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开发区投融资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与思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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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韩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

　　1、美国高科技产业融资模式

　　英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企业行为已高度市场化。

企业主要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集长期资本，从而形成了证券市场主导型的融资模式，以美国最为典型。

风险投资、NASDQ市场是美国高科技产业融资模式最具特色的内容。

美国的风险投资，包括非正式的私人风险资本、风险资本、创始人投资、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和外国投资等。

美国自1946年成立世界上第一家现代的创业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以来,创业投资事业虽有起伏波动,但总的发展态势很好。

尤其是上个世界90年代以后，美国的创业投资获得迅速发展而且相当成功。

它推动了美国高科技成果的转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技术领域的许多重要成果，半导体硅材料、微型计算机、生物工程技术等，无一不是在风险投资的作用下，从实验室的大胆构想变成商品，并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

　　美国的NASDAQ市场成立于1998年，美国全国证券经纪商协会和泛美股票交易所合并，组建了纳斯达克——泛美交易所市场集团，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二板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和最具全球竞争力的市场，近年来股票交易量已经超过纽约股票交易所。

它与风险投资一道共同培育了美国一大批高科技巨人，如微软、英特尔、苹果、戴尔、网景、思科、雅虎、亚马逊等等。

据统计，美国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中的85%是NASDAQ的上市公司:

其中软件行业上市公司中的90%以上，半导体行业、计算机及外围设备行业、通讯服务业、通讯设备业及生物技术公司中的80%以上，都是在NASDAQ上市的。

另外，在美国《商业周刊》所刊出的最具成长性的公司中，90%以上是NASDAQ的上市公司。

美国NASDAQ市场已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摇蓝，使美国成为全球高科技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并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新经济时代。

NASDAQ市场在创造出美国经济空前持续增长奇迹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助推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新经济体国家高科技企业纷纷寻求在美国NASDAQ上市。

截至2010年7月，已有148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2、日本企业融资模式

　　日本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低，证券市场不发达，实行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企业的融资始终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融资所占比例一直在40%左右，而股票和债券等证券融资所占比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一度下降到8.3%。

　　日本企业间接融资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主银行主导企业融资。

战后日本政府为了防止金融业的过度竞争，实行严格的金融规制政策，不但没有限制过度竞争，反而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

在金融规制政策和政府鼓励银行向企业贷款的政策下，银行为了留住自己资信较好的客户，不但向融资企业提供贷款和信息咨询服务，而且直接投资于该公司，持有该公司证券或股票，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与决策。

一旦企业财务状况出现危机，向其提供财务帮助从而使银行与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在向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中必定有一家银行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对企业提供较大份额的贷款，而且持有企业的股份，包揽企业的一切金融事务，向企业派驻代表作为股东，以监控企业，一旦企业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将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

　　日本间接融资模式保证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供给，促进了企业经营战略的稳定实施，节约了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3、德国企业融资模式

　　德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基本上与日本相同，都是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不过，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全能银行融资体制。

银行可以自主地从事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的广泛业务，既可以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也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

并且，全能银行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业任何数量的股票。

　　与英美等国的融资模式相比，德国企业制度体现的是其社会市场经济精神。

由于德国企业许多都是由家族企业转化而来的，许多家族思想对企业的影响一直很大。

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德国企业普遍推崇追求长期价值，由此产生的融资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再投资和银行贷款。

德国的证券市场不够发达，规模较小，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最小的，整个德国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美国的1/6左右。

从上市企业来看，德国的上市公司数量也较少，上市公司不到德国股份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

从个人投资者来看，德国持有股票的家庭不到10%，而美国则高达30%以上。

　　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由于个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非常少，德国企业的持股结构多为法人持股。

德国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很高，持股者主要为银行、创业家族、基金会、其他公司和政府等。

虽然德国银行一般并不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它持有的股份只占德国国内所有上市公司股份的10%左右，但是，银行除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外，还能代表其所托管的许多个人股份参加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并且，一些全能大银行常常从债权人开始发展成为企业的大股东。

这样，银行在许多公司监事会中占有席位，并直接影响着管理层，因此，德国的全能银行对企业具有很大的有效投票权利，德国银行已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4、美英、日德投融资模式比较

　　应该说，以美英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模式和以日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它们都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所适用的环境不同。

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

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则适应于庞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较强干预。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有助于形成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集团，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崛起的支柱，可以为政府实施“赶超型”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载体，有力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均在战后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

而相比而言，英美的证券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模式难以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银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总体上看，许多国家的融资模式都是以上这两种模式中的一种或改良，例如，东亚国家的融资模式就类似于日本和德国的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包括亚洲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和泰国等，中国的融资模式也有类似的性质。

（二）我国主要投融资模式

　　从我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实际上我国一直实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制定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我国金融管理层学习和研究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种是欧美强化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作用，另一种是日本强化银行和间接融资的作用。

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多地借鉴了日本的模式，注重银行贷款融资的作用，忽视并限制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作用。

我国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在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对我国实施“赶超”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连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主要表现在：

一是政府可以通过银行集中大量资金，投入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在增量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节；

二是银行贷款弥补了政府无力拨补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不足；

三是政府通过控制贷款和货币发行，结合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速度快、效果明显。

　　但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单一的银行贷款式间接融资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

一是透明度低，按照政府意图贷款，按照国有企业的需要贷款，政策性强，效益差，不良贷款有增无减；

二是约束力弱，由于透明度低，再加上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大锅饭”关系，贷款的制约力差，有的借款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想还贷，属典型的关系型融资；

三是震动力大，政府通过变动贷款规模调控经济，速度快，政策出台后，全国立即可以收紧贷款或放松贷款，对经济震动大。

　　因此，借鉴国外做法，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目前正在形成证券融资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不断增强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从我国开发区看，传统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融资模式：

　　一是政府财政投资，中央政府对于规模较大的开发区，一般都先拿出一定额度的财政铺底资金，作为开发区的启动资金。

　　二是国内银行贷款，中国人民银行每年都要在国家信贷计划内安排一部分专项开发贷款支持国家级开发区的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证券融资,证券融资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有效的资金筹措手段，证券融资包括股票、债券两种方式。

　　四是吸引国外间接投资，各地设置开发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利用区域优惠政策来吸引国外投资，以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问题。

　　从各地开发区发展历程上看，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90年代初，主要是“八五”期间，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建立举债机制为重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保证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如当时浦东资金严重不足，就通过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债来搞建设，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就是亚行的贷款项目。

同时，利用先期成立的三个政府性投资公司，作为融资主体。

这是我国开发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2）第二阶段。

90年代中期，我国开发区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土地批租为重点，大规模挖掘资源性资金。

土地资源是我国各地开发区的巨大财富，特别是经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后，土地升值，通过土地批租，各地开发区获得大量资金。

上海通过土地批租共筹措资金1000多亿元。

进入“九五”，融资难度明显加大，上海又借鉴国际通行的BOT（即建设、经营、转让）方法，推出了出让城市基础设施部分特许经营权的举措，将已经建成的道路、桥梁、隧道等出让，迅速收回投资，转而成为新一轮建设的投入资金。

连接黄浦江两岸的延安路隧道就是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和中信泰富通过BOT方式合作的结果。

　　（3）第三阶段。

90年代后期，以资产运作为重点，扩大社会融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土地批租大量减少，但国内证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增长，社会富余资金增长。

面对这种情况，上海不失时机地将有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推向市场，实行社会融资。

如已建成的项目以公司方式上市，筹资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高速公路等可以收费的项目，实行社会化招商，吸引社会资金100多亿元（人民币）。

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吸引企业参与建设，市政府在土地出让、动拆迁、税收、贷款贴息等方面实行了政策优惠。

通过十多年来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我国各地开发区基本实现了投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资金渠道由封闭到开放、投资管理由直接到间接的转变，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投资格局。

　　（三）国内各地典型做法

　　1、中关村打造多层次投融资促进模式。

经过近20年的摸索，中关村科技园区博采中西所长，构建了一个满足创新型企业不同阶段、多元化的有效融资需求的多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