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文学的编写理念,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但受1930年前后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具体篇目和所体现的趣味跟20年代教科书中的新文学已经大不相同。
第三类教科书呼应了20年代中期舆论对国文教科书的批评,以文章作法为主要内容。
这类教科书在数量上最多,流通最广。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四大教科书供应商在一番摸索后,都转到了以文章作法为主导的编写轨道上来。
一
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出版了至少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以傅东华、陈望道的《基本教科书国文》最有特色,以傅东华《复兴初中国文》影响最大。
两套教科书主编都为傅东华,前后相隔不到一年,但在编辑思路上却变化很大。
《基本教科书国文》,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陆续出版。
相比于此前出版的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国文》的“新尝试”,在于它的课后“说明”。
“说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系统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
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胡怀琛《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说明”。
但《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的内容,确为独创。
“这些说明虽然散在各篇,合之自成系统,便是把一部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分散开来,具体地灌输给学生知道”;
同时,“中国及世界文学上最粗浅的常识——如各种文体及诗体的名字,及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我们认为在初中时代已有逐渐灌输的必要,所以书中有一部份的教材是为这个目的选入的,也无非欲在无形中为学生预备将来欣赏文学的基础”[1]。
《基本教科书国文》同民国时期的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不同之处,正在于设计了“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及各种文学知识等内容。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主要教学说明文的命题及命题的证明方法;
方位、颜色、姿态、动态、人物的描写;
并在描写和叙述的基础上设计传记、小说、史诗、童话等文体内容的教学。
第二册教学抒情文、小品文、抒情诗、赋。
第三册在内容设计上受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什么叫做短篇小说》两文的影响,教学文学方法,让学生欣赏和了解文学作品的取材、剪裁和布局。
第四册教文学内容,“顺次读去,就可以晓得怎样观察,并且怎样去说明你们周围的世界,因而晓得怎样增富你们的文学材料。
”[2]第五册教文学技巧,“前部讲音节,中部讲技巧,后部讲风格”[3]。
第六册教学“文学传统的知识”,包括“文字的历史”、“学术思想以及一般文化的历史”及“风格的历史。
”[4]
《基本教科书国文》教给学生关于文学创作、欣赏与研究的知识和技能,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非常独特。
但傅东华在随后的教科书编纂中却并没有贯彻下去。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于1933年2月出版,3个月后,《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就出版了。
比较两套国文教科书,我们发现傅东华的初中国文教科书编辑思路有了较大调整。
《复兴初中国文》课后“暗示”跟《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在形式上一脉相承,但内容上变化很大。
综合各课的“说明”,可成一部系统的文学概论和作文法。
而“暗示”的目的,却在“诱导学生对于教材内容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期使获得透彻之了解及深入之欣赏。
”不再具备“文学概论”的功能。
《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的“文法和修辞”,多从“所读文中自然引出”,“虽然分散在各篇之后,合起来自能成为一部系统的文法和一部系统的修辞学。
”《复兴初中国文》不再将“文法和修辞”分散在每篇精读文章之后,而是每册设计20篇习作课,穿插在精读文后,“供给语法文法及文章作法之教学及练习材料”。
“文章作法”是新加進来的。
在傅东华看来,“文章作法”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语法,文法,句法,章法等等,都属文章组织的研究”[5],二是文章体裁的研究。
正是“文章作法”,而非“文学概论”,成为《复兴初中国文》的编辑纲领。
《复兴初中国文》虽跟《基本教科书国文》有很多课文重复,但这些课文在两套教科书中却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选《水浒传》中的《景阳冈》,并将此文跟叶绍钧《篮球比赛》对比,目的在学习记述文的方法。
而《基本教科书国文》则以此文为例,介绍小说的三要素:
背景、人物、情节。
《复兴初中国文》第二册以叶绍钧《蚕儿和蚂蚁》为例,说明“记叙文的一种主要性质”在于能抓住读者,诱导读者不断读下去。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也选了《蚕儿和蚂蚁》,但企图通过这篇作品,让学生学会区别童话和寓言。
《复兴初中国文》第四册选入宗臣《报刘一丈书》,暗示为:
“用记叙体描写一个类型的人物,用记叙代替说明。
读者不但可得一个概念,还可得一个活泼鲜明的印象。
”这篇文章也被《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所选,该册的任务是学习“文学内容”,并将文学内容分为暴露、理解等,《报刘一丈书》被作为“直接暴露”的例文。
《复兴初中国文》第五册选入《孟子·
陈仲子》,目的为教会学生“做议论文立论须顾到实际,不可太近理想。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教学“文学内容”,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为“文学内容”之一,《孟子·
陈仲子》即作为批评乌托邦的例文。
《复兴初中国文》第六册选苏东坡《前赤壁赋》,让学生明了议论和抒情的混合。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也选《前赤壁赋》,却被用来作为“风格”的例文。
可见,傅东华的两套教科书虽在选文上多有重复,但《基本教科书国文》的主要目的,是教学文学创作、欣赏和研究的知识和技能,《复兴初中国文》的主要目的,却是教学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普通文的文章作法。
商务印书馆在初中国文教科书上编辑思路的变化,在1930年代具有代表性。
二
1928-1937年间,中华书局至少出版了6套初中国文教科书。
其中3套为朱文叔主编,分别为《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和《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
其内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1928年8月至1929年9月陆续发行的《国语与国文》,“略依其《初级古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两书之旧,增删而改编之”[6],显然还保留了20年代中期的风格。
但《国语与国文》中的大多数选文在1933年7月至1934年8月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了。
相比于《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中的文言文作品数量减少。
《国语与国文》中一些比较高深的作品,像王粲《登楼赋》,庾信《小园赋》,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章学诚《古文十弊》,王国维《人间词话节录》等在《初中国文读本》中都不再出现。
两套教科书都收译文。
《国语与国文》收译文33篇,多为五四时期翻译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如周作人翻译的《一文钱》《燕子与蝴蝶》《父亲在亚美利加》,胡愈之翻译的《街之树》《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片》,刘半农翻译的《猫的天堂》《法国马赛革命歌》等。
《初中国文读本》收译文16篇,分为17课,在数量上大大减少。
《国语与国文》中周作人、胡愈之、郑振铎、沈雁冰、鲁迅、田汉等五四时代的译作,绝大部分在《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
《初中国文读本》新增的一些译作,除阿佐林著、徐霞村译《一个农夫》,阿哈洛年著、胡仲持译《运命》等少量文学作品外,像伊林著、吴朗西译《小五年计划与大五年计划》,亨丁登著、潘光旦译《饥馑荐臻的华北》,松冈洋右著、陈东林译《“青年宰相”印象记》,谦本图著、孙毓修译《日本风俗》《耶路撒冷》等都是应用文或游记、印象记等普通文。
此外,朱文叔“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
”[7]专门邀请名家为教科书撰文,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撰中属于特例。
《初中国文读本》中“特约”的41篇作品,除吉田絃二郎著、文叔改译的《思母》为抒情文,廖勒尼亚著、慎伯改译的《莫斯科的女孩儿》为小说,熊佛西《枯树》为戏剧外,其它都不是纯文学作品。
按内容划分,这38篇作品可以分为5类。
包括陈兼善《进化论浅解》、周昌寿《物理学和人生》、竺可桢《天气》、黄云骙《纺织》、张耀翔《喜怒忧惧》、余云岫《病》等10篇科普文;
闻一多《青岛》、孙福熙《夏天的生活》、金兆梓《风雪中的北平》等9篇描写自然风光和地方特征的描写文。
廖世承《青年生活》,陆费逵《敬告中等学生》,顾颉刚《怀疑与学问》,王世颖《合作运动》等8篇指示现代人应有素质的议论文;
陈望道《修辞》、黎锦熙《文法》、刘复《应用文及其作法》、孙俍工《习作方法论》等6篇作文方法和文体知识的说明文;
韦息予《李鸿章》,袁昌英《朴朗吟教授》,金兆梓《陈朝玉传》等5篇人物传记。
这些作者中,张耀翔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余云岫被称为“中国医学的播种者”,黄云骙是国内棉纺高支纱的开拓者之一,周昌寿是著名的物理学翻译家,陈兼善是著名的动物学家,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
他们大都不是文学家,“特约”他们为国文教科书撰文,自然淡化了国文教科书中“偏重文艺文之趋向”。
《初中国文读本》大量选入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为增注本添进文章作法准备了条件。
1935-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
跟《初中国文读本》比较,《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每册备有文章作法教材,供习作时间讲授之用,惟为教学便利计,不分羼于课间,而总列于书后,其次第视学生对于语言文字上知识之需要及了解之程度,定第一年讲语法、文法,第二三年讲文章體制。
”[8]第一、二册讲文法。
第三册讲记述文,分记述文的意义、种类,材料的积储、收集、选择,记述文的组织、开端和结束及文学的记述文等8方面。
第四册为叙述文,分叙述文的意义和种类,叙述文和记述文的区别,叙述文的要素,题材的取舍,组织的顺序,首尾的安置,观点的一致和移动,叙述的快慢,叙述的流动和中止等9方面。
增注本第五、六册查找不到,按顺序应设计说明文、议论文的教学。
可见,跟《初中国文读本》相比,《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更加突文章作法的教学。
朱文叔所编三套教科书的变化情况表明,中华书局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内容,逐步从文学教学转向了文章作法。
三
1930年代的世界书局,至少出版了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3套为朱剑芒编辑,这三套教科书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朱剑芒编辑的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1929年6月开始出版,8月出齐。
1930年9月,遵照教育部批示,《初中国文》订正出版。
《初中国文》设计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学教学。
文言文按时代逆序编选,以“引起其研究古代文艺的兴趣”,并对中国文学史有感性认知。
每册中的文艺文份额为30%-40%,“诱导读者对于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更奋发其热烈的研习与欣赏。
”[9]二是思想教育,《初中国文》每册各有侧重:
各册《内容提要》分别强调“激发青年的进取”,“指示前进的途径使力求新的生活”;
“描写人生一切,指示青年认识人和社会间的关系”,“并对于旧社会被压迫的农工,抱有相当的同情”;
“诱导读者对于人生观,常抱无穷的乐趣”;
“灌输革命知识”,“鼓励现时代的革命精神”;
“讨论人生问题”,“对于人生的真义,更有充分的了解”;
“对于国家状况,具有深切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