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暴力你未曾所知的辛亥城市烽烟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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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在起事前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即有“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两条。

起义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

第三十标的革命士兵鲁祖轸也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营队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并非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荆州的一些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其中约有一个营的兵力，600人左右）和第三十一标（一队旗兵，约150人），另外约250名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

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

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

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

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

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

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

共进会员郭寄生说，“我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

”10月14日，一名路透社的记者来到武昌，“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

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

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过早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

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美国学者路康乐在《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的哀求：

'

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

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

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

’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颇具讽刺的是，一些旗人妇女虽然改变了她们的头发、服饰，但她们的“致命缺陷”，即原本引以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资料图：

清朝大员在护卫们的拥簇下走上讲台。

二、烈火下的西安革命：

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旗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

西安旗人约2万人，要命的是，辛亥革命时正值更换武器的空档，新的武器还没有到，结果旗兵只能用旧式的前膛枪和过时的后膛枪进行抵抗。

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被攻破，革命军如潮水般地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

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

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

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

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

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

’”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

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

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

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的杀死了。

”据其估计，旗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杀。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

事后，革命党人党自新也不无隐晦的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其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据革命党人张奚若的回忆，当时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

陕西革命因为会党色彩浓厚，他们不但攻击旗人，而且攻击洋人。

23日晚，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

受此影响，其他教会也遭到攻击，一些传教士被打伤，教会学堂被烧毁。

正因为如此，各国公使加强了对西安事件的关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收集了一些传教士的报告并转发给了外长格雷爵士，其中包括这样几封电报：

“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西安府的满洲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

“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

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

”革命中的西安无疑发生了一场大悲剧。

这是一场类似于太平天国期间发生在南京和杭州的悲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屠城行为。

一周后，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太原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不过太原满城的规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里只有644名旗兵及数千名旗人。

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满城遭到了革命军的大炮轰击，但旗兵并没有组织抵抗，而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

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

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

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

“无一逃生”的说法当然略显夸张，但满人伤亡严重、满城被焚毁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清朝对八旗旗人在待遇上，工作上，考试上，甚至是刑法上的长期特殊优待。

更让大批平民在内心里产生了仇恨。

三、相对和平的革命：

蒋梦麟曾在《西潮》中回忆说，“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

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

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

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

”。

浙江军政府成立后，杭州旗营仍不从命，原浙江巡抚增韫两次致函杭州将军德济，令其速速投降，但德济“毫无表示，似有抗拒模样”。

在此情况下，革命军炮轰满城，旗兵也开炮还击，双方各有伤亡，不过人数不多，大概在二十余人。

攻至下午，旗营力渐不支，但革命军也无即刻攻下的能力，于是双方在谈判后宣布停火，杭州全城光复，德济、增韫等人被礼送处境。

总体而言，杭州虽有对抗攻守，但程度较轻，受损亦小。

南京是八旗驻防城市，但坚决抵抗革命的不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而是江南提督、江防营统领张勋。

张勋一向自命“大清忠臣”，在他看来，无辫之人即为革命党，武昌起义后，凡是没有辫子的一律捕获处死，据说至少有四百名嫌疑犯被杀（也有说上千人的）。

在辫子军被革命军赶出城外后，南京的旗人成为了被报复的对象，其中一位名叫苏良弼的民军将领，其手下的军队对满城进行了随心所欲的焚烧、杀戮与抢劫。

据法国学者费尔南多.法杰勒的记录，“革命军放火焚烧（满城），团团围住着火的房子，开枪射死了每一个试图从火种抢出自己财产的鞑靼人。

那些空手逃出来的人侥幸保住了性命”。

这场杀戮性的混乱整整持续了一天，之后革命军发布命令，宣布保护旗人的安全，苏良弼被逮捕，他的虎狼之师被解散，但此时的满城却早已成了一片焦土。

在福州，紧张的局势使得谘议局的士绅们忙作一团，他们四处奔走，试图劝说闽浙总督松寿让出政权，争取和平解决，但松寿为福州将军朴寿所困，提议被拒绝了。

革命军进攻满城后，旗兵们则用复仇性的大火攻击了邻近的汉人居民区，引起了一片火海。

由于革命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在山上向满城开炮，加上福州旗兵本来就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因而攻击只用了一天时间，满城即挂出白旗，上面写着“请求停火，全部缴械乞降”。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松寿吞金自杀，另有数百名旗兵和家属自殉，他们投井或跳入了闽江。

据事后革命军的统计，旗兵死亡两百八十多人，而革命军一方只死亡了十三人。

至于福州将军朴寿，旗营投降后被生擒，愤怒的革命军士兵将他的尸首剁成了四块。

成都与广州，一个是保路运动的兴起地，一个革命的策源地，但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革命却显然如此的平静。

在四川士绅们奔走下，革命军承诺旗兵缴械后予以保护，决不妄杀，成都旗营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而在广州，当地士绅名流主张“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而广州旗营自知清廷大势已去，遂明确表示赞成共和，流血事件就此避免，成为辛亥年中难得的异数。

四、另一种流血：

在各地纷纷响应革命的大潮中，也有“反革命”得势的案例，譬如宁夏哥老会的起事失败。

宁夏并无新军队伍，当地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跃鲤在听得陕西革命成功后，也带着一些人马，拿着十几枚爆竹突入镇署，居然起义成功，夺得不少库储军械。

但在攻打满城的过程中，革命军一千余人对阵旗兵一千余名，双方交战两小时，革命军大败而归，宁夏起义竟告失败，为辛亥年中独有之案例。

在西北伊犁，锡伯族旗兵在革命军起事时顽强抵抗，后经调解下才交出武器，和平解决，但伊犁将军志锐被处死，少数旗人也在战斗中被杀死。

更有拼死抵抗并占据上风的，这就是原陕甘总督升允的反扑。

陕西革命后，升允率40余营兵力分南北两路攻入陕西并连克长武、彬县，后在西安近郊的乾州（今乾县）一带与陕西革命军展开激战。

升允所部，志在复仇，其俘虏的革命军士兵一律处死。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升允在清帝退位后仍旧继续进攻，并将革命军信使割耳削鼻，弃尸荒窖。

曾任过升允卫士的革命军先锋总队长朱长春劝其罢兵和谈，升允竟下令将其钉死在礼泉东城门上示众。

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革命与反革命的烈度与凶残，原本即在伯仲之间。

革命的杀戮还不仅仅限于满汉。

长沙革命不过一周即发生兵变，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双双被杀；

而在贵州革命后，被推为都督的新军将领杨荩诚被哥老会革命党张百麟、黄泽霖逼走，而后者又在贵州宪政党的政变下或逃或死。

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后，更是掀起了血雨腥风，一场大战后，被俘虏的革命党人、革命军士兵及会党千余人被坑杀于城郊螺师山。

无纪律约束的会党分子造成了革命中的滥杀，但在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譬如四川革命后，各哥老会之间互相仇杀，几无宁日；

而在广东，各路民军近十万人横行省城，秩序大乱，代理广东都督陈炯明痛下杀手，民军统领石锦泉因手携炸弹冲进都督府索要饷项而被当即枪毙，其所部被强行解散；

接着，王和顺等人的会党武装被新军强行镇压，广州这才得以安靖。

至于那些捣乱的“百二友”会党，一经捕获，即绑去东校场枪决。

据时人所述，东校场分作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