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建筑文化继承与革新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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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桂林先民不仅早已重视人居环境,而且独具慧眼,所选居地经过数万年考验仍被认同。

距今万~万年左右,甑皮岩人在同一个洞穴里繁衍生息达5000年之久实属罕见。

这表明,他们对人居环境选择十分在意;

同时也证实桂林自然环境稳定,自古宜人居住。

甑皮岩出土的上万件石器、骨器、蚌器、角器,其制造技术在当时已居领先地位,尤其甑皮岩人在万年前制造的“素面夹砂”大型陶器,是迄今大陆考古发现中已知最原始的陶器。

甑皮岩人还可能是中国最早掌握家猪驯养技术的先民。

万年前,他们已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传说虞舜南巡途经桂林并驻跸于虞山,说明上古时桂林已不蛮荒。

商周时,桂林归百越,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武帝平定南越,设始安县,治所在今桂林市。

桂北出土的商代“天父乙”铜卣,西周铜绕,春秋鼎、尊,战国陶、剑等文物,证明桂林与中原往来,早在秦统一岭南之前。

《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贤相伊尹曾作四方令:

“正南瓯、邓、桂国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说明商朝与百越早有往来。

《说苑•善说》中也记载了越人为楚国令尹划船唱越人歌的事。

从秦统一岭南后置郡,而未设“属邦”也可看出,桂林在秦以前已较开化。

百越建筑,已难找到实物。

只能从桂林现今的31个民族15个民族乡和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村寨来寻找其踪迹。

桂林苗、瑶、侗、壮等百越后裔退居山区,房屋建筑场地多为坡前涧边,因而孕育了轻巧明快、美观实用的楼寨风格。

从典型的壮家麻栏,侗家风雨桥、鼓楼,瑶家半边楼,苗家吊脚楼等民居形式推测,他们可能继承了百越先民注重从本土资源出发建筑房屋的习俗。

如,瑶族依山结寨,聚族而居,其“半边楼”,半楼,半地。

三层,一楼养牲畜,二楼住阿嫂,三楼住阿妹。

侗寨鼓楼是族姓群体的标志,模仿杉树形状,楼上置鼓,一寨一姓一鼓楼,对本土资源利用十分恰当。

这些建筑,像仙人掌刺状叶,其形式与功用统一,毫无矫揉造作。

　　二、秦代开凿灵渠促使桂林建筑文化实现质的飞跃

　　秦灭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派遣50万大军南征并屯兵岭南。

为畅通粮运,秦以十余万民工历时4年多在兴安开凿灵渠,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桂林因而成为岭南重镇。

800多年后,隋于公元605年至610年开通大运河,往北延伸了灵渠功能。

唐长寿元年,武则天凿桂柳运河沟通桂林同桂西北和黔东南的水运,避开沿漓江至梧州再溯流而上的回运路程,向南延伸了灵渠功能,中华大地得以南北气血贯通。

铧嘴、天平、北渠、南渠、秦堤、陡门是灵渠主体工程,全长34公里。

其中北渠4公里,南渠30公里,多为自然河道,人工开凿约5公里。

有人以为,灵渠工程规模和灌溉面积与都江堰、郑国渠不可比拟。

其实灵渠的主要价值在其政治、军事和科技的地位作用。

“利用自然河道”,开渠引水,首创世界船闸漕运先例,促进民族、国家统一,正是灵渠的价值所在。

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曾有:

“治水巧妙,莫如灵渠者”赞叹。

其设计科学,工艺精湛,使灵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考价值。

灵渠引湘入漓,先由铧嘴把湘江水三七分开,再以大坝拦截江水。

铧嘴分水、减压,避免上游江水直接冲击拦河坝。

面对上游来水,拦河大坝在江中呈“人”字形摆放而不为“一”字形,可将湘江水的正面压力变成侧面压力。

滚水坝斜面宽17米,坝上溢出的江水沿斜坡翻滚而下,可减弱80%的水流冲击力,保护坝身安全。

由于“人”字大坝既能拦河又能平衡水位,固定坝身,所以称为天平。

北坝为大天平,长380米,七分湘江水入北渠,婉蜒4公里后流回湘江;

南坝即小天平,长124米,三分湘江水入南渠引至30多公里外的漓江。

36道陡门,逐级提升渠道水位,保证船只上下通行。

巴拿马和苏黎世运河船闸,葛洲坝和三峡船闸,都是灵渠陡门的后代。

上世纪90年代初,50多位世界水利专家聚会灵渠边,为灵渠工程的科学性和开创性折服,纷纷称赞灵渠陡门是世界船闸鼻祖。

2000多年前,古人能如此精确地测定连接两大水系的地理位置和水位关系,并精确解决分水、泄洪、固坝和通航问题,令人叹服。

三将军墓、四贤祠、飞来石等遗迹和传说启示我们,灵渠建筑具有很强的本土特色,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标志。

它既是组织者深入学习总结民间经验技术并加以提炼创新,从当地实际出发兴建重大工程的生动典范,也是广大民工和当地百姓的血汗结晶。

除了灵渠,在桂林我们已很难见到秦汉时代的建筑,但从桂北兴安、灌阳、全州等地发掘的秦城汉墓出土文物考证,可以发现在灵渠文化的推动下,秦汉建筑思想理念和风格形式对桂林影响十分深远。

据《临桂县志》所引《一统志》记载,汉代在桂林设置始安郡、始安县时就有城池。

最近灵川、阳朔出土的汉、晋、南朝时古墓证明,秦汉以后,灵渠建筑文化在桂林不断发扬光大。

东汉马援为培育这一文化作出过卓越贡献,桂林伏波山南曾建伏波将军祠,表彰其功绩。

晋代时桂林城北虞山下已建有虞庙。

与虞山隔江相望的长脉土岭唐以前已称“尧山”,山上有尧庙。

过往官员皆到尧山、虞庙朝觐,络绎不绝。

南朝梁武帝在今桂林万寿巷建缘化寺。

后为唐代鉴真东渡福地的名刹开元寺。

这些建筑大多古朴凝重,威严雄伟、气势恢宏。

它们标志着桂林传统建筑文化由此逐渐进入了南北交融的鼎盛时期。

所以说,灵渠的开凿,使桂林传统建筑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

　　三、唐宋时期桂林建筑文化呈现山环水抱、自然天成格局

　　从唐宋开始桂林城建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唐代李靖、李勃和鱼孟威等历代官员继承秦汉以来桂林建筑文化的优良传统,并进行创新发展,将桂林城建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唐初以前,始安郡府位于现桂林中学内,以榕树门为南门,城市格局以故始安郡至古南门为南北轴线。

唐高祖武德四年李靖平定岭南后,授检校岭南抚慰大使,设桂州总管府,在桂林“跑马圈地”筑桂州子城于独秀峰南。

庠校设于独秀峰下,庠校与府衙之间为市,形成新的城市格局,即以独秀峰、子城、象鼻山为城市南北轴线。

后来,公元885~887光启年中,太保陈可环筑夹城于子城之北,辟为居住区和商业市肆。

亦传唐蔡袭筑有古外城,北门在铁封、鹦鹉二山之北,南门在南溪山白龙洞前,另在月牙山东还有城防。

贞观十三年,李靖奉唐太宗命在桂林普陀石林建“庆林观”,太宗亲赐观名并书匾额。

在七星岩口建寿佛寺,在岩内老君台上建老君祠。

此后庆林观成为我国南方道教名刹。

李靖征伐岭南,安抚人民,百姓也曾立祠供奉,传为神灵。

唐代桂林寺庙林立,遍布城乡。

虞山有舜庙,是儒学中心;

西山有西庆林寺是佛教中心;

南溪山有白龙洞、刘仙岩等石窟寺庙,是道教中心。

此外还有栖霞寺、湘山寺、定粤寺、能仁寺及明代所建中国四大孔庙之一的恭城孔庙等数百座名刹古庙。

唐桂州刺史李渤不仅积极疏浚灵渠,恢复河渠运力,还大力建设河渠景致,开发隐山、西湖及南溪景区。

李勃和鱼孟威由于整修灵渠有功,同史禄、马援一起被后人奉为“四贤”在灵渠边建祠纪念。

由于李、鱼等的努力,灵渠通航能力在唐代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此后再也没有超过唐代水平。

宋以后桂林城池不断扩建,环城水系得以完善,兴建亭台楼阁,时人更为重视建筑、山水协调一致。

至元、明、清三代,桂林均为省、州、县三级治地。

这时期建筑突出地反映了中原建筑与桂林本土建筑两种文化的融合,桂林城市呈现出了山环水抱、自然天成的格局。

明代设桂林府,洪武五年朱守谦在桂林修建靖江王府后筑靖江王城。

王城历286年后,于清初在李定国率农民起义军攻克桂林时,被明末降清的定南王孔有德焚毁。

城内建筑只剩残基石栏,但用大青石筑成的城墙城门尚存,现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藩王城址。

清代在原靖江王城内建起的广西贡院,铸造了广西古代教育史上的辉煌,至今王城城门上仍镶嵌着“三元及第”、“状元及第”、“榜眼及第”等牌匾,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靖江王城、靖江王陵虽然遵循天人感应、突出权力中心等要求,强调府城中轴,严守等级礼制,规模、用材“悉尊王制”,绝不僭越,大都庄严肃穆,呈现中原建筑格局,但也深刻体现了与当地环境融为一体的建筑理念。

如王城地理,严格遵循峰峦拱卫,特朝远来;

山环水抱,聚气藏风的选址规则。

坎以独秀叠彩为靠山,依凭鹦鹉、铁封锁北关;

伏波镇艮,飞凤护乾;

震以尧山屏风为青龙,兑有骝马猴山西苑伏白虎;

巽以普陀七星藏水口,坤藉白岩铜鼓掩芳莲;

离案仪山巧,前朝南溪情。

东临癸水,三面环湖。

王城既符合传统建筑原则,又巧妙地与桂林山水交相辉映,使功能、形式、环境交融,同桂林生活模式、建筑哲学吻合。

　　四、桂林传承建筑文化精华彰显历史人文的路径

　　俗话说,盛世兴文,乱世筑城。

唐代桂林沟渠湖塘星罗棋布,荡轻舟揽胜景的水上游览十分兴盛。

南宋范成大称为“广袤数百里”的桂林西湖因碧波荡漾、风光漪丽、转盼若新的美景,而与杭州西湖同列全国西湖八子。

隐山曾是西湖中的小岛,李渤将其开发出来,有如蓬莱仙境。

但宋、元、明三代围湖造田扩城,使西湖到明代已荡然无存。

尽管宋元时期也有开明官员对桂林城池山水多次整治,但秀丽山水终因传统城建艺术不受重视,往往因人而异,人离政息,日见山穷水尽。

尤其近百年来,战乱频仍,桂林环城水系衰败更甚,城建体系混乱不堪。

不仅沟渠阻塞,水质恶化,江河断流,八角塘等很多水域成了街区名称,“黑龙江”、“臭东江”、“乌苏里江”,相继出现,而且“建筑垃圾”迅速增多,林荫绿地、历史建筑不断减少,宋元以前的古建筑已寥若晨星。

直到上世纪末,桂林才真正开始重视水源和环境保护,发展经济、建设城市关注文化内涵。

通过实施两江四湖工程,投入数百亿元资金,连江接湖、显山露水、清淤截污、引水入湖、架桥修路、绿化美化、文化建设等工程,才使环城水系大体恢复,生态环境有了改善,城市建筑有所改观。

实践证明,秀丽的山水是桂林的命根,一旦毁坏极难恢复。

因此,桂林必须重视传统建筑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创新,彰显桂林历史文化。

为此,有必要作如下努力:

　　一要找准定位。

　　人们置身现代城市,被密密麻麻的楼房和紧张繁忙的事务挤压,常感透不过气来,需要能释放压力、调节情绪的轻松自由的环境。

桂林千百年来一直是满足人们这些需求的理想选择。

因此,桂林应采用园林地带分隔城市区域的办法,改变和防止桂林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密集和拥挤问题,努力给人以山青水秀的仙境感觉,让人们在“自然天成”的建筑旋律中领略桂林山水人文的神韵,在淳朴敦厚的桂林民风中体验人生的意义,在清风徐来的山水景观中享受身心舒驰。

桂林建筑应向世人充分展示桂林山水赋予桂林人得天独厚的山水灵性。

这就是桂林城市建筑形式和风格选择的依据。

桂林要找准自身定位,科学设计城市建筑,就不能再就建筑论建筑,而应像吴良镛院士说的那样,在较为完整的“广义建筑学”科学体系上整体地认识建筑,不把建筑仅仅看成房子,应通过聚居、地区、文化、艺术,以至哲学方法论等研究全方位地讨论建筑。

从房屋到街道,到城镇,到区域规划,全面研究建筑功能。

梁思成先生也曾告诫,要以整体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认识和分析古城建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切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