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朱熹的教育思想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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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闻之候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2]，由此可以看出，“遵先王之意”和“明义反本”便是其所谓之“本”，也即教育的根本和目的。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要以“明人伦为本”。

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

有是心则必有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

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

”[3]“明五伦”即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法等级制度，在这个目的的指导下，朱熹进一步提出了应培养怎样的人才类型，即要培养自觉恪守封建纲常等级制度的“醇儒”。

在培养“醇儒”的基础上，朱熹按照个体差异，提出了不同的培养目标。

他首先划分了人性，认为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指出“天地之性，不可形容，不须赞叹，只得将它骨子实头处说出来，乃于言性为有功。

故熹只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

”[4]，而气质之性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的，同时，“气”又具有“清”、“浊”、“偏”、“正”等特性，进而，朱熹得出了“四等者”的结论:

“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

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或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渣滓者，则虽未免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也;

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息不同，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无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

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其通也。

此则下民而已矣。

”[5]他指出，要成为圣人，必须要通过学习，从而提出了他“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学”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要使人立志，他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底事尽，今做到圣贤，止是恰好，又不是过外”[6]。

二、教育阶段

朱熹认为，教育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教育阶段。

也即小学和大学二类学校。

他将8到15岁划分为小学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

他认为小学是基础。

想要培养人才，便要从儿童时期抓起，从具体生活细节入手，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之习，并且要加强练习，使之从小便养成合乎“孝悌诚敬”的封建道德行为习惯，为大学的学习夯实基础。

而大学，朱熹认为应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究。

大学主要教育如何探究穷理的功夫，着重讲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从而使学生在道德修养和学识上由更深的造诣。

朱熹关于教育阶段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创见，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要重视儿童教育

朱熹在《小学题记》中指出: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

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也就是说，如果儿童时期便灌之以封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那么，儿童就会随时间推移养成合乎封建社会要求的思想习惯。

这一阶段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是人“打胚模”的阶段，“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便只理会穷理致知的功夫，而今自小失了，更补填实是难。

”[7]于是朱熹又提出了“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格不胜患也。

”[8]即要重视对儿童的道德教育，在知识才干的增长的同时，思想到的品质同步发展。

同时，朱熹还编写了《小学》，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还有专为蒙童编写的《蒙童须知》和《训蒙诗》等，这些在我国古代教材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后世也影响巨大。

（二）、强调小学与大学之间的连贯性

朱熹不光注重学习阶段的划分，又充分考虑到了二者的连贯性。

这是他教育思想的进步之处。

他在《小学辑说》明确指出:

“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

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察其以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

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义利之分，判然入熏莸冰炭之相反儿不可以相入也。

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9]。

也就是说，小学时大学的基础，只有打好、打牢小学的基础，才能在进入大学后不打费力气的了解诸如穷理等的功夫。

而大学则是在小学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提炼，从具体的实物中学会归纳、总结一般规律的本领，探究“形而上”的东西，同时将这些总结出来的道理运用到实际中去，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习目标。

撇开朱熹在这两个阶段所授的某些封建道德思想来看，他关于学习阶段的理论是具有许多合理性的，它适应了人类智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在今天看来，他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三、教学方法

（一）、循序渐进

朱熹首创教人应有序，学习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易到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在此基础上，朱熹规定了学习《四书》的次序和目的，他说，“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

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

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

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10]，从而做到循序渐进，“则意定理明，而无殊易凌躐之患也”[11]。

他还提出了从低到高的学习步骤，并以登山作比，“问学如登塔，逐一层登上去，上面一层，虽不问人，亦自见得”[12]，“臂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出，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13]。

对于朱熹“循序渐进”理论进行归类，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根据年龄大小，由小到大划分学习阶段;

二是由浅入深，由低到高;

三是要量力而行，不可贪多求快。

（二）、因材施教

朱熹在孔、孟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总结出了“教人之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14]的重要方法，他说:

“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

言语者，善为辞者也;

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

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而能言其意者也。

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入于道。

”[15]，他指出材有大小，教育的任务是，根据材之不同，施以不同的教导方法，使之小成小材，大成大材，这就是“各因其材所长而教之者”，这一观点反映了客观的教育规律，在朱熹的教育活动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果。

朱熹认为，“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所当然者而已”也即“学问思辨”;

“笃行”就是要把所穷的圣贤之理用于修身，待人处事接物等日常生活行为中，“责其身以必然”。

在他的理论中，“穷理”，仅仅完成了“学问思辨”四者功夫，还必须进一步躬身实践，学会“笃行”的功夫，从而完成教学目的。

他强调:

“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弗讲学之功”[16]，又说:

“学之之博，不若行之之要，行之之要，不若行之之实”[17]，“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

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何事也。

”[18]，提出了“知先行重”的观点，虽然这是为了强调儒家经典的教条学习，但是他强调“行”，重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行”使“知”益明，这些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四）、熟读精思

朱熹指出“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

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19]，而精思又必须在熟读的基础上，指出“读”与“思”是紧密结合的，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熟诵，“诵数以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

遍数未足，虽以成诵，必满遍数。

”[20];

二、反复体会，“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例会未到，不知有疑耳”[21];

三，濯去旧见，以来新知。

也就是说，不能抱守旧见，须得除去以前所见，才能达到:

“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22]的境界。

四、教育内容

（一）、小学

在小学，朱熹主要规定了两方面作为教学的内容，一是基本的行为规范，二是礼乐和日常的技能。

其特点是从实际练习入手。

为此，他专门编写了《蒙童须知》，对儿童然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礼仪规矩、行为细节，做了详细的规定。

内容涉及“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扫洒绢洁”、“读书写字”、及“杂细事宜”等几项。

除此之外，他还编写了《小学》作为小学的教材，在书中列举了大量格言、故事，包括学习和道德方面的典型，具体易懂，注意对儿童认识能力的适应性，这些都是朱熹教育思想的进步之处。

（二）、大学

1、《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研习

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作为学生必读的典籍，始于朱熹。

他反复强调，“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之手，全是天理。

”[23]“以圣贤之学，观圣贤之书;

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

”[24]“学者于”《庸》《学》《论》《孟》四书，果然下功夫，句句字字，涵咏切己，一生受用不尽。

”[25]他还规定了学习四书的次序:

“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

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26]。

朱熹还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注释工作。

如《诗集传》、《周易本注》等。

他抛开汉儒传统，不重诂训，重在议理，以二程以及程门弟子的观点来解释，虽然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是朱熹在学术观点上，往往也有一些自己的新见解，如“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27]等等。

2、学习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封建统治阶级所建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封建王朝所需的人才，而这种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本领呢,朱熹对此也有回答“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

盖所以幸于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朝廷之用也。

”[28]“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

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29]。

“修己”主要是指以封建伦理纲常和政治信仰来要求自己，“治人”则是指学习“治国安民”之术，从而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修己”和“治人”是高级教育的首要内容，它要求人们应该有一个合乎封建主义道德准则的精神境界。

在朱熹看来，这也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他说:

“盖周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

其德六:

曰智、仁、圣、义、中、和;

其行六:

曰孝、友、睦、姻、任、恤;

其艺六:

曰礼、乐、射、御、书、数。

是于学者日用起居食饮之间，其德业者，又皆交相为用而无所偏废，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才众多，风俗美盛，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30]，由于风俗败坏，“而不得以入狱圣贤之域，于是时也。

异端杂学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说而乘之。

”[31]，根据这种情况，朱熹认为要恢复三代的圣人教育，使人们明确:

“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32]。

当然，大学“穷理”“修己”“治人”等教育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尽其力”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为被统治阶级服务，这是由朱熹的儒学正统身份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作为宋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朱熹的教育思想受其哲学思想影响较深，因而他的教育观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唯心主义色彩，他所强调的儒家传统，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

但是，朱熹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