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贝尔实验室兴衰及启示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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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明创造是艺术，那么贝尔实验室当之无愧是艺术殿堂。

”毕奇如是评价。

事实上，不少人甚至认为“贝尔实验室一直在创造人类社会的未来。

”

这种赞誉并没有言过其实。

1947年，物理学家巴丁和布拉顿在贝尔实验室的大楼里发明了点接触晶体管，之后他们的同事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又先后发明了面型晶体管和体型效应晶体管，晶体管的诞生惊艳于世，给三位科学家带来了诺奖，也让贝尔实验室随之闻名全球。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明掀起了以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微电子技术革命，带领人类开启了硅文明时代。

“晶体管直接催生了现代计算机，后来的Unix操作系统又使计算机联网互通变成现实，因特网就这样应运而生。

”毕奇说，“贝尔实验室晶体管这一发明的伟大有目共睹，其对于科学、技术、产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延续至今。

当前最流行的编程语言之一的C语言同样出自贝尔实验室。

而除此之外，和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一起被誉为20世纪四大发明的激光器，蜂窝式移动电话的发明和发展，光纤及光通信科技的研发直到整个光通信时代的开创，无一例外都是贝尔实验室的杰作。

“用创新永动机来形容贝尔实验室，它名副其实。

”毕奇说道：

“有所不同的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创新多是使用新的想法和方法，而直接创造想法和方法本身的这一种创新，我们称之为发明。

发明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原创性，意味着倾注一切的投入之后可能产生的划时代影响。

贝尔实验室专注发明，这一传统从贝尔发明电话开始。

毕奇说：

“在那个年代，电话的创意是革命性的，可以说前无古人。

那时候科学家们就从声学、生理学、电学、机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研究着手，一一突破。

没有这些，电话无从谈起。

不过，研发活动总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这种发明创造式的创新活动，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避免。

但对早期的贝尔实验室而言，这一点并不值得忧心。

贝尔实验室在建立之际，其赖以生存的母公司已经在有线和无线电话领域占据了美国90%的市场，从原本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型私企摇身一变成为财大气粗的垄断企业，不可否认，电话专利及其之后的一系列创新性研发成果成就了母公司的辉煌业绩。

而母公司这样的垄断企业亦成为贝尔实验室的基础。

母公司对于贝尔实验室的重视尤甚，在资金问题上从不吝啬。

据了解，在当时，个人资产能够达到1万美元以上即可入列富裕阶层，而贝尔实验室获得的第一笔年度科研经费就已经高达1200万美元。

“1200万在其时可谓天文数字，但正得益于此，贝尔实验室有实力聘用3200名工作人员，里面包含了大量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主攻技术研发的工程师。

”毕奇这样说。

“后来贝尔实验室的经费实行了与销售收入挂钩的机制，大概是以销售收入的4%~5%作为实验室的年度研发经费。

”这一机制更加保障了贝尔实验室的科研经费来源，到了2001年之后，这笔投入资金基本已经稳定在35亿美元左右。

所以，长年在贝尔实验室大楼中穿梭的研究人员，从未为科研经费发过愁。

“雄厚的经济基础使研究人员能够用上最好的研究设备，保证实验室自身的仪器工厂有条件及时制备新的研究仪器，让所有包括仅仅是刚刚萌发的科学构想能最快速地付诸于实验。

”毕奇说，贝尔实验室总是能快速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原因很简单，“硬环境”够硬。

无为而治：

科研的伊甸园

固然，有力的经济基础是科研坚强的后盾，为研究人员排解后顾之忧，自由驰骋在“艺术殿堂”，创造一件件杰出的“艺术作品”。

“但仅仅依靠科研经费、设备配备等硬环境还远远不够，如何打造一个绝佳的软环境，也是一个重点。

”毕奇认为，软环境产生吸引力，吸引更多杰出人才汇集于此。

能够营造氛围，杰出人才的思想交流与智慧碰撞会产生更多的“火花”，创意、成果会层出不穷。

对软环境的打造，贝尔实验室别有经验。

工作人员数量从建立之初几千人到后来的几万人，博士和硕士学历人员数额接近一半，足以证明贝尔实验室有着它独特的魅力。

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美裔华人朱棣文的话来说，“贝尔实验室是研究的乐园。

”有着20多年贝尔实验室工作经验的毕奇也深有体会，他说：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研究课题，并能够得到自由交流和探讨，在贝尔实验室这些都能得到最充分地满足。

虽然，对于关键技术的保密和知识产权的持有可能与“自由交流”有所冲突，但在贝尔实验室，研究成果获得专利之后，研究人员是被允许公开发表论文，随意参与各种学术研讨的。

“相互的交流和讨论有助于激发个人的创造灵感，发现更多的人才。

”在贝尔实验室，既有个人也有以小组为单位的组合。

每个研究单位在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有很大的独立性。

但只要有“切磋”的想法，任何人随时可以进出交谈讨论。

和谐和互相尊重的文化造就了广泛合作的基础，几句闲聊也能极其自然地发展成为协同研究。

“为了保证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从事科研工作，凡事能够找到替代人员去做的事，一般不会去动请研究人员。

”毕奇介绍说：

“阅读论文、思考问题、制定实验计划、撰写论文等等，这些需要动脑子的事情才是研究人员的分内之事。

倘若有出差的需要，贝尔实验室也是放任自流，当然如果路途过远，还是要执行主任“点个头”。

“贝尔实验室极为重视研究人员的时间，大部分的会议都由个人自由决定是否参加。

”而在会议的规模上，几人、十几人是标准规模，“开非技术的大会”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自由开放的环境来自于一个宽松的体制，而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切。

对于贝尔实验室这样的发明型科研机构，直接花钱去聘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管理，显然不是上策。

毕奇告诉记者，“专家治院才是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方式。

“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岗位沿袭企业的惯例，但不同之处是，每一层的领导都是由某个领域被认可的技术权威来担任的。

”以总裁一职来说，贝尔实验室各个时期都会有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那么在此方向上成就大且富于组织管理能力的专家就是总裁的最佳候选人。

贝尔实验室从首任总裁尤厄特开始，无一例外都是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泰斗。

在每一个人肩负管理重任之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在这座实验室大楼里走过了好几十个年头，有许多领导就是为贝尔实验室捧回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有些还曾在国家的科技机构和国防机构中担任过要职，之后才回来领导贝尔实验室。

这些总裁们也许对公务员系统或是企业中的层级系统早已谙熟，但在贝尔实验室，所谓的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不明显，人与人之间更接近于平等的同事关系。

在这里，上级对下级的管理会被视为无知的干涉，有所限制的科技探索被认为会挫伤科学精神。

“总裁的作用主要是支持大家工作，充分发挥大家的能动性。

他们成为管理者之后，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机构争取利益，排除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

在考核方面，太多的硬性指标并不存在，对面世的科研成果进行评定的也正是治院的专家，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更自由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允许长期不出任何成绩，而且没有解雇的危险。

”毕奇介绍说。

当然，能够集聚到贝尔实验室从事理想研究的人，皆非等闲。

在某一领域内的领导地位，自我工作的动力，对未来工作的想法，三者能够兼具才有可能获得贝尔实验室大门通行证。

事实上，每年能够被招聘进入室内工作的人，无一不是具有科技领袖之尊或有着巨大潜力的优秀人才。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对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如饥似渴的热情和兴趣，而这些热情和追求驱动了科研的发展和深入，使得贝尔实验室能够成为发明的永动机、科研的伊甸园。

”毕奇说道。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雄厚的资金、自由的环境、宽松的体制……如此种种缔造了贝尔实验室的成功，使得贝尔实验室曾一度成为美国科研机构中的领袖。

然而，贝尔实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遭遇华尔街的干涉，命途坎坷。

反垄断法之下，母公司被迫分解，八千多名研发人员一夕之间被调出，近一半人奔向解体后的地方运营公司。

新科技知识的外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贝尔实验室在安全和发展上受到冲击。

在华尔街的日益参透下，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一度迫使贝尔实验室将整个研发战略的重心转移到科研成果转化上来。

1989年，实验室有近80%的研发人员分离出去，进入业务部门。

但这与贝尔实验室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从事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的人员并不与业务部门发生直接联系。

在而后的时间里，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

90年代，AT&

T在一次战略重组中再次分解，贝尔实验室就这样彻底从母体中剥离，分属给了专门负责通信科技及其设备研究的朗讯科技公司。

失去了AT&

TGLEWW140915这座大靠山，贝尔实验室的熠熠星辉逐渐黯淡了下来，朗讯公司的利润不足以养活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巨型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不得不开始限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自由，他们被要求将科研转移到能够尽快创造利润的研究上来，虽然依然有技术的突破，有创新，但这和贝尔实验室曾经的发明性质的创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短缺的资金使得研究者们形成了浓厚的危机意识，紧张的时间表时刻在催促他们加快项目的进展，所有的创新动力都来自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一切无疑削弱了贝尔实验室的发明创造能力。

”毕奇这样说道。

踏入新世纪门槛的朗讯，在竞争压力下，不断在裁员并缩减经费，贝尔实验室的境况堪忧。

当时的总裁为了扭转局势，索性直接搞起了企业模式，科技泰斗们都被要求去做商业项目，去做市场分析。

这对向来以研究著称的贝尔实验室来说，无疑是一个“冷笑话”。

2006年，朗讯与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合并，成为贝尔实验室新的母体，即现在的“阿朗”，但困境并没有得到逆转。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商，比如中国的华为、中兴的价格挑战，阿朗的境遇也显得有些苍凉。

多重冲击之下，贝尔实验室的中长期研究难以为继。

2008年，阿朗出售了位于新泽西霍姆德的贝尔实验室大楼，曾经为贝尔实验室争得7项诺奖的基础物理学研究被彻底抛弃。

“全球范围内，经济效益在主导一切，科技发展也几乎完全受制于经济效益。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发明型大型研究院相继衰落甚至倒闭。

毕奇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贝尔实验室的成功和衰落都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以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发明创造艺术殿堂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有实力进行科技投资，为高科技的孕育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倘若我们能够逆潮流而动，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支持高端人才去自由发挥创造力，进行科学探索和发明创造，在中国创造贝尔实验室，我们就有可能在发明创造方面，独树一帜，取得领先地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强有力的基础。

在毕奇看来，近年来我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已经不断增加，尤其是对短期内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创新项目给予了很大支持，这些创新是需要的。

但是对于中国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类似贝尔实验室所进行的发明创造性质的创新也是需要的。

两者缺一不可。

“短期项目给我们带来可以预见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