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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

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

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这些模型又可以根据经济学者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理解,分成三种类型:

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

这三类模型的提出,表明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自亚当·

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andZee,1997,p.180）：

（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

（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

（3）技术进步。

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

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

舒尔兹，1990；

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

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

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

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是：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43）。

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

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

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

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

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

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

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

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

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立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

内生增长理论的现代发展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

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

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

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

D（研究与开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

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

一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

二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

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

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

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

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

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

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and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

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

Chol-Won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

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ofEconomic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

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Mino（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

自Aghionand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

Aghionand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新熊彼特主义的另一个特点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

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12]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AghionandHowitt（1998））。

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13]。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分工驱动经济增长思想，由于引入角点解而将分工与增长模型化，逐步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

尽管目前来说，基于分工的研究尚未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

由Smith第一次系统提出并强调的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4]，由A.Young（1928）进行了发扬，但其间直至八十年代才重获经济学家的重视。

对于分工的概念及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

第一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深，这是从厂商进行最优决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如A.Young、Romer（1987）、Grossman（1991、1992）等人所作的研究；

第二条思路是基于分工是经济中的个体（agent）最优选择的结果，体现为个体的专业化水平。

这条思路的沿这条思路进行研究的有G.Beker（1992）、杨小凯（1991、1992、1993）等人。

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分析，主要问题在于忽略了分工的生成与演进过程。

虽然Romer（1987）以中间产品的品种数作为生产的迂回程度，并假定中间产品的非完全替代性与非完全互补性（事实上，Romer所运用的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一个D—S型的生产函数），解出了一个生产迂回程度的一般均衡解。

但其分析过程中没有讨论因生产迂回程度增加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问题，其模型对现实的意义并不太大。

杨小凯的贡献在于其认识到了Romer模型忽略交易成本的缺陷，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分工的演进。

然而，从他已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如杨小凯（1998，2000，2001））来看，杨小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演进（evolution）的概念。

在杨那里，分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决定分工演进的是交易成本。

但交易成本的定义与测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局限了杨的模型的应用，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杨那里，经济人（AGENT）的理性是有问题的，即在既定交易成本具有无穷的理性推理能力，但在预见交易成本的演进方面却一无所知[15]。

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

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

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

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regressions）进行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