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战争长期轮回的经济意义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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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是观，我们不妨对

需要补充，李悝作这项统计，遣漏了种子粮一项。

清人包世臣对此有过缜密稽考。

他说：

“凡粟，耗地力而收成薄”，“亩子三升”。

[3]照此推断，百亩之田的种子粮是三石。

那末，加之适才计算负额十五石，则总透支十八石。

一年之岁，在透支十八石状态下，再去应付极具伸展性的“疾病死丧”和“上赋敛”二项突发性支出，当然造成“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的悲局。

但务必指出。

李悝的分析，意在批评自耕农治田不甚勤谨而作尽地力之教。

所以，由不勤谨治田造成的经济拮据，还不足以反映自耕农通常的经济生活，更不能看作是“不足”的坐标。

具有普遍意义的，应是在“治田勤谨”后的收支水平。

依据李悝考察，自耕农一旦“勤谨”治田，“则亩益三斗”[4]百亩之田就是三十石。

这样，减去先前定量分析的十八石透支，五口之家就有十二石的剩余可被自由支配。

它占“治田勤谨”后总收入一百八十石的6.7%。

以这样的收支，才能形成“农益劝”格局。

李悝后来为魏国相，按此比例“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5]所以，笔者认为，衡量自耕农相对正常的经济基准量，当在扣除必要生活及社会支出后，至少应有占总收入6.7%上下的剩余。

低于这个水平，即临界“不足”。

需要强调，由6.7%之指数对应的实际量十二石，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常量”。

以客观态度分析，不足的实际量，应与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总量成正比例关系而被界定为“变量”。

总量高，则指数对应的实际量随之高；

总量低，则随之低。

如据洪亮吉估算，清乾隆初，四十亩之田的常年亩产为一石，则总量为四十石。

按洪氏之：

“今之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

[6]那末，今古比率应为100比40，即2.5，也就是说，今之一石当古之二点五石。

要之，以古之百亩岁收匡算，那末应为二百五十石。

换言之，值清代，其总量比战国时提高了，则以6.7%之指数对应，实际量应是十六点八石。

当然，在战国，这是摸高的数据。

然而，在清代，若跌进十六点八石，[7]那就陷入贫困境地了。

换言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在开销了所有必须支出后的剩余量尽管比战国时有所增加，但因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之提高，农民同样地被囹圄于贫困的境地，他们同样可以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触发战争。

由此可见，即便对“不足”作了比率上的界定，然以其比率所对应的“实际量”，却因受制于总量而呈上升的态势发生着变化。

不过，这样的“变”，并不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了多大的改善。

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蠡测，它从一个侧面正挑出了“相对贫困化”的概念。

诠释性地说，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贫困线不会一致。

当然，农民战争通常也不会因为经济上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后，才揭竿起义。

客体是，当农民处于各个历史时期相对的社会贫困线时，便会对远离贫困线的富豪深怀不满，尤其对凭借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横行乡里的豪吏，更显愤懑，从而发泄胸中郁闷，积久便会在某个特定的偶然事件下引发。

因此，农民起义为达到起义之目的，顺理成章地聚焦到要求对平均主义的实现。

包括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阶段太平天国运动，它的天朝圣库制度，就是对平均主义实践的典型。

那怕这是建立在战争时期，但终究脱不了平均主义的底子。

当然，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轮回伊始，平均主义的纲领和口号并不是很明确地就被写到自己的战旗之上的。

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而这个过程，一般地同农民相对贫困的基准线逐渐提高同步。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说明：

一、相对贫困线之提高，虽然表现为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成水涨船高式的渐进。

因此，在横断面上始终没有跳出贫困的境遇；

二、正是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是呈发展状的，因此，他们对周围世界的接触就有可能逐步地扩大，视野随之开阔，于是就会对发生在自己实际生活周围的许许多多直感的事产生朦胧的新感觉。

这种感觉，一旦被外部条件激荡就会聚核并升华。

列宁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议论：

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

[8]

应该说，“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9]的农夫，平日心身所系，在于养家糊口。

他们除了背负青天，面朝黄土，或许还意识不到采取别的什么方式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

或许想过对不平等的现实冲击，却又怀疑自己的力量，因为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封闭的。

然而，当他们的眼界随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而有可能提高一些，当大规模农民战争一旦爆发把他们从封闭的环境中进一步席卷出来时，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力量再生疑虑，就会在急风暴雨的外部对抗中劫富济贫，对平日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还之以牙，把整个现存的政治秩序颠倒过来，并且在自己的战旗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写下由低级的平均理想，到相对完备的平均主义的纲领和口号。

这一口号，越是到得后来的农民战争，表达得越清晰。

从而，使农民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相对“自觉”的阶级。

无疑，农民阶级的这一相对成熟，同相对贫困线的浮升而带动他们的经济素质相对提高分不开。

商人资本在自然经济结构中的对立运动

不应否认，当进入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大都是基于相对贫困的农民，为实现经济的平均而缘起的。

但是，那不过还是问题的表象。

更内在更深层的原因是，封建社会本身经济运动的矛盾达到了白炽化程度的结果。

而这个“白炽化”的矛盾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经济结构与由这一结构孕育的商人资本发生的剧烈对抗。

如前论述，占收入总量6.7%的余额，是令农夫据以“益劝”的基准，然而，人的欲望是滚动的。

随着文化的累积、经济的增长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变迁，人们对物质的量和质的追求，对精神享受的内容企望诸如此类，都会因时变化，因地改造。

而这一切的“化”以及一切的“改”，都“化”“改”到一点，即用以实现这一欲望的经济偿付能力能否“化”到将其兑现的水平。

所以，令五口之家的自耕农“益劝”的前述6.7%的比率所包含的实际量，尽管因总收入量的增长而增长，但它还是很容易被突破的。

只不过突破后的比率不能与原比率背离过远。

确切地说，6.7%这个相对抽象值，应该同相应发展的社会一般消费水平取齐。

问题是，如何才能使这个比率，同相应发展的社会消费平均值等量齐观。

笔者认为，使农民在扣除了相应的各项支出后，所剩的剩余价值，能得到一个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相对取齐的适合量，活跃流通领域明显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恰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10]这里，司马迁在表述一个观点，即：

整个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流通领域是得益最丰润的经济部门。

投身流通领域为什么能使“贫者之资”？

司马迁在对当时实际经济生活进行细致考察后结论：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

”[11]这就是说，以一百万本钱，无论经营什么行业，包括生产或销售商品，尤其是“子贷金钱”的高利贷业，一年之内，正常的一般利润额都是二十万钱。

即所谓20%的“什二之利”。

20%的利润率，是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一般利息率支配利润率的一般平均利润率。

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速度远较于一般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为快，尽管商人资本的利润通常都薄于产业资本（不包括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暴利），然而由商人资本实现的利润率的速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快于由产业资本实现的利润的速度。

这样，对已经将资本投入于商业的投资者来说，就有可能使一个资本周转期休止时实现的那部分商业的利润（甚至包括回收的部分成本），再度转化为投入商业的资本。

由是，在使资本周转不断加速度运动中，投入于商业的资本量在相对数上就会表现为一年中大于投入产业的资本量，从而在获得利润量的绝对数上有可能远远高于产业资本的利润量。

有鉴于此，流向商业的资本所获利润量高于流向产业的资本所获利润量的秘密，即在于前者的资本周转期短于后者的资本周转期。

司马迁所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恐怕就缘于此。

而马克思则强调：

“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

[12]如此而已，何不择此舍彼。

稽考史迹，西汉确实是出现了这股贫苦农民“卖田与人而更为商贾之业”的浪潮。

[13]《汉书·

地理志》记载道：

汉兴，立都长安，“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

诚然，素以“安土重迁”为“黎民之性”[14]传统的中国农民，一般是不肯轻易变卖田产，背井离乡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股潮流，似跟当时的社会消费水平高扬，而百姓实际收入不敷支出的社会性反差有关。

一如时人指出，若家中资产不满万钱，就难以糠豆糊口，而且为妻者衣不遮体。

[15]

然而，当社会风靡从商热时，潮流中的绝大部分贫民并没有因此圆了脱贫致富之梦，社会的物质财产也没有因商潮涌起变得富庶。

相反，更捉襟见肘。

原因安在？

笔者认为，在“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

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16]的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若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那末，就“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

[17]而资本既然不能在生产领域得以积累并发挥其真正的职能，生产便会出现萎缩。

要之，对于一个生产萎缩的社会来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规律，大致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样就带出一个结论，以商求富的规律，只有在生产相应发展的前提下才具有实际意义。

盲目从商潮，只会贻害生产的发展。

曾在西汉元帝即位后任御史大夫的贡禹有过这样的告诫：

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

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18]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耕者不能半”，生产得不到相应发展的情况下，虽然被裹进了商潮，但到头来，还是穷而沦为“盗贼”，酿成了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个中奥秘，在于流通领域并不创造物质财富。

流通只是帮助、促进物质财富的创造。

所以，从社会整体上看，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应当在发展生产。

然而，有趣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因生产萎缩引起的社会之“用度不足”[19]，往往会折射出它的反面，表现为一种内里耗空式的经济“繁荣”。

倘佯于历史长河，不乏此类海市蜃楼。

东汉的王符，在通过静心观察后说：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

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20]所以，在生产没有得到发展的根基上，尽管万商熙攘，车水马龙，却致少引出两个结果：

一、国家财政的流失；

二、封建经济基础的脆弱化。

故此，王符对上述“繁荣”很不以为然，他说：

“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

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21]“力田所以富国也。

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

”[22]

鉴于这样的逻辑，王符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商人资本若过分得到独立的、优先的发展，就等同于袖手旁观“国危”。

王符说：

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

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

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