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文化脉系红色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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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大名七师、永年十三中等革命知识份子聚集的地方传播，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1年，磁县知识青年王子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磁县的张学孔、张兆丰，大名的郭隆真、冯品毅等一批进步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2月，邯郸第一个党小组在磁县成立；

1925年，王子青在磁县西小屋建立了邯郸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磁县特别支部（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

1926年，邯郸第一个中共县委——磁县执行委员会（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成立。

与此同时，中共大名特别支部、中共大名县执委会也于1926年、1927年相继成立，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影响和领导下，六河沟煤矿、峰峰煤矿、彭城小车社等产业工人登上政治舞台，与军阀政府和买办资本进行斗争，农民运动时有发生。

土地革命时期，大名、磁县、邯郸等14县党组织隶属于中共直南特委（1930年在磁县成立），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壮大了党的力量。

王子青是邯郸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第一个中共县委书记、第一个中共特委书记。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底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他为了在北平建立与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秘密联络点，卖掉了家中的五间瓦房与一处房基地。

他担任中共直南特委宣传部长时，曾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时，妻子给他带的，只是几个让他路上充饥的窝窝头。

就在这一年5月，他五岁的女儿因冻饿而夭折。

1938年，王子青在延安牺牲。

60余年后，人们在邯郸为他建立了纪念墓碑。

中共北方军运的领导人张兆丰，是磁县彭城人。

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4年曾参加国民党“一大”。

回到北平后，李大钊亲自派他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开展革命工作，并介绍他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在艰苦的岁月里，张兆丰与李大钊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曾送给李大钊一支小手枪，李大钊一直带在身边，以作应急之用，直到被捕。

1928年，张兆丰到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1930年，在领导平汉兵运斗争中被捕牺牲。

中国著名的女革命家郭隆真是大名县金滩镇人。

1919年“五四运动”中，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郭隆真第一个站出来，联合邓颖超等组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周恩来等20余位青年发起组织“觉悟社”。

1922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在济南被国民党军阀杀害时，她和中共著名领导人邓恩铭站在囚笼里，一起高唱《国际歌》，使在场者为之动容。

在大名七师的历史中，著名共产党人冯品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0年，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与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1926年，冯品毅出席国民党“二大”。

不久，他通过曾担任直隶省参议员的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在学校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团组织。

据资料记载，1929年全校师生员工有300多人，其中党、团员就有100多名；

在校外，大名七师党员先后在直南20余县创建中共党组织，点燃燎原之火，并在直南特委和部分中心县委担任领导工作，大名七师因此被誉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和红色摇篮”。

挺进太行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驻扎在北平西南卢沟桥的日本军队，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军甚至疯狂地叫嚣要速战速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70万兵力展开“淞沪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卢沟桥事变”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通电。

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辖115师、120师、129师等部。

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

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及陕北红军的29军、30军、独立第1、2、3、4团和红15军团骑兵团等部组成。

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10月改任政治委员）、副主任宋任穷（1938年1月改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85旅769团、770团；

386旅771团、772团等。

全师开赴前线的部队共计9167人。

9月6日，129师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全师改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刘伯承、张浩在风雨中检阅最后一次戴着红五星军帽的的部队。

刘伯承带领大家集体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

这时，115师、120师已先后开赴晋北和晋西北前线，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从前线传来：

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大捷，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余人，捣毁汽车100余辆；

120师在雁关门和同蒲路两侧也取得重大战果。

平型关大捷传来的当天，中共中央从延安发出命令129师出征的电报。

9月30日，129师东渡黄河，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

在山西战场，国民党第二战区正集中6个集团军，共31个师及13个旅，约28万多人，对日军3个师团、约7万余人展开忻口会战。

这是继淞沪会战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的第二场大会战。

为了配合忻口会战，129师迅速绕到敌后，伺机侧击敌人的后方。

10月18日夜，129师769团3营营长赵宗德率领突击队潜入日军代县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日军停放在机场的24架军用飞机，机场警卫队也被我军全歼，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国。

接着，129师乘胜出击，由刘伯承亲自指挥，相继取得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的胜利，给进犯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特别是黄崖底战斗，在地势险要的黄崖底布置口袋阵，毙伤日军300余人，缴获战马200余匹，还活捉了三个日本兵。

连续三次成功地伏击敌人，引起日军的恐慌，也极大的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这三次伏击战，就是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战例——“重叠的待伏”。

11月8日，在日军持续不断的猛烈攻击下，国民党军全线败退，被迫撤到黄河以南，太原失陷。

从此，华北地区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作战基本结束，开始了以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

面对危局，八路军向华北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誓与华北共存亡”、“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口号，表达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决心。

太原失陷后的第三天，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

115师由聂荣臻师长留在晋察冀，主力转移至汾河流域与晋南，阻敌南进；

120师仍留太原附近，并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29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11月1日，129师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

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出席了这次会议。

“扼太行者得天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在石拐会议上得到了一致赞同，朱德、彭德怀、张浩都在发言中进行了充分阐述。

刘伯承更进一步提出在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步骤，他认为：

太行山我们是一定要占的，太行山是中原的屏障，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抗击装备优势的日军，谋取中原，首先要在太行山站往脚。

刘伯承提出的第二步，就是建立军分区，然后是军区。

他认为：

太行山处于晋冀豫交界，东至平汉路，西至同蒲路，北至正太路，南至黄河岸边，纵横千里，只靠129师主力是顾不过来的。

各国的军区，都是正规军的军事行政组织，而我们处于敌人后方，基本上是从游击队开始建设正规军，从游击区建设根据地，战争的环境将会越来越艰苦，因此，军区的任务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组织武装，积蓄力量；

一方面还要配合正规军作战，有效的打击和歼灭敌人。

129师准备在太行山区域建立六个军分区，把129师主力分散到分区去，形成相对独立的基本作战单位，师部只留一个团的兵力机动作战。

刘伯承提出建立军区的基本方案，成为129师创建以太行山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军区最早的雏形，对该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石拐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将该方案上报八路军总部，并转呈正在山西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到了批准。

石拐会议是129师挺进抗日前线后的第一次战略展开，在129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上，在八路军的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次会议结束后，129师派出大批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各地纷纷建立起群众抗日团体，形成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日局面。

同时，组建了山西抗日决死队、冀西游击队、范先纵队、平汉纵队、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谢张大队、桂张支队、先遣支队、赵涂支队等众多游击部队，抗日武装迅速壮大。

捷报频传八路军威震中外

1938年1月16日，129师接到八路军总部的电令：

“129师政委兼主任张浩同志另有任用。

以邓小平同志调任该师政委兼主任。

两天以后，邓小平从八路军总部来到129师驻地辽县西河头村，受到刘伯承的热情迎接。

不久，蒋介石下达“反攻太原”的作战命令，八路军129师负责切断正太铁路交通，配合友军向太原进攻。

接到八路军总部命令后，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将分散的主力部队适当集中，从2月22日至3月31日，先后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这就是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很有影响的“三战三捷”，其中以响堂铺之战震动最大。

1938年3月，日军为了配合津浦路作战，加紧实施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的计划，疯狂地向黄河各渡口猛攻，邯长大道和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

每天来往的日军运输车有数十辆、甚至上百辆之多，沿路的黎城、涉县、武安等地都加强了警戒，在东阳关还增设了新的据点。

刘邓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可以在东阳关至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再组织一次伏击。

这里的地形非常理想，公路沿着一条小河延伸，道路两侧是高山和峭壁，便于隐蔽和出击，进退自如。

3月21日，刘伯承到八路军总部开会，并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

这次伏击战由邓小平和副师长徐向前指挥。

他们对这次战斗作了详细的布署，战斗打响前，八路军总部还邀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前来观战。

3月30日深夜，129师769团、771团、772团陆续进入伏击地点。

771团、769团主力为第一梯队，埋伏在邯长大道以北的宽漳至杨家山、江家庄一线；

772团主力为第二梯队，集结于马家拐。

769团又以四个连的兵力到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由涉县来援之敌。

伏击区以响堂铺为中心，西起东阳关，东至椿树岭，长达15公里。

战前，邓小平和徐向前亲自到769团进行战斗动员。

31日清晨，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所属森木和山田两个汽车中队，180余辆汽车，象一条长蛇，由黎城经东阳关浩浩荡荡开来，每辆汽车上都有几个押运兵。

埋伏在公路两侧的771和769团同时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把敌人压制在狭长的山谷里。

正当我军围歼敌人汽车运输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