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内省、注重慎独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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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料表明：

贪污腐败使全球每年多支出商品总价值5%—10%；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因腐败而造成的损失至少达500亿美元；

世界贸易额的20%—50%用于行贿；

国际军火商为获得军火合同而进行的贿赂，每年使有关国家损失45亿美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使私有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腐败现象也随之成为社会的痼疾，甚至权力也成为商品，出现金钱操纵选举，以金钱换取政策、法规的“金钱政治”。

即使在那些自诩为法制完备、监督严密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腐败的丑闻也是一再迭起。

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韩国前总统金斗焕、卢泰愚，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意大利总统安德列奥蒂等，都因私欲膨胀而倒毙政坛。

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本国迭出的腐败问题，已开始向基督教、甚至是中国儒家文化相联系的“德治”求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腐败案件一直居高不下，以职务犯罪为主的腐败案件日益表现为数额多、职位高、隐藏深、危害大、查处难等特征。

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巨腐分子竟然向境外转移国家财产，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赖以进行的经济基础。

腐败在我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头等社会问题。

有专家测算，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由于官员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12570亿元间，大体相当于GDP的13.2％－16.89％之间，而1999年全年挽救回来的经济损失只有15亿元。

这些年，国家每年用于反腐工作的成本在40亿元以上，而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的败坏则是无法用统计数字加以衡量的，最大的损失是伤了百姓的心。

民间反腐败的成本更是无法用倾币来衡量：

不仅有时间、精力，还有血泪和生命！

因此，要把反腐败的成本降下来，关键是从源头，从制度上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江泽民同志指出：

“反斗争应该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北京：

人民日报，2001.7.2（3）

]这里所说的“源头”应该是指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

即为官为政者应当“以德养廉”，加强内省，注重慎独，严于律己，从而给自己构筑一道坚固的防腐屏障。

我们的祖先历来把自省、自律、修己看作是做人、做事与教育别人的基础和根本。

儒家向来提倡修身为本，以能否自律被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

对于一个人如何才能达到君子的境界，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给出了答案：

“吾日三省吾身”，“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

”荀子也说：

“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循”；

“端然正已，不为物倾侧，夫是之为君子。

”小人则不修其内，“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已也。

”儒家的这些伦理思想强调了社会和集体本位，以整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准则，把个人价值定位在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之上。

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全体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

强调个人要“忍让”，达到“忘我”、“无我”的境界。

尽管这种要求个体绝对服从整体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个人的积极性，压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否定了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合理要求，但这种朴素的整体至上的群体意识，在抑制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张扬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共产党和党的各级干部重温儒家的“内省、慎独、自律”的修身思想，并联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更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唯有“内省”方能促使党员干部以三个代表为镜子，边照边塑，不断的提高思想道德认识，使自己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浪潮中坚持共产党员应有的操守，唯有“慎独”，方能促使党员干部特别是身居要职或者是关键部门的党员干部才能在无人监督的状态下仍能够坚持执政为公的道德信念，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感”而不会让自己掉进泥坑；

唯有“自律”方能促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构筑一道牢固的防线，才能自觉抵制自私自利、以权谋私等错误思想意识的侵蚀，才能自觉做到清正廉洁，实践好“三个代表”，当好人民公仆。

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在自律上要求不严，在各种利益诱惑下逐渐丧失了党员干部应有的操守，背弃了做人做事的原则，甚至“失去阵地”，落入犯罪的深渊。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同志，我们进京掌权就像“赶考”，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要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糖衣炮弹”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而且“火力”比建国初期还猛，杀伤范围更广，特别是陈良玉、何闽旭等一批“高干”的相继落马，为党员干部加强自律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这样一些现象：

有些领导干部律己只停留在口头上，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另起炉灶，也有些领导干部避重就轻，小事上能够律己，一旦涉及关键问题便轻描淡写，“王顾左右而言他”。

事实上，凡在律己上空喊口号，装模作样，口是心非、弄虚作假，久而久之，必然会引火烧身，自食其果，被人民所唾弃。

轰动全国的“泰安巨贪案”就说明了这一点。

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之所以走上严重的犯罪道路，与他在“律己”问题上的“两面派”手法不无关联。

想当初，他在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上俨然是一个严于律己的“楷模”，而实际生活中却置党纪国法和自己的誓言于不顾，我行我素、恣意放纵，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

应当肯定，目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律己上是好的，但也不得不承认部分党员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是经不住较真。

许多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领导干部都读过方志敏的《清贫》。

方志敏同志在他被俘的那天，两个想发意外之财的国民党士兵搜他的身，结果，“除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士兵不相信，拿出手榴弹威胁“赶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

”但终于，士兵明白了，在这个共产党大官身上，任何油水也榨不出来。

在这篇短文中他还写到：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10余年了。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奢侈过。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

”行文最后又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字里行间，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也是我们今天重塑政府和党员干部形象的最高精神境界和行为准则。

当然，自律意识不是天生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培养。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物必自腐而后生虫。

这就是我们强调自律重要性的依据。

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的论述中一再要求党员干部务必自重、自省、自励，经常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干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这就是要搞好自律，党员干部要搞好自律。

首先，要有自省意识。

要按照“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要求在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经常解剖自我。

善于从小处着眼，由小见大，见微知著。

因为防微杜渐的先决条件正是清醒客观、毫不留情的自省。

党员干部要在“小误”初露端倪时就要敏锐地反省自我，坚决克服。

其次，要有慎独的意识。

不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抱侥幸心理，人前和人后一个样，任何时候都能把握住自己，要经常给自己开设“内心法庭”，进行认真的自我审视。

再次，要虚心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有时一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这就需要请组织和群众当“医生”给他们“就诊”。

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心地接受组织和群众全方位的监督，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自我，看清前进的方向和获得前进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内省”、“自律”对于为官执政者养成廉洁奉公的品质固然重要，但是“他律”也不可忽视。

“他律”是指依靠外部力量使人接受一定的道德观念和履行一定的道德规律，并依据社会法律、制度、舆论、奖惩等为动力，促使人在思想上和言行上循规蹈矩。

我们之所以提倡党员干部在加强“内省”，注重“慎独”，严于“自律”的同时还强调“他律”是因为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东西，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特别是对那些缺少内省、自律或自律不严的人来说，他律尤为重要。

这就要求我们从严治党，严肃党纪；

从严治政，严肃政纪。

对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于此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制度创新上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形成难以冲破的他律。

与“自律”相比，“他律”毕竟不是重视主体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而是规范人、约束人的东西，泯灭人的主体价值存在，不是靠主体的理念和信念，而是推崇对上和服从权威；

在我国当前法律制度运行体系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有着较强的“人治”的色彩。

因此，“他律”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约束性、被动性、他教性等特点。

而“自律”则是通过主体的人依靠理性、信念和伦理良心，靠内心的自省、自觉和自为来调节自己，丰富、发展和圆满自己的言语、行为。

因为“自律”不是靠外部强调性，不是主体的人屈从于外界的控制或压力，而是尊重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强调自主、自觉和自我教育，重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智慧和创造力，升华为人的存在价值。

马克思曾经说过：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P15）

][P15]这就是说，人的思想首先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从他律向自律发展的过程。

他律是低层水平，自律是高层水平，达到自律的人思想就解放了，就能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人们走出思想道德他律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强自律。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全党范围内推行廉政风暴，提倡党员干部加强内省，注重慎独，严于律己显得尤为重要。

它能有效地消除党员干部从腐败的现象的形成到党和政府反腐败的“时间差”。

这种“时间差”是指某种腐败现象从萌芽、滋生、暴露、严重泛滥、社会上反映强烈到基本遏制的过程。

出现这种“时间差”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只重视反腐败，而忽视了预防腐败的工作，结果必然是反腐败明显地滞后于腐败。

这种“时间差”的存在是腐败行为“滚雪球”式不断扩大的过程；

是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深恶痛绝的过程；

是党和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反腐败工作付出高昂代价的过程。

为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预防腐败为主的思想，把反腐败的重点向前移，立足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一、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7

[2]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M].北京：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4]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OL].人民网，2005.01.04

[5]陈国庆.儒家文化与21世纪[J].学术界，1994（02）

[6]赵焕林.慎独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5（06）

[7]孙雪雷.略论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J].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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