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环境分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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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村土地属于三级所有，即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

”这些法律规定看起来明确无误，但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就《宪法》第十条规定中的“集体所有”这一概念的理解而言往往会产生歧义。

在这里，“集体”包括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三个层次，究竟指的是哪一个层次？

其法律内涵不甚明了。

乡集体、村集体、村民小组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代表，究竟由哪一级组织代表集体，实施其权利和义务难以确定。

从所有权主体来看，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处于主导地位。

从农村现实情况来看，一般是由村委会充当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土地“集体所有”往往变成村长和村委会少数人所有。

土地“集体所有”对于农民来说是虚无的，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大为减弱，遇到国家征地时基本上没有发言权。

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制仅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权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模糊了土地的产权定位。

2.现行体制下难以真正实施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

在我国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土地管理部门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并对同级人民政府负责。

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事安排，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意愿，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只具有人事建议权和事后备案义务而不具有事前决定权力。

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了基层国土部门，主要是在执行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由此导致了上级国土部门对下级国土部门的监督权力虚置、业务指导职能弱化以及国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严重扭曲。

如遇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土地管理部门难于有效制止。

土地管理部门只能是同级政府的办事机构和同级政府意志的执行者，不可能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形成制约。

因此，农村耕地保护中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难以根除。

甚至于一些政府部门知法违法，严重违反规划和用地审批程序，特别是在征地过程中，往往滥用职权，动用行政手段圈占耕地，暗箱操作，权钱交易。

一些地方未批先占，少批多占，越权批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违规用地现象大量存在。

土地规划和审批环节渐成腐败的高发领域，建立严格的土地管理和保护机制，加强土地市场监管是实施土地保护的一项根本任务。

3.缺乏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难以形成土地规模收益。

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把土地分给一家一户经营，由于土地优劣程度和地理位置远近不同，为了平均，农地就被分得七零八落，十分零散。

实践表明，土地零散化经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农地零散化经营使许多现代农业机械和农业设施、现代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的使用受到限制。

其次，农地零散化经营下，农户在农业生产内部出现普遍粗放经营倾向，制约了对土地进行的资本和技术投入。

最后，一家一户零散经营，不利于大市场对接，严重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形成土地规模收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从而形成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符合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要求。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土地流转已成客观必然趋势。

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早已出现，但各地还缺乏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以及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

农村土地流转大多还处于由农民自发形成的分散流转状态，流转中转入的土地依旧保持小块零散形式，很难形成土地的规模经营收益。

4.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土地仍然是农民就业、生存和社会福利的主要保障。

妥善处理好征地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

用地单位若要征用农民土地，一般不跟农民直接谈判，多数情况下委托当地政府征用农民土地。

政府在征用农民土地时具有很大的内在激励，政府可以借助其强势地位在确定征地价格时尽量往下压。

普遍的情形是，政府的征地价格低，而出售给用地单位或企业的价格高，进而形成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

这一现象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尤显突出。

而即使是为数不多的土地转让金，农民也很难全部取得。

政府与农民之间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交易地位，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推进，土地价值日显珍贵，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其他制约因素

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一些制约因素。

主要有：

（1）相关主体认识有偏差；

（2）流转方式不规范；

（3）社会化服务不到位；

（4）非农化、非粮化现象普遍；

（5）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不够；

（6）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

（7）政策激励度、系统化不足；

（8）融资难、用地难、保险难等问题突出。

（9）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10）农民土地权益保护不充分

（三）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总体思路为：

以法律制度为保障，以政策引导为补充，注重政策的法律化进程，构建多层次的土地流转市场。

具体对策为：

1.构建以《土地管理法》为基础的土地流转法律制度体系。

根据我国土地流转的现状，结合现行的相关法律，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修改，确立土地流转权的行使主体、程序、条件、监管以及责任制度，并通过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保证土地流转在法律层面的可操作性。

2.尽快完成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重点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权利确定是权利流转的前提，设定全国、全省统一的确权、登记、颁证时间表，保证土地产权清晰、主体权责明确。

涉及农村土地的权利主要包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农业生产设施和用房所有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养殖水面使用权、农村集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等。

3.以国家激励政策为导向，鼓励地方出台土地流转的激励政策。

国家应根据形势发展，适时出台激励土地流转政策，主要涉及：

财政扶持、项目扶持和用地扶持。

同时，国家应鼓励各地根据地域特点，在不违背法律、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形成覆盖土地流转各方面的地方政策激励体系。

4.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为土地流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一是建立市县、乡镇、村组三级流转服务平台；

二是建立土地流转信息网络；

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制；

四是提供土地流转业务指导、利益协调和纠纷调处等服务。

在条件具备时，可建立区域、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

5.发展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多元化的土地经营活动。

对现实存在的各类土地经营方式和经营主体进行全面梳理，强化土地流转的意思自治，赋予各类经营者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减少或取消经营农业的主体限制，纠正经营中的非农化、非粮化现象，控制和化解土地经营风险。

6.创新农村金融机制，为土地流转提供资金支持。

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合作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允许有条件的涉农企业、合作组织设立担保机构，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探索开展在田农作物预期收成抵押和畜禽、水产等活物抵押贷款业务，对粮食等主要农作物、水产、畜牧、农机等实现农业政策性保险全覆盖。

7.实现城乡统筹，解除土地流转后顾之忧。

一是建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有序转移机制；

二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全面建立健全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四是加强农村新型功能社区建设。

8.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一是逐步建立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实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和国有建设用地所有权同等待遇，即：

同地、同价、同权；

二是保证农村集体土地出让收益大部分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

三是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范围，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安置机制。

9.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

一是按照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要求，制定农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二是重点培养生产技能型、经营管理型、技术服务型和市场营销型等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职业农民；

三是充分运用职业院校、农广校、阳光工程培训基地等平台，加大农村经营管理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农业技术培训力度。

二．“十二五”中后期发展环境变化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十二五以来，国际环境总的特点仍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世情、国情与省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对十二五中后期发展战略进行选择决策，打造我省经济“升级版”，需要深入分析研究省内外乃至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

十二五中后期，世界经济将保持缓慢复苏，但增长低迷长期化仍将延续。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

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度负债、过度消费模式被打破，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重振制造业来恢复经济增长。

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受阻，在努力稳定外需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给国际市场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带来较大影响。

在需求面，消费将持续不振；

在供给面，竞争将更加激烈。

其次，国际上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时有加剧。

再次，目前世界经济继续复苏的动力不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缓慢曲折复苏趋向，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相对低迷的增长态势还将延续较长时间。

欧债危机中重债国经济表现、中日经贸关系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流动性过剩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势等值得高度关注。

当然，2013年以来国际形势有利因素逐渐增多。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态势有望延续，将带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

欧元区经济有逐步企稳迹象；

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势头良好。

从国内形势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总特点是：

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但稳增长微观基础尚不巩固。

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阶段，“五化”相互促进，发展空间还很大。

工业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和基础。

从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看，我国工业化发展总体上尚处于中期阶段，实现工业化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任务。

“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加快推进工业化，提高工业化的水平和质量，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信息化是一场新的科技革命。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国呈现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后发优势，引发了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我国在高起点上推进工业化提供着重要技术支撑。

“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进一步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建设信息中国。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重要载体，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大潜力所在。

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9.7%，2012年达到52.57%，年均上升1.4个百分点。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城镇化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市政设施建设，市政设施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但与此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