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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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
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③。
Y=AKαLβ其中,Y代表产出量;
K代表资本投入量;
L代表劳动投入量;
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
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
0,β>
0,α+β=1。
根据美国20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和,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
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
因为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
Y/K=αAKα-1Lβ=α,K/L=βAKαLβ-1=β。
由这两个式子得出α=,β=,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
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④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
ΔY等于报告期国民收入减去基期国民收入,结果等于1520亿美元。
然后,求出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求得的。
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
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
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本存量计算公式:
Er=∑ni=1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
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
其次,计算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ΔKe表示。
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
某级教育收益率=/Ci•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1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
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3i=1Wi•R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Wi为权重,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
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28%×
35%+45%×
10%+27%×
11%=%。
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公式为:
Pe=/ΔY,其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Ke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Δ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
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e=2860×
%÷
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的70%。
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得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的百分比为%,,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
⑤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
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
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依据。
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
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
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做折算。
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
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
⑥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⑦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
前苏联学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
我国学者曲桢森以工作年总课时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采用类似科马洛夫的计算程序,计算我国1952年—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
韩宗礼先生则以教育年限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采用类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马洛夫的算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
⑧有的学者以各级毕业生人均教育培养费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
总的说来,除了质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劳动力质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计算程序。
第一步,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
如科马洛夫确定的系数:
受初级教育的劳动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受7年教育L3=,受8—9年教育L4=,中等教育L5=,中等专业教育和大专L6=,大学本科教育L7=。
曲桢森确定的系数:
具有小学程度劳动者L1=1,初中程度劳动者L2=,高中程度劳动者L3=,大学程度劳动者L4=。
第二步,分别计算基期与报告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
λt=ΣWitLit,其中,W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劳动者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
L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修正系数。
同样,基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公式为:
λ0=ΣWi0Li0。
第三步,计算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由于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量。
ΔYe=YtLt/-Y0L0/=Yt/λt-Y0/λ0其中,Yt、Y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国民收入,Lt、L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劳动力数量,λt、λ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
这是根据科马洛夫和曲桢森的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根据科斯塔年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为:
ΔYe=Y0/λ0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
科马洛夫的公式为:
ΔYe/ΔY=[Yt/λt-Y0/λ0]/。
科斯塔年的公式为:
Ye/ΔY=[Y0/λ0]/=/。
韩宗礼的公式为∶Ye/ΔY=[Lt][Yt/]/=/以上简述了运用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额的过程。
这种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
第一,无论是采用工资法、教育年限法、课时法还是教育费用法,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或者叫做简化系数,都有一定的主观性。
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在工资、教育年限、受课时数和教育费用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劳动力质量上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
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学后失业不用的现象。
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在经济理论基础上有差异,前者一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资本不创造新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使其自身价值实现转移。
因此,在核算国民收入的增量时,把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上的提高。
从公式⑴和⑵中可以看出来。
报告期与基期的,认为GNP和NI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第二,采用这种质量修正方法计算出来的教育贡献率一般值都很大。
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数或简化系数与新创造的价值或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劳动者提高的生产能力全部归因于多接受的教育。
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
三、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的方法
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认为:
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结果,假设土地是固定不变的,假定技术变化率体现在资本存量的改进中,那么,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产函数∶Y=Y。
那么,总的产出增长率应该等于投入要素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的增长率之和。
但事实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之和,二者的差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
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如科技进步、规模报酬递增、劳动者质量提高、制度创新等,但余值增长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尔茨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
丹尼森则进一步寻找了导致余值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贡献,并把最后无法解释的余值增长率归因于知识进展及其作用。
按照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