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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年,清教徒牧师约翰·
温斯罗普在横渡大西洋时在亚贝拉号船上发表了表明移民新大陆宣言,说:
“这次目的,就是与神默契去完成建立‘山顶之城’的使命。
......我们同主订立了公约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受命而来。
主授命我们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如果主高兴听到我们的心声,让我们安全抵达我们的‘乐土’,那么主就批准了公约,授予了我们这一神圣使命......”。
这个宣言引用《马太福音》说,“我们要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全世界的人都将瞩目我们”。
清教徒们要建立的“山顶之城”,就是要成为世界之光的城,也就是说,清教徒要把新大陆建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引导全世界走向光明的光。
里根非常喜欢这句话,将美国称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经常在他的演说中使用,以鼓励美国人民;
而后续者,如曾竞选美国副总统的佩林,谷歌公司的创始人LarryPage与SergeyBrin都将它作为使命。
第二,是愿意躬身亲为的技师文化。
清教徒到达新大陆后,任何作物的生长、物品的制造都要从零开始,这就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多种工作的多面手,放弃旧大陆的等级文化。
这种躬身亲为的精神也反映在美国国父富兰克林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他不为参与起草美国宪法为荣,反倒强调自己从事的印刷业:
印刷业者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身体
长眠于此,作蛆虫的食物。
象一本旧书皮,内容已经破碎不堪,书面的印字和烫金也剥掉了
然而,他的工作本身绝不致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
经过美好的校正和修饰,
将成为更新更美的版本。
美国的清教徒对欧洲人轻视的手工劳作充满了热情,认为这些作品能作为对上帝的荣耀传承下去。
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位CEO亲自修理自家的水管,他会很自豪地记载在自己的传记中,以显示自己是多纯的“美国人”。
我到美国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美国风险投资钟爱车库里的创新。
到了美国买房子时才发现,许多美国人的两车库、三车库大的房间,堆满了各种工具,有的美国人索性将其改造成工作坊或制作室,闲暇时间就自己打磨、制造各种器具,而让自己的爱车在外边风吹雨打。
家居建材连锁超市家得宝卖得最火的也是各种器具,DIY杂志大行其道,孩子从小就在这种敢为、亲为的文化氛围中长大,不像中国孩子对化学元素周期表背得滚瓜烂熟,却不会自己制造一张椅子。
霍博兄弟认为,正是这种文化,使大规模制造能在美国脱颖而出,而不是在英国。
当时,美国的熟练技工急缺,原材料的开采也少,为此,美国人特别崇尚“机器的机器”,象蒸汽机、车床,比学徒制培养了广泛技工的英国更快地使用这些现代制造业所需的母机,也使各种零部件能够互相通用,这样生产线的原型第一次在十九世纪罗斯威尔·
李上校的兵工厂中得以出现,为几十年后的福特制打下基矗
第三,是清教徒相互协作的精神。
这也是清教徒在建立殖民地时生存的关键。
最早的清教徒培根说:
“爱就是与社区绑定在一起”。
这种精神至今延续,例如美国童子军是全国性组织,但也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的口号就是“勇往直前,天天向上(onwardsandupwards)”。
但与中国的少先队不同,其管理不是由教育部直到学校进行垂直管理,而是一个水平型的组织,更靠家长的参与自主管理,活动包括野外露营,培养儿童在山野户外的生存能力,提高健康与耐力,学习急救和救生,培养骑士精神,提高爱国主义和公民权责等等。
女童子军与男童子军更是相互独立、竞争的组织。
美国人虽然有很强的个人主义,但参与社区活动的投入比中国高很多,这就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矗霍博兄弟记录了一位英国钟表厂商1857年访问美国后的观感:
“如果一位制造商想在美国发明一件新机器,其他人都会积极参与,发现错误,他就会帮助改正;
而英国人正好相反”,这位钟表厂商最后把他的工厂从英国搬到美国。
这种大规模的协作成为现代大规模制造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Linux、Facebook等社区协作文化的形成,可能与这种精神相关,而匿名的BBS论坛在美国就没有中国热乎。
第四,是清教徒的系统组织能力。
牧师温斯罗普提倡:
“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悲哀,一起劳作,一起承担。
”在清教徒建立早期的殖民地时,必须“众人如一”,用系统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劳作、垦荒、建造房屋与种植园。
正如《华尔街日报》在感恩节号称一百年不变的社评(我总共看到三次):
当时的美洲大陆对这些清教徒来说,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而非今天的富足资源,美国人应该时常感恩这批乘“五月花号”登陆的先驱所遗留的奋斗精神。
霍博兄弟认为当时的英国也有着水力磨坊、蒸汽机与机床等系统,但美国人更善于系统化,结合创新技能、冒险精神、远见与营销能力,成为清教徒增长经济与财富的伟大引擎。
清教徒的这些伟大礼物,是罕见的创建组织和管理组织的能力源泉,对后世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
正如霍博兄弟指出的,它们对后来美国国父的政治创举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都有着巨大的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在文明世界边缘建立的13个自己改变命运的殖民地,已经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
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遥相呼应(本书中,新教徒与清教徒是同一类人),霍博兄弟大胆地提出,美国清教徒的管理文化甚至成功地移植到了日本。
在书的第十章里,霍博兄弟列举了下列史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对日本进行了罗斯福新政一样的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自下而上的管理”(bottom-upmanagement),由此建立起日本式管理的开端,并把一个贫穷的、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送上世界第二富国的位置。
例如三菱家族的领导人,至今保存着麦克阿瑟占领期间美国人翻译的管理文件;
而丰田汽车公司的“精益生产”理念中的十四个原则,许多传承了清教徒的精神,例如建立质量管理的文化中一个原则是通过不断地反省与持续改善,以变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霍博兄弟对美国管理80年代开始的堕落义愤填膺,与先锋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博格一样,猛烈抨击以股东价值为基础的金融资本主义倾向,认为长期资本、安然、雷曼兄弟等丑闻事件的发生,都预示着美国的管理已经脱离了清教徒的传统,才造成了金融危机。
同样,明茨伯格在最近的《MIT斯隆管理评论》上献言,应废弃高管期权。
如果经理人纯粹是为了高薪才接受CEO的席位,他必然像安然、雷曼的CEO一样将公司带领到错误的方向。
霍博兄弟的书虽然讨论的是管理的历史,但对中国的经理人一样有很好的借鉴。
一个企业,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理想,或者建立不起自己的信仰,必然如行尸走肉、人亡政息。
清教徒追求建立“山顶之城”的信仰,与韦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伦理是一致的,这与只谋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今天胡润的财富榜变成企业家的原罪榜,只说明中国的企业家如果只是一味利用特权、与政治权力勾结、进行不合理的投机,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必然也会导致今天美国金融危机一样的命运。
美国历史学尼尔·
弗格森教授在哈佛大学讲授的课程名为“西方统治:
世界强国的主要推动力”,他认为:
在过去500年间,西方获得相对于东方的优势来源于六大因素:
资本主义企业、科学方法、基于财产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和政治体系、传统帝国主义、消费者社会,以及清教徒所代表的工作伦理。
中国正在复制其中的大部分,但其中的最后一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改良或补充霍博兄弟所说的“繁荣的伟大力量”吗?
无论如何,还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歌声会让冰冷消融。
清教徒的礼物读后感900字二:
论及基督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西方学术界早已有许多成果。
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最为大众所熟悉的一本著作,当推马克斯·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本著作。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韦伯从宗教和文化价值观角度出发,探讨了宗教、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社会行为。
继韦伯之后,有许多学者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在思考研究,惜乎超越者寥寥。
当然,不同的思考各有各不容抹杀的作用与贡献。
若将学术研究视为一座大厦,则多一些添砖加瓦者,总是不无益处。
《清教徒的礼物:
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砖”与“瓦”。
两位作者肯尼斯·
霍博、威廉·
霍博从美国管理文化的清教渊源入手,仔细书写的却是美国管理文化的演变历史。
透过此书,美国管理文化如何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促使美国作为一个工业强国而崛起,便有了生动的解释。
两位作者还将话题引申至美国管理文化在日本的成功植入。
“西方三贤士”在日本发生的故事,他们对于促进日本经济进步所贡献的价值,在作者的笔下,有细致的描述。
对很多国人而言,清教徒的概念并不清晰。
作为一场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清教徒运动在英美两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清教徒的礼物》虽非宗教类著作,但既然谈及清教徒精神之于美国管理文化的意义,自然也少不了要花些笔墨来讨论清教徒的思想与观念,尤其是对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浪潮,有比较深入的叙述。
清教徒群体的思想与观念,与其对纯洁信仰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清教徒的美德,是他们信仰之根上结出的果子。
他们注重友爱、宽恕、诚实和节制;
他们强调节俭是美德,同时也强调进取;
“他们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换句话说,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的;
他们认为促进社区与社会的变革,建造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亦是天职。
另外,清教徒普遍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播。
那么,清教徒的理念又是如何与美国的管理文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
在《清教徒的礼物》中,作者对此也有讨论。
熟悉美国历史者都清楚,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深受马塞诸塞湾殖民地时代的影响。
清教徒移民的思想观念,为美国的国家信念奠定了根基。
从其教义出发,清教徒移民要在北美建造人间天国、建造“山巅之城”(CityonaHill);
他们倾向于自己动手、凡事亲力亲为,在艰难的环境下锻炼、展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
他们要将“战场、账房、市场”均变成修行之地,奉行的是“建工厂就是建教堂”的理念;
他们重视个体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正因此,两位作者认定:
美国工商界在不断演变,但其核心一直没变,这个核心就是同时尊重个体的权利与集体的权利,且两者兼顾得很好。
作者相信,这也是一种共治(collegiality),而共治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与文明社会。
清教徒移民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是馈赠给后人的厚重礼物。
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幽暗悖逆且充满信仰危机的时代里,清教徒的礼物着实催人反省。
本书以“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为副题,自然是指向XX年以来的这轮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摧残。
理解此轮金融危机的本质者都很清楚,许多问题绝非在经济、金融层面就能够解决。
因为根子出在人心,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与华尔街的贪婪紧密相关,自大和贪婪才是罪魁祸首。
这样的“馈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