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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的教育概况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

“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

“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

”“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

”等等。

民国时期成立了中华民国教育部,作为中华民国负责学术、文化及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并监督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机关。

中华民国成立后,即将清朝的学部改名为教育部,当时底下有承政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及社会教育司,从事国内教育兴革相关工作。

至1926年3月于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再由教育行政委员会接管相关任务。

1927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厚,中华民国大学院接替原先所设的教育行政委员会,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由秘书、高等教育、中央研究所等部门分别负责国人的教育事项。

1928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教育部组织法》,明定教育部为全国学术、文化及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从此正式以教育部做为正式名称。

教育部下设国民教育司、中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技术及职业教育司、体育司、总务司、教育研究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侨民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法规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诉愿审议委员会、中央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和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等。

这些教育机构和教育法规使民国教育有了政策上的保障,为民国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目标的确立都有指导性的意义。

民国的《教育宪法》规定:

“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

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教育经费是民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为民国教育提供了经济保障。

再说教师待遇和教育理念。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

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

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

“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

”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都相当大。

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

”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

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术研究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

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比如说教材。

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

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

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这种理念还体现在政府不惜代价的办教育。

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

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例如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二.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理念

民国前期,一个极其纷乱动荡的中国,然而,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却异军突起,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近代大学教育是独立于封建教育体系之外的新式教育,其教育理念与封建教育理念迥然不同,相去甚远。

育理念是整个教育体系最高的指导原则。

一个教育组织明确了教育理念,教育既有了方向感、目标性,也有了准绳与标杆。

反之,教育就如无舵之舟,无弦之弓。

民国前期,蔡元培、马相伯、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张学良等人,既是教育家,又是大学校长,广采博收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又结合了中国国情,经过理性思考和辨别,形成了近代大学教育共同的理念。

在这全新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体系的框架,规定了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诞生了一批有别封建教育的近代大学。

毫无疑问,教育理念关系着办学的方向和成效。

大学以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为办学宗旨。

蔡元培执掌北大,针对北大的官僚习气严重,学生读书为求利禄的局面,“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

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垆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

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蔡元培给北大作了明确定性,一扫北大的腐朽风气。

蒋梦麟主政北大,继续强调“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

”“学术衰,则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

故学术者,梗会进化之基础也。

”“‘大学及高等教育者,所以养成平民主义之领袖者也”。

一脉相承的大学定位理念,使北大成功创建,平稳运行,把北大铸就成中国近代大学的典范。

张伯苓根据多年的教育活动经验和对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思考,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中国大学的要务,一是要传播关于中国问题的科学知识,二是培养解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

“知中国”,“服务中国”,成为南开大学以一贯之的办学理念,更可贵的是对“大学是什么”作出了符合中国的准确价值判断。

综上观之,上述大学办学主体不同,各自办学宗旨表述亦有差别,但是把大学定位于,“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却是这些大学校长的共同理念,并成影响近代大学方向的主流理念。

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明确人才培养方向。

民国前期的中国大学,办学主体有国立、省立及私立性质,但“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的理念,却成为不同办学主体共同的选择。

它解决了中国大学教育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问题,指明了人才培养的方向。

从此,中国开始自力更生培养具有近代科学素养的各方面专业人才,打破了洋人在专业技术领域的垄断和控制。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树立了名师强校的理念。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古今中外绝无例外。

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有教授才有大学,而一所大学教授的数量和他们的学术水平则标志着大学的优劣与学术声誉。

所以,民国前期各大学创立之初,尽网罗之能事,延揽教授名师,树立了名师强校的理念。

民国前期近代大学的典型代表,校长们都把教师放在首位,视教授为学校的灵魂。

网罗名家大师、学派掌门,提高学术水平,扩大学校声誉,名师强校成为他们治校共同的理念。

理念决定成效,中国近代大学创立虽晚,但迅速崛起,有的名校甚至得到欧美学府的认可。

民主、自由、平等,是管理大学,发展大学的准绳。

民主、自由、平等是西方近代大学管理的精神实质。

本质上说大学管理是一种“学术管理”,必须有学术权力参与管理。

“学术权力”就是专家学者拥有的影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力形式,主要由能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教授组成。

“学术权力”的存在可以使学术标准得以贯彻,学科能够顺利发展,教师的权益有所保证。

由此可见,“学术权力”是“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实现的保证。

而“学术权力”在大学教育中的标志体现则是: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民国前期这一进步理念被引入中国大学管理之中。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学术权力”在大学教育中表现的形式,更是彰显“民主、自由、平等”的治校理念。

这一理念由蔡元培首倡及实践,率先在北大开出绚烂的民主自由之花,旋即在民国前期近代大学竞相绽放,成为中国近代大学必然选择的主流理念。

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准绳,来管理大学,发展大学,与当时中国政治腐败专制相比,具有超时代的前瞻性、进步性。

教育理念是前导,是治校的核心,具有办学实践的定向意义。

民国前期,中国教育最高行政长官及一批教育家,筚路蓝缕,树立全新的、具有超时代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指导了中国大学创建、运行和发展。

有了“大学是研究学问,培养人才”的理念,使大学教育有了方向感;

有了“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的理念,使大学教育有了目标性;

有了“教授是灵魂,名师强校”的理念,使大学教育了质量标杆;

有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使大学教育有了准绳。

如此理念的选择,使近代大学完全不同于中国封建教育,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改革时期,重温近代大学初创时的教育理念,仍有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三.民国时期具有开创性的特色教育

民国的学前教育。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幼儿教育思想的传入,两次学制改革重视女子教育并兼及学前教育,使学前教育机构正式纳入学制系统,学前教育比清末有了较大的发展。

上海北京及诸多大中城市也出现了一批学前教育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陶行知、陈鹤琴等人提出的“幼稚教育案”;

其中《各省各县各市实验小学设立幼稚园案》规定从该年度起实验小学必须创办幼稚园。

1932年教育部颁布《小学组织法》,规定“小学得设幼稚国”。

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学前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学前教育遭受重创。

抗战胜利后,我国的学前教育恢复较快。

1947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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