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河西走廊农牧业发展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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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ThedevelopmentoffarmingandanimalhusbandryoftheHexiCorridorinthewestHanDynastyandItsImpactonEcologicalEnvironment

WangYiling

（School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HeXiUniversityZhangyeGansu734000）

Abstract:

Theessaybasedonthesimpleelaboration,thedevelopmentoftheHexiCorridorinthewestHanDynasty，Throughimmigrantingmanypeopletothefrontier,settingupprefecturesandcounties,militaryopening-upofwasteland,buildingirrigationprojectsetc,thegovernmenteffecteddevelopmentoftheeconomyoffarmingandanimalhusbandryoftheHexiCorridor.Whiledeveloping,however,unreasonablecultivationresultedindestruct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Combiningwiththelessonsfromexperienceofthehistoricalexploitation,thelawsofnaturetofocusonthedevelopment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shouldbefollowedintheprocessofthewestdevelopmentprocess,theeffectiveprotect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

Keywords:

WestHanDynasty；

HexiCorridor；

agricultureandanimalhusbandry；

ecologicalenvironment

河西走廊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古今依然。

河西归汉之后，武帝为巩固统治，开拓河西，巩固边疆，大规模移民屯田，兴修水利使得这一时期农牧业得到发展。

那走廊地区农牧业的发展怎样，发展过程中对生态坏境又造成什么影响，都值得今天我们来探讨。

一、河西走廊的概况

（一）河西走廊自然地理条件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部，东起乌鞘岭，西迄敦煌阳关、玉门关故址,南界是祁连山脉，又称南山,北面自东向西依次有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统称为北山。

在南北山之间，形成一条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南北宽约几十至一百余里的狭长地带，因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河西走廊”。

走廊内，以大黄山和黑山为界，分为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河（弱水）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区域。

河西走廊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旱少雨，蒸发量大，自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但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光合作用强，能够促进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利于农牧业产量的提高，同时，也因得到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弱水）、疏勒河在山前形成冲积扇平原，形成一连串的绿洲，进而发展农牧业。

（二）多民族聚居与河西归汉

历史时期，祁连山就森林茂盛，山坡平原草场如茵，像祁连山有松柏五木，水草丰美，冬温夏凉，宜于畜牧，可以称得上是风景宜人的好地方。

据史料记载：

“历史上，曾有乌孙，大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先后在这里休养生息。

”[1]特别是匈奴族，秦汉之际势力强大占领了河西走廊，进而发展畜牧业。

匈奴族本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对河西走廊的控制足以证明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优越的自然条件，匈奴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

西汉武帝即位以后，积极准备，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派大将军霍去病两次自陇西出发向河西进攻，第一次在元狩二年春天“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使得匈奴势力大大受挫。

第二次在当年夏，“踰居延，逐过祁连山，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

”[2]此时，匈奴在河西的势力衰败不堪，在这种情形下，浑邪王杀死了休屠王，率众四万降汉。

从此结束了匈奴在河西一带的统治，汉取得了对匈奴的彻底胜利。

匈奴在失去河西后还曾唱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3]的悲歌。

可见，水草肥美的河西走廊对匈奴的重要。

而且，河西正式归汉之后，匈奴仍耿耿于怀，觊觎河西，声言：

“张掖、酒泉本我地。

”[4]欲与河湟诸羌联合共击居之。

西汉政府为彻底占领河西，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赵破奴将属国之骑及郡兵数万，出击匈奴在河西的残余势力，取得胜利。

这些都为西汉政府开发河西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二、西汉河西走廊农牧业的发展

西汉，是河西绿洲第一次大规模农牧业开发时期。

河西走廊正式归汉王朝版图之后，汉武帝为巩固和加强在河西的统治，开拓河西，巩固边疆，成为西汉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策。

并在河西设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辖35县，开始大规模的移涉民兵、屯田实边、发展农牧业来开发河西，巩固和加强其统治。

（一）移民屯田

河西归汉之后，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在河西设郡，“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5]，西汉在此地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这是西汉对河西的第一次移民。

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先后设置了张掖郡、敦煌郡和武威郡共辖35县，这期间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屯田。

元朔二年正月（公元前127），武帝派将军卫青等人“出云中，至高阙逐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

”[6]得河南地以后，主父偃就对汉武帝说：

“朔方地肥沃，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

[7]当时武帝不顾大臣的反对，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在那里立朔方郡，并募民十万徙居之，作为西北边防的据点。

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以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王，休屠王，逐空其地，稍后发徙民充实之”。

[8]移民最多的一次是元狩四年（公元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9]这其中虽没有全部迁到河西，但也是有部分迁往河西。

四郡之一的张掖郡置于元鼎六年（公元111年）之后便开始大规模的移民屯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昆邪王降汉时，游牧于河西的匈奴“凡四万余人，号十万”，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西四郡共有户七万一千二百七十，口二十八万零二百一十一，其中武威郡十县，户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仅张掖郡十县就有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敦煌郡六县，户一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

[10]比河西归汉时增加了好几倍。

由此可见，西汉河西移民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这些大量移民除了一些政治犯，刑事犯之外，主要是把关东一带无地少地的贫民迁移到河西，为河西农牧业开发提供大量的劳动力。

内地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同时带来了他们原有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先进的农耕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河西农牧业的迅速发展。

移民屯田的主要方式是民屯和军屯。

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为解决驻守边疆军队粮草问题，唯一的办法一是移民实边，就是把内地居民迁徙到边疆，既农又兵，亦耕亦战。

移民实边，只是部分解决了就地的粮食问题。

但由于边疆战争所需粮食数量大，移民所剩的农产品不足以满足边疆的需要。

为解决此问题，西汉在边地又同时实行军事屯田。

兵士是亦兵亦农，平时务农，战时作战，兵农一体。

由居延汉简及有关史料知，有汉一代曾在居延绿洲大量移徙内地兵民，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

为便于管理屯田事宜，还设置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

西汉政府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屯田官系统。

中央由大司农统管；

边疆置农都尉，属大司农，也受边郡郡守节制；

边郡郡都尉也有兼主屯田的，其职衔上加“将兵护屯田”或“将屯”[11]等字样。

简文中有大量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官系统，屯垦劳力，田卒劳作等。

屯田政策使得这一时期农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到西汉末，河西民屯人数6万余户，28万多人，军屯人数30万左右。

随着绿洲种植业的发展，农田、城镇、道路、林带、水渠、乡村聚落等景观不断取代草地（主要是荒漠草地，盐碱草甸和灌丛草地）。

（二）兴修水利

河西地处内陆，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其南部的祁连山脉冰雪融水和发源于此的三大内陆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

自然环境恶劣，居延汉简有“地热多风冬大寒”之说。

农牧业用水相对缺乏，水利灌溉就成为河西农业生产的命脉，因此，西汉对河西走廊农牧业发展移民屯田的同时还大量兴修水利工程。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度河，自朔方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12]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张掖西城驿到高台当时开有“千金渠，西至乐涫（今酒泉市）入泽中”[13]。

其流经地区跨今张掖、临泽、高台、酒泉，说明其规模之大,而且有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

此外，《居延汉简》记载：

居延地区的水利灌溉可分为明渠和井渠两类。

当然，水利的兴修有力地促进了大规模的土地开发，西汉河西走廊的农牧业生产业因而得到发展，并一跃成为我国西北的富庶之地。

《汉书•地理志》称：

武威以西“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14]到西汉后期，走廊生产的粮食已自给自足，除供应区内兵民之需，而且有时内地饥馑之时尚可调拨部分储备以济灾荒。

如元帝永光二年，“连年不收，大司农就调拨了包括河西在内的西北十一农都尉屯田余粮救济灾区”[15]这种边谷内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后期河西地区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

通过汉武帝的苦心经营，使得这里经济繁荣，粮草丰茂，不仅巩固了地区安全，而且为汉朝的军事扩张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

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在这里得以推广应用。

首先是代田法的推广。

汉武帝末年，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便马田器不仅推广于“三辅公田”，而且“又教边郡及居延城”[16]等边地军民。

当时，居延城属张掖郡，后武威郡也推广代田法。

居延汉简中就常有“代田卒”、“代田仓”的记载。

代田法的作用是随着作物的生长，逐步向其根部培土，从而使作物扎根深入，增强抗风能力，充分吸收土壤水分和养分，起到抗旱，保墒的作用，还可休养地力，提高粮食产量。

其次是牛耕和铁制农具的广泛推行，最新式的播种工具耧已在此使用。

《汉书•昭帝纪》记载“汉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

”[17]说明这一时期河西屯田的同时也把牛耕推行于河西。

在居延，敦煌汉简中多有“铁器出入薄”和出茭若干以食官牛之类的记载。

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也证实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确已在河西推广。

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出土了铁镰、铁锹等。

武威磨嘴子西汉末年墓中出土了一套一牛拉一犁的木质模型，这也说明当时有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

再次是井渠法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