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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发展也是20年的探索,我们提出的战略、实践的行动很多已经成为过去,那是基于当时的现实、预测或灵感而做出的。

如今读到这本书,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对于成败的原由得到了全新的启示。

对于我们所专注的信息化领域,我从书中得到了焕然一新的诠释:

“信息是保证组织生命力的重要资源”;

“将信息比喻为大马哈鱼,只要把组织建设成为完美的溪流,信息将流向它该去的地方。

组织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溪流的清澈,这样,信息就可以顺畅地流动。

最终的结果是:

数不胜数的新想法和新方案……”这对我与之打交道的“信息”,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意义重大的诠释,我对这个行业的视野和思路也豁然开朗。

回到企业管理上来,对于用友的发展,我们主要的体验和感悟中,很重要的两点就是主业集中和持续创新。

但是,无论是专注还是创新,道路都十分艰难,更别说把两者结合起来贯彻下去。

关于这点,我在《领导力与新科学》中读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解说。

作者惠特利提到一个有趣的“混沌游戏”:

从确定分形的基本形状开始,建立极为简单的方程,然后建立微分方程组进行反馈。

它们不受约束地在多种不同的尺度上进行迭代,并显示为大小不同的图案。

通过这种方法,竟能在计算机上成功地再现一个完整的植物园。

也就是说,只需要少数几个简单的准则或公式,再结合随机的一些自主行为,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分形的理论应用到组织管理上来,就是“简单的指导原则具有强大无比的威力”。

领导力与新科学推荐序一企业管理中的新科学企业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哲学家尼采说过,"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能克服一切怎样的问题"

,企业也是这样。

用友20年来主业一直很集中,即专注于管理软件和企业信息化,坚持发展中国管理软件产业,推进企业信息化的使命。

成立之初公司很小,只有几个人,有人笑我,说这个使命太高。

但是,正是这个使命一直指引用友发展至今。

创新对所有的企业都很重要,因为产业、技术、市场会不断变化。

不断创新的企业都有体会,难的不是一次创新、两次创新,而是持续的创新。

创新不仅仅包括技术和产品,也包括商业模式、管理方法。

我们一直在谈“专注与创新”的统一,但是,不管是用传统的世界观去思考,还是按旧的管理方式去操作,这两方面都更像是一对矛盾。

进入书中的“新科学世界”,惠特利已经一语道破“天机”:

有效的“自组织”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要素的支持——清晰的同一性意识和自主性。

在组织里,如果人们在清晰同一性的指引下,通过自参照过程实现自主决策,整个系统就会有很好的一致性和创造力。

用友发展到一个以“世界级企业”为目标的阶段,我希望《领导力与新科学》不仅让我受益匪浅,对于众多迈向世界级的中国企业,从量子物理、自组织系统和混沌理论的角度去思考创新和发展,相信能为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

更重要的是,将使我们成为用量子思维代替牛顿思维的企业!

总序推荐序二:

量子世界中的中国智慧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

我第一次读到玛格丽特·

惠特利的《领导力与新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瑞士学习管理学的时候。

那时,初见有人把领导力与新科学这两个似乎毫不沾边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颇为困难。

她先是解释量子物理对组织实践的意义,然后追寻生物学和化学对生命系统的影响,最后论述了混沌理论与新秩序的创生。

这些科学概念并不易懂,也不易转换到商业语境中。

直到后来,我从系统学习西方管理学典籍转到汲取我国古典文化营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发现了理解惠特利著作的钥匙。

惠特利以新科学为表,实则在质问西方自牛顿和笛卡尔以来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诸如:

把世界看成一部没有生命的大机器;

把个人劳动者商品化;

过于强调科学客观性和科学管理;

等等。

我当时读的是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原书出版这么多年后,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啻为一件幸事,因为从作者写的中文版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方文化对其领导力和组织研究的影响。

作者说,源于“新科学”的关于领导力的新观点,“根本算不上新观点。

只有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它们才是新的”。

承认新科学的古老性,意味着把关系、传统信念、团体和和谐带回到一个现代化的、机械的、技术驱动的世界;

意味着通过智慧和合作而不是以往的蛮力,为混乱的现实创造新的解决办法;

意味着牢固地树立这样一种认识——是合作让生命变得更加繁茂,而绝不是竞争;

意味着懂得混沌相对于秩序的必要性,无论是在生命体内还是在一个组织中,混沌都并非坏事,而是建立秩序的必经之路。

可能你会问,量子物理、生命系统、混沌理论这些东西,与中国的古老文化怎么能扯上关系?

原因无他,“新科学”打破了西方人固有的“机械论”倾向,即习惯于从元素的角度来探察结构,强调研究不同实体之间的机械联系;

暗合中国人朴素的“系统论”倾向,即习惯于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体架构中的功能关系。

惠特利说:

“新科学与牛顿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别是:

前者关注整体,而后者关注部分。

”又说:

“在量子世界里,关系是决定万事万物的关键要素。

”如此看来,西方人的新科学,不就是我们的旧哲学?

领导力与新科学推荐序二量子世界中的中国智慧试观察人类把握世界的两大“思维结构”——西方重“因果”,中国倡“阴阳”。

“因”与“果”是两种彼此外在、相对独立的元素,“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也同样具有独立自存的属性;

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是外在的、历时的、单向的。

而在注重“阴阳”关系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构成并服从于统一的矛盾结构,“阴”不能离开“阳”而单独存在,“阳”离开了“阴”也同样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制约和影响是内在的、共时的、双向的。

以有果必有因的思维线索向上推论,西方人便不得不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找出一个最初的创造者。

所以,在牛顿科学中,世界被看做一个因“上帝第一推动”开始运转的机器。

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必然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为了扭转衰败的进程,必须为生存而不断抗争。

出于对因果关系的强烈偏好,在管理上,西方首先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进行精明的预测和控制。

认定这些部分存在无休止的冲突,怀着控制的梦想,管理者以为自己有能力将混沌从生活中赶跑。

而以“阴阳”思维来思考,世界不是机器而是生命。

在生命世界里,重要的不是控制,而是动态的联系。

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

混沌和毁灭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

组织也是生命系统,具备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

由此,需要关注组织当中的人,关注他们的意图、尊严、情怀和价值,因为这些都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我必须说,我不想在管理学和领导力的问题上,重复在其他领域一再出现的陈词滥调,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美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半点好处。

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诚恳指出的,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不易创新,而且,由于后发现代化的缘故,当西方社会的新科学已经放弃讲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开始探讨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却在反其道而行之。

在此,我想说的只是,对西方人来说,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世界是一项新的技能,而这项技能从来就包含在我们中国人素有的智慧之中,我们其实无须舍近而求远。

古苏菲教义说:

“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忘记了中国式的“加法”呢?

总序中文版序:

新科学与永恒的信念

我很高兴为中国的朋友写几句话。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欣赏书中的思想,我深感欣慰。

我希望,这些思想能够促使你在思考与行为方式上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并让你从中获益良多。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与领导力相关的新观念,并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为各式各样的人提供过培训,包括各个层次的领导者。

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些所谓来源于“新科学”的观点,根本算不上新观点。

只有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它们才是新的。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比如城市的社区、乡村甚至古老的部落里,人们一直都在坚守着这些永恒的信念。

西方思想的最可悲之处在于:

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错误。

从16世纪开始,人们就把世界看做一个没有生命的大机器。

人们自以为聪明透顶,于是千方百计去控制世界,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出于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我们创造出一个机械的、技术驱动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根本不考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关系、团体、和谐以及神秘感。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在吞下“利用与控制地球”这一错误思维的苦果,那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和物种的大量灭绝。

100多年前,科学家从科学实验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不再将世界看做机器。

而若要把世界看成是有生命的,那么,生命是如何演进的?

科学家们就迫切需要建立全新的知识体系。

他们发现,关系是宇宙的基本组成要素,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

他们相信,大自然是不断变化的,混沌和毁灭只不过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而已。

他们懂得,外界干扰打开了创新之门,让现实世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通过观察,他们认识到,生命系统生生不息的奥秘在于:

它们通过不断学习、不断适应而成长起来。

是合作让生命变得更加繁茂,而绝不是竞争。

他们发现,生命系统所建立的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而不是某个人管理另一个人的层级结构。

西方科学不得不重新找回这些观念,而在世界很多的乡村、社区,人们从未忘记这些永恒的信念。

只有与大自然接触密切的人,才懂得成长与毁灭的生命轮回。

只有生活在经济贫困地区,人们才懂得相互帮助最重要,因为,如果不建立良好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生存下去。

领导力与新科学中文版序新科学与永恒的信念1966年至1969年,我曾在韩国生活一段时间,那是一个典型的亚洲社会。

尽管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但那里的人们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优势。

他们懂得家庭的重要性,重视教育,信奉儒家学说。

在那里,我认识到了团体与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我对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

人们要尊重长者,要与祖先建立世代相连的关系。

我亲眼所见的现实情况是:

谁都无法独立生存,建立良好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在那里,我还学习了中国的书法,在两年时间里,我每天练习书法,这锻炼了我的注意力和忍耐力,我写的字也越来越漂亮了。

当然,我也看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我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实现个人的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

儿童根本不能自主做出决定,甚至成年人也往往如此。

如果人们行进的方向与以往不一致,前行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强大的压力下渐渐丧失。

为了家庭,人们也不得不牺牲个人的雄心与抱负。

我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长大的。

20多岁的时候,我到了韩国,我那时正是一个容易受到影响的少女。

现在回想起来,恰恰是这段传统的亚洲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职业取向。

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

人们怎样才能既生活在群体环境下,又不失去他们的创造性?

我想知道:

能不能建立这样的团体和组织,既有为高质量完成工作提供可靠保障的组织结构,又能保持充分的开放性,鼓励个体的创新与自主决策?

对于我曾经感受过的那种牢固、相互信赖的关系,我是既欣赏又渴望的,但在现代组织里,我们已找寻不到它们的踪影。

40年过去了,我想,如果没有在韩国生活的那两年经历,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啊!

我相信,对我生活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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