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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家训、道德教育、家庭教育
家训又称庭训、庭诰、家诫、家范等,是父家祖辈诫示子孙后代,用以规范家人行为、处理家庭事务的一种言行准则,是父权与族权的重要表达形式[1]。
在历史中,家训也因为其具有较为现实的指导意义而存在;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些家训的背后发现其闪光点,虽历经时间的磨砺却并不褪色。
家训因其在道德方面起的独特的作用,科学与道德的结合,在时代的变迁中自然能保持其生命力。
现代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化和道德的发展。
在我们今天探讨传统家训中科学的教育理念时候,对于精神文化或者是道德教育来说,应该也是时代的追问。
一、家训产生的原因
中国是宗族伦理制度的国家,有其自身的特点,政治上自治、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自我认同,家训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家训的产生与我国的伦理教化传统紧密相连。
中国古代的基层组织是以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制为基础,是父系氏族的延伸,经过漫长的时间,至周代最为典型。
诸侯国在封地内建立自己的城邑、宗庙和政权组织,各有自己的“氏号”。
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建立卿大夫之家,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统率封地的族人。
卿大夫以下又分出血缘亲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国”合一的“家天下”式的政治统治体系,其中,“国”是“家”在政治上和地域上的扩大与延伸,“家”是“国”的社会基本细胞。
诸侯国既是国又是家,“国”的治理既体现了国的特点,又融入了家的特点,血缘关系是整个“家”“国”的联系纽带。
在国家治理方面,“国”“家”推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家族权力与国家权力体系都呈金字塔形状。
“家”维护的是“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国”维护的是“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
从根本上说,“家”与“国”的职能都是维护阶级社会的等级秩序。
“政治秩序须以文化秩序为基础;
政治运作须以社会文化价值原则为指导”[2]。
作为维护文化秩序的传统家训的产生就源于宗法父权制大家庭,终极目的是为宗法社会的政治秩序服务。
再者,在人伦社会的中国,家庭实际上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另外一个相反的角度印证“家”与“国”的关系,所谓:
“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家。
”(礼记·
大学)由于家与国的相互统一,自然而然地要求“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训应运而生。
家训的出现是家庭、家族适应社会的必要。
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社会的兴衰存亡,无不系于对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教育和培养上。
几乎所有家训的作者都将加强对子女、晚辈的教育视为兴家的根本之道、一种神圣的责任。
加之古代社会公共教育的薄弱,儿童主要是在家庭或家族中接受基本的文化、道德教育。
所以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对儿童的成长十分重要。
“三代而下,详教于家”。
(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没有正规全日制的幼儿园教育的古代社会中,家庭实际上是儿童开始接受知识、学习做人道理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重要场所。
而很多文人墨客、贤达之士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
在这样背景下,制订一套家庭教育的规范,对于家庭成员走向社会,使家庭与社会相适应,就显得尤为需要。
“三贫三富不到老”“富不过三代”的情况下,制定一套相应的家庭行为准则,敦促子孙上进,家族之间的竞争迫使家庭制定家训。
家庭数世同堂,人口众多,家训在管理家庭事务、调和家庭内部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使一家几百口人相安无事,相处融洽。
“延安张闰,八世不异爨,家人百余口而无间言;
鄞县薛氏(薛观),400余口合食同居”。
“东浙第一家”郑氏,历经宋、元、明三代近300年的发展,人数已达数千指。
再者,古来有云:
“清官难断家务事”,在社会权力机构无法解决的范围之外,家训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家训为家族的存在定下了严格的道德标准,所以尽管家族庞大,但在一个大家认同的共同道德体系中容易协调共处,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传统中国血缘宗法式的家业社会里,老者长者尊者具有绝对的文化权威,因而他们最具有对族人进行文化教育的资格。
这也是我国传统家训产生的浓厚文化基础。
二、家训的内容和形式
(一)家训的形式
家训这种形式在我国历史悠久,形式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训诫活动形式的家训;
也有文献形式的家训;
还有一些是碑文拓本。
西周时期的家训主要以口头训诫、遗书、家书等形式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家训的成熟和具有独立形态的家庭教育文献形式的出现。
训诫活动的家训:
针对性强,目的明确;
体现为训诫活动,没有落实为文字。
如周公在派他的儿子伯禽去鲁国之前,教以礼贤下士,谦卑自守。
孔子对趋而过庭的儿子孔鲤,教以学诗学礼。
楚令尹子发之母,针对其子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作的严厉训斥。
这些我国最早的一批家训,都首先是以训诫活动的形式出现的。
文献形式的家训首先是书信,其次是文告、遗嘱等。
如刘邦的《遗太子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刘备的《遗太子敕》、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等。
这些以书信形式出现的家训,虽然具有针对性强、目标明确而且单一的特征,与后来规范性的家训之作有一定的距离,但也完全不同于训诫活动的家训,它已经由简单而且单纯的口头训教,落实到了书面文献上。
(二)家训的内容
家训一般是家族、宗族中长者、贤达之士所著立,这些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立家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子孙后代保持家财产业和社会地位,而不是轻率地败坏家业,甚至要光宗耀祖。
因此,家训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
读书治学、立身成才之道;
理家聚财、和亲睦邻之道;
做官任仕、经邦御民之道等诸多方面。
包含着丰富、朴素的教育思想,强调了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准则。
把传统家训积极的层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为人处世之道
“孝亲敬长,睦亲齐家”是传统家训的第一要义。
与传统伦理所倡导的“以孝为本”的忠孝观念及“齐家”思想相对应,传统家训也非常强调睦亲齐家的重要性。
明代姚舜牧在《药言》中说:
“圣贤开口便说孝悌,孝悌是人之本,不孝不悌便不成人了。
孩提知爱,稍长知敬,奈何自失其初,不齿于人类也。
”[3]
“治家谨严,勤劳节俭”。
齐家与治家是紧密联系的,而勤劳节俭则是治家的重要环节。
古人把节俭的生活习惯与个人的品性联系在一起。
诸葛亮在其著名的《诫子书》中也特别强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4]说明勤俭与修身的关系。
司马光认为,治家之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5]清康熙时任礼部尚书的张英甚至要求子女下乡耕读、纺织、认为这样既可以培养勤劳节俭的好习惯,又使他们的生活更为充实。
“清廉自守,勿贪勿奢”。
历史上留下了诸如陶侃母“封坛教子”之类诫子勿贪的感人故事。
姚舜牧《药言》:
“若要宽,先为官。
钱粮切不可拖赖,吾家世来先完钱粮。
”[10]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说:
“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亡噎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
”并要人将此刻在石上,以诏后世。
可见包拯对贪污的嫉恶。
“躬耕自立,应世经务”。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仍有不少家训教诫子弟要学艺习技,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的不良作风;
鼓励子弟、后人学习和掌握一些具体的技能,以便于自食其力。
宋代陆游在《放翁家训》中写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1]
“淡泊名利,平和处世”。
传统家训在教诫子弟、家人立志谋业的同时,也向他们灌输淡泊名利的处世之道。
如东方朔的《诫子诗》就提出:
“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悠哉游哉,于道相从。
饱食安步,以仕代农”,“才尽身危”、“孤贵失和”。
许多家训也都劝告家人不要贪图名利,以免惹祸上身,殃及家人。
以上三个方面是传统家训的大致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婚姻、子嗣等方面的家训内容。
传统家训虽然涉及领域极其广泛,但核心始终是围绕做人、读书、修身、齐家展开,实质是人格伦理教育和道德理想志向的培养。
三、家训对现代家庭教育的意义
传统家训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的体现,在道德意识、伦理观念的灌输和培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吸收西方的民主独立精神,年轻人自主意识比以前强烈,反对教条束缚,社会道德体系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自然的想起了“礼崩乐坏”这样的感叹。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变化,家训作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那一套被定为“封建残留”而成为历史的过去,封存于文化思想的记忆之中。
在探讨家训的过程中,笔者相信如果摒弃了“无原则的遵从君王,读书就为了做官”之类的糟粕思想,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得到发扬光大,家训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一)以身垂范
家庭环境是人们最早的最直接的生活环境。
人的社会化一般是从家庭环境中开始的,人的自我意识首先也是在家庭环境中萌发和形成的。
家庭是孩子生活时间最长的环境,是他们接受教育和影响最持久,最广泛的地方,在家庭中儿童除了获得生理发育的必要照顾外,还有重要的是在与家庭成员的交往中学会学习、生活。
可以说,家庭环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品德形成和智力发展,都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境教”。
除了,“身教”和“言教”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成功的家庭教育,一般都是“言教”、“身教”与“境教”的密切配合。
家长的素质、生活方式、教养方式、生活工作态度等都会对儿童产生深刻的影响。
古代家训虽然很多就是训诫子孙后代的条规,但是不乏家长以身垂范,躬身自行的内容。
父母长辈的模范作用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积极的意义。
今天的家庭,更多的是三口之家,父母和一个小孩共同生活。
父母需要工作,小孩更多的是交给社会教育机构,从孩童脱离了哺乳期就基本上开始进入托儿所,乃至到幼儿园和学龄期。
实际上小孩不再像古代的时候,能够和家中长辈长时间相处,父母缺少时间与孩童共同生活,体验小孩的世界,这对于孩童来说,才是最关键的。
“家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家长时候能够在孩童需要的时候给予他足够的经验和技能去适应社会,仍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今天,对于各个年龄的孩童,我们有数不清的教材。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自己花时间为我们的孩童写一些“家训”。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每一篇“训”,每一句能保留下来的言语,都是作“训”的人的反映。
在为子孙作“训”的时候,应该是把自身的人格魅力贯穿其中的。
像曾国藩的《诫子书》实际上已经是这位文正公的遗言了,把自己一生为人向、兄弟子孙垂范。
而这才是我们应该加以发扬的。
做好自己,能够为子孙做一个模范,比任何的教材和教育手段都要有效。
(二)“训”儿有道
1、孝亲敬长,长幼有序
传统教训中的“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在今天仍有其时代意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作为对《周易》开篇的重要的解释,讲述了万物应该有其运行的自然秩序,而不管在“家”或“国”。
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历代君王都践行儒家的“以孝治天下”的信条,以长幼尊卑为基础,“不孝”是为十恶不赦的大罪。
儿子在家不能随便和父母、长辈顶嘴,在社会更不能随便越位不尊敬上司。
现在社会小家庭单位的出现代替了原来的家族式的大家庭,在道德、传统权威的教育上有着不可避免的缺失。
笔者认为小家庭教育最大的矛盾就是在小孩前道德阶段、他律道德阶段没有形成对权威的认同。
纵观现今的社会,因为独身子女问题,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