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建议卫生与健康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探索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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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中心的整合型卫生服务

2015年，WHO提出转变卫生服务提供模式，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整合型卫生服务”（People-centeredandIntegratedCare，PCIC）战略：

以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卫生服务需求为中心，通过对卫生服务提供的方式与内容、管理和组织方式的优化调整，实现对现行卫生服务提供体系的重大变革，从而实现“以切合居民健康需要的方式提供卫生服务”。

首先，PCIC强调拓展医疗卫生服务种类，在传统“疾病诊疗”服务外，整合健康促进、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管理、康复、姑息治疗、照护等服务内容，以整合、贯穿生命历程的方式对所有人提供可及、连续、满足其健康需求的服务。

第二，WHO提出更为多样的服务需要和更加丰富、全面的产业组织结构，在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内部协作的同时，纳入更多类型的服务提供者并加强其服务的可及性，从而克服卫生服务提供主体之间及服务内容之间的碎片化。

第三，围绕新的服务内容及产业结构，创建支持性环境，从立法框架、财政安排、激励机制、人力资源和公共政策等方面进行根本性转变（见图1）。

图1 

WHO提出的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框架

资料来源：

WHOGlobalStrategyonPeople-centeredandIntegratedHealthServices-InterimReport.

（二）英国：

卫生与照护服务体系改革

2008年以来，为满足居民多方面的健康服务需求，英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转变卫生服务模式。

首先，居民的健康需求已拓展至预防、早期干预、恢复支持、自我管理、专业康复、临终关怀等方面，因此英国政府为40～74岁人群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同时强调提供家庭医生、急救服务、住院、门诊、药品、牙科、眼科、居家服务、护工、养老、社区小组和网络/电话服务等更加全面、整合的“本地化健康照护服务”。

其次，为有效拓展服务功能，2013年，英国政府对1947年开始运行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进行结构调整，改造为强调医疗、公共卫生、社会照护三方面内容的新体系。

第三，为保障新体系运行，英国赋予基层组织及机构更多权力，并通过调整财政拨款渠道确保足够资金用于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服务（见图2）。

图2 

英国卫生服务与照护体系

DepartmentofHealth，UK.Thehealthandcaresystemexplained，由作者整理完成。

（三）日本：

充实完善预防服务体系，抑制医疗介护服务需要的迅速增长

日本2000年以来开展了“21世纪健康促进运动”（简称“健康日本21”），提出人生不同阶段的健康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强调个体和群体全人、全程、全方位的综合措施及行动。

2008年，日本制定了全国性的特定健康检查管理制度和特定保健管理制度，由政府出资，在原有学生、职工、个体经营、农民、自由职业者等人群健康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每年为40～74岁人群实施健康检查，并提供保健管理计划和服务。

同时，在分析个体体检信息的基础上，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特征、地区居民健康状况、地区社会资源配置及利用情况等方面全面评估当地健康现状，制定区域健康目标及服务内容，并建立以健康福祉部门为核心，教育、财政、产业振兴、劳动安全与卫生等十余个相关部门协作的政府内部组织体系。

（四）其它

除了在国家层面推动供给侧改革，许多国家/地区在机构层面进行了相关实践探索。

例如，加拿大健康管理中心探索了体育与医疗融合的健康管理新模式。

首先，在康复治疗、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服务中增加了运动处方，由经过认证的医疗和体育专业人员共同为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提供健康干预服务。

其次，为保障健康服务的连续、整合，加拿大健康管理中心与家庭医生建立了合作机制，将居民的主要评估结果、干预措施（内容、频次、周期等）、干预效果等信息反馈至家庭医生，并添加至其健康档案中统一保存，使运动干预成为居民获得系统性健康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我国部分地区开展卫生与健康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实践探索

目前，尽管我国国家层面的卫生与健康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政策与措施尚未出台，但许多地区已开展多项实践探索。

其中，一些实践探索是针对某一环节采取的具体策略，还有一些实践探索针对服务内容、供给主体、体制机制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改革措施。

（一）四川叙永：

以供给客体（产品及服务结构）结构改革引领体系变革

叙永县针对居民健康意识薄弱、生活方式不健康等核心问题进行实践探索。

首先，从供给客体结构出发，在原有的医疗卫生服务基础上增加了全民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服务的供给。

第二，为确保服务内容的有效递送，叙永县对县域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结构进行调整，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健康管理的核心环节和主要阵地，并系统强化了县域内医疗卫生机构在体检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中的职责分工、协作方式、技术规范等。

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相关部门资源的协调与整合作用，弥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组织动员等方面的不足，扩大服务供给的主体类型，形成了多部门密切合作的供给主体结构。

第三，通过信息化、人力资源、资金保障等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有效落实。

（二）湖北黄陂：

以体系内供给主体（服务机构及体系协作）结构改革引领服务升级

为实现由“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湖北黄陂在县域内开展了健康管理联合体的实践探索。

首先，将医疗联合体升级为健康管理联合体，明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健康管理方面的功能定位，拓展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在发挥综合医院、公共卫生机构技术优势的同时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救治和连续管理。

第二，针对高危人群，在健康联合体部分医疗机构中增设了三高、高尿酸、减肥等高危干预门诊。

第三，在健康管理联合体内建立“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实行新农合基金总量控制，在减少大处方、大检查的同时，激发医疗机构主动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积极性。

（三）广州黄浦区红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以丰富供给主体结构为抓手，构建整合型服务模式

广州黄浦区红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拓展、提升健康服务的同时，充分利用和协调社区内多种供给主体资源。

在卫生系统内部，中心建立了“有形的双向转诊”机制，当签约居民需要转诊服务时，中心会点对点地与上级医院的科室联系，为患者预约就诊时间，甚至提供接送服务，以确保提供服务的连续性。

在卫生系统外部，一方面，中心积极与民政局、体育局等合作，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等试点项目，为区域内学校、企业、重点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另一方面，中心通过招募社工、志愿者、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等，促进群众参与，在培训后，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非侵入性治疗、指标监测、生活环境评估、防摔设施指导等非正式照护服务。

三、经验与启示

（一）拓展健康产品及服务内容，优化卫生与健康服务的供给客体结构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提出，卫生体系应具备恢复健康、维护健康、提升健康三大功能。

长期以来，国内外围绕恢复健康（疾病治疗）和维护健康（疾病预防控制）两个核心功能建立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诊疗服务体系及公共卫生体系。

目前，居民的健康需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国已逐渐认识到整合健康促进、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管理、康复、姑息治疗、照护等“提升健康”服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同时，我国居民健康需求的关注点已从医疗、环境等健康影响因素向合理饮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等生活方式管理转变，需要更加全面、积极的服务提供以满足其改善和促进健康的需求。

因此，在新时期下，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服务供给应拓展健康产品及服务内容，优化卫生与健康服务的供给客体结构，尽快补齐“提升健康”的第三大功能，从而有效满足居民“健康管理”、“预防保健”等健康需求。

（二）根据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机构类型及可及性，完善卫生与健康服务供给主体结构

为确保健康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卫生与健康领域需根据服务内容进一步明确这些产品/服务由哪些机构、部门等行业/产业主体提供，以及如何进行职责分工。

国内外实践表明，卫生与健康领域供给主体结构首先应确保服务机构的可及性，以便于居民及时获得相关服务内容。

例如，WHO、英国等强调“以社区为中心”、“本地化”的服务体系。

同时，本地化的服务不是一味增加家庭医生等某一供给主体的服务职能，而是在加强卫生服务体系内部分工协作的同时，多渠道拓展和丰富供给主体的类型并加强协作。

因此，我国应重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能力的短板，同时优化地区资源配置，建立社会多方参与的服务体系。

通过优化体系内医疗卫生机构的分工协作以及纳入多种机构和资源，系统加强基层服务供给能力及资源协调能力，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健康服务供给格局。

（三）通过制度供给引导供给主体服务模式的转变

国内外实践表明，基于卫生与健康服务内容建立针对各供给主体的协作机制、资金保障、人力保障、激励机制等，是有效引导各机构转变服务模式的重要抓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消除体制对供给侧结构调整的约束，同时以制度供给和创新为激励，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创建良好的支持性环境保障。

因此，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更加强调人力保障、财力保障、物力保障、创新机制等体制机制、要素配置的顶层设计和落实，优化卫生与健康服务的制度供给。

（四）遵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规律，从实际出发制定可操作的策略

国内外实践表明，卫生与健康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国家、地区、机构等不同切入点展开，既可以是全局的，也可以是局部性的，但核心都在于遵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规律。

因此，无论选择何种切入点，均应强调基于居民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在供给客体（产品及服务）、供给主体（服务机构及体系协作）、制度供给等层面理论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顺利落实。

（弘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