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政策的冲突及协调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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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讨论我国汇率政策与国内经济目标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具体而言,我们将集中研究实施固定汇率政策的基本经济条件,以及我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资本外流、就业创造、银行重组、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重大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最优货币区与汇率制度

　　一个开放经济体是否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取决于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成本的比较。

如果固定汇率带来的经济利益超过它的成本,该经济体应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否则,它需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将超过其成本?

最优货币区假说对此提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

该假说认为,当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有着紧密的商品贸易联系和频繁的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时,这两国便形成了所谓的最优货币区;

而最优货币区的存在则构成了这两国货币实行固定汇率的基本经济条件。

最优货币假说进一步指出,固定汇率制度产生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货币有效收益。

它是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后,消除汇率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及交易成本节省的费用。

若该国与伙伴国的贸易联系及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越高,即两国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固定汇率所节省的费用则越大。

反之则反是。

换言之,以双边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衡量的两国经济融合程度对固定汇率的货币有效收益产生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的主要成本是所谓经济稳定损失,它是一国采用固定汇率而不得不放弃灵活的汇率与货币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波动和创造就业机会所造成的损失。

如果该国与伙伴国之间存在较高的经济融合程度,其经济衰退可以通过产品价格较小幅度下降刺激伙伴国的进口需求,以及劳动力与资本资源自由地进入伙伴国市场得到缓解。

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当局即使不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亦能够较顺利地解决总需求不足和失业问题。

　　该国与伙伴国的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它放弃主动的汇率与货币政策所造成的经济稳定损失就越小,即经济融合程度对固定汇率的经济稳定损失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两国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将同时决定固定汇率所产生的货币有效收益与经济稳定损失。

在一定的经济融合程度下,当固定汇率的货币有效收益超过其经济稳定损失时,该国便应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否则,它应采取浮动汇率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外部不利冲击发生时,即使两国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没有变化,实行固定汇率造成的经济稳定损失亦可能急剧上升,使固定汇率的社会成本超过它的有效收益,从而导致这一体系瓦解。

在实际经济中,由于很难计算出固定汇率带来的货币有效收益和经济稳定损失的绝对量,我们不易准确地确定实行固定制度所要求的两国之间最低经济融合程度。

不过,最优货币区假说为解释现实的汇率制度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框架。

1970年代初期布雷顿国际固定汇率体制瓦解之后,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实行了不同形式浮动汇率制度。

在少数曾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中,仅有少数的几个经济体将固定汇率制度维系了5年以上。

首先,我们可以认为美国、欧洲联盟、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之间低水平的经济融合程度是主要国际货币之间采取浮动汇率的基本经济原因。

例如,美国与欧洲联盟国家的贸易总额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与日本贸易总额仅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

　　并且,这三大经济体之间虽然有大规模的资本转移,但却几乎不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

从若干国家的实践来看,在资本跨国界流动远远领先于劳动力流动的局面下,经济环境逆转所引发的资本外流极易恶化国内总就业状况,增加固定汇率制度的社会经济成本。

如果这三种主要国际货币采取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它给各国造成的经济稳定损失显然超过其货币有效收益。

因此,美国当局出于其国内经济利益的考虑,必然否定汇率目标区的建议。

其次,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与美国有着紧密及广泛经济联系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实际情况。

在1994—1997年期间,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7—63%,而且,美加两国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劳动力流动。

在同一期间,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8—45%。

然而,即使在这样高的双边贸易的条件下,加元与美元之间长期实行浮动汇率;

墨西哥在1994年货币危机中放弃比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后,便转向了浮动汇率制度。

这两个国家的汇率实践间接地表明,固定汇率所产生的高昂成本甚至难以使与美国有着最密切经济联系的北美两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加拿大与墨西哥政府对国内经济稳定的考虑明显地优先于固定汇率所产生货币有效收益。

最后,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假说来衡量中国的情况。

在1994—1997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6%;

并且,中美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力自由流动。

因此,中美之间微弱的经济联系显然不能构成建立人民币与美元固定价格的经济基础。

在该情形下,实行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带来的收益远不足以抵消它造成的经济稳定损失。

　　三、汇率制度、资本控制与国内经济目标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包含了该国在世界市场上从事经济竞争的主要信息。

它的变化不仅直接决定对外贸易的平衡,而且还深刻影响到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

随着该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这种影响将更加显著。

当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时,便面临着如何安排汇率制度,管理资本市场,以及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目标的三难选择。

一个经济体不能够采取固定汇率以同时获取货币有效收益,开放资本市场以吸引国际资金,并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政府只能在这三个目标中选择其二。

在当局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和推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条件下,本国的市场利率水平不再简单地由国内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决定,它将严重地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的影响。

因此,国内市场利率将趋近于国际市场利率。

当国内面临经济衰退,政府试图通过放松银根来降低国内市场利率,刺激投资与消费时,相对高的国际市场利率水平将立即导致巨额资本外流。

这种情形将减少国内可贷资金的数量,使市场利率重新上升到接近国际利率的水平,从而完全抵消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

　　由于固定汇率目标的硬性约束,当局仅能通过被动地吞吐国际货币来冲销影响汇率稳定的外部冲击。

这种固定汇率政策的主要代价是当局放弃使用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整国内总需求及取得宏观稳定的能力。

其次,它还限制了当局通过调整汇率改善本国出口产业与进口替代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的可能性,因而导致对外贸易失衡和加剧国内经济困难。

此外,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实例证明,与资本自由流动相结合的固定汇率制度极易受到货币投机冲击。

虽然货币投机冲击并不必然引发货币危机,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日趋恶化及当局面临的政治压力急剧上升时,即使没有明显的政策失误,投机冲击亦可能触发市场信心崩溃,社会不同阶层将尽可能地将本币转换为外币,由此引起所谓“自我完成的货币危机”,导致固定汇率体制瓦解。

在当局开放资本市场,并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它可以使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调节国内的市场利率水平和改变国内有效总需求。

与此同时,本币将随着套利活动引起的资本外流而贬值,并因此降低了货币投机冲击的威胁。

　　这一政策组合的代价是该国必须承受由汇率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及相对高昂的交易成本。

如果当局能够有效地限制各种跨国界的资本流动,即完全封闭资本市场,它则可以免除国际资本市场对国内利率水平的影响,并且排除货币投机冲击的可能性。

这样,有关当局便可以在实现固定汇率目标的同时,自由地运用灵活的国内经济政策解决宏观稳定问题。

不过,实行资本管制存在着巨大的代价,它包括降低资本供给来源的机会成本,行政管理成本,非法资本外流的交易成本,以及寻租与受贿行为的社会成本,等等。

从长期来看,过于严格的资本管制将不利于该国全面地参加国际经济活动,严重地影响其经济发展与效率提高;

并且,它还将助长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并恶化由此产生的社会财富不平衡分配。

第三种组合与当前我国的情况基本一致。

然而,在这一政策组合的实施中,我国政府却面临着两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当局已经不可能重复在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有效资本管制。

持续的资本外逃将极大地增加资本管制的各种成本;

并导致固定汇率与国内货币政策的直接矛盾。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局势下,固定汇率政策已经制约了有关当局解决创造就业、重组银行、刺激需求等重要问题的能力。

尽管固定汇率政策在资本管制的支持下,没有明显地限制国内货币政策的运作,但是,固定汇率目标与其他更为重要的国内经济目标的严重冲突使当局不得不考虑新的政策组合选择。

　　四、资本外逃与资本控制

　　近年来,资本外逃成为威胁现行的外汇体制与外汇政策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量的资本外逃通过各种隐蔽和非法的渠道进行,其总量很难精确地计算。

不过,国内外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法估计了我国的资本外逃总量。

例如,新加坡发展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资本外流总量等于外债增加额、外国直接投资增加额以及外贸盈余额之和再减去外汇储备增加额。

根据他们的计算,去年我国的资本外流总量为661亿美元。

表2列出了根据不同数据来源计算的近年来我国资本外逃量。

樊纲则认为1998年我国的资本外逃量大约为480亿美元。

此外,根据我国去年外汇总收入与外汇储备增长之间差额的主要去向亦可以大致匡算出资本外逃的数量。

去年我国官方公布的贸易顺差为436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为456亿美元,而外汇储备仅上升51亿美元。

贸易顺差与外国直接投资形成的外汇收入达到892亿美元,它与外汇储备增长的差额为841亿美元。

这一巨额资金有四种可能的流向:

非公共部门外币存款增长额,大约在50—100亿美元之间;

国家银行购买外国债权,假定为50—100亿美元;

走私进口使用外汇,假定为海关进口总额的10—15%,约为140—210亿美元;

资本外逃量,大约为430—600亿美元。

　　如果将外债增加额包括在外汇总收入以内,资本外逃量的估计数还会上升。

去年资本外逃的数量起码等于甚至超过了我国的贸易盈余或外国直接投资。

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宏观的层次上,持续的资本外逃有可能使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逆向转变,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而且,它将直接削弱资本管制对套利与投机活动的限制,对现存的外汇体制与政策带来很大的冲击。

当资本管制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时,当局将不得不在固定汇率目标与自由货币政策之间做出选择。

在微观层次上,巨额的资本流失将降低国内厂商创造就业的能力,并进一步扭曲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加剧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扩大社会矛盾。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央当局的密切关注,并从去年9月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试图遏制具有不断加速趋势的资本外逃。

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管制与反管制的较量将在更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展开。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深化,以及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