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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高考热点素材文明法治
穿睡衣出行被曝光，创建文明别走向文明反面
2020年01月22日07:
48:
09
来源：
新京报
议论风生
创建文明城市，
首先应该树立的是
政府部门文明执法的形象。
然后自上而下，
以身作则，
这才是引导文明的正确打开方式。
给别人挑错，结果自己犯错认错的案例，又添一起。
1月20日，安徽宿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其便民服务平台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以“曝光不文明行为，提高市民素养”为题，公开了一批“不文明”市民，其中有7位是因为“穿睡衣出行”被曝光。
虽然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做了局部打码，但面容十分清晰，大多为中年女性。
在网络世界，事情的发展有时候就很奇妙，原以为是曝光了别人，结果却暴露了自己。
宿州市城管局的做法，迅速引发网友强烈批评。
当天晚上，宿州市城市管理局紧急发布了《致歉声明》，表示其官微推送的内容和方式均不妥。
不可否认，提倡文明没有错，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明。
穿着睡衣出门，就真的不文明吗？
这既无明文规定，也没有所谓的公序良俗一说。
这种宽大厚的睡衣，一不是衣不蔽体，二不是有碍观瞻，到底哪里不文明呢？
一个“恰到好处”的对比案例是，在上海、杭州这样的大都市，穿着睡衣上街，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我就经常在这两座城市看见穿着睡衣的小姐姐在小区内外遛狗，在商场购物。
没有人制止，也没有人觉得不妥。
我们为什么要厚小姐姐而薄大妈呢？
发生在宿州的这起事件，最大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是地定义了文明，然后又想当然地去裁决。
没有谁会故意和“美丽的自己”过不去，这些民众之所以穿着睡衣出来，可能是刚洗完澡出来散散步，可能是临睡前去超市买点东西，一般不会在外停留太久。
还有一种可能，甚至是“有孕在身”。
俗话说，法无禁止皆可为。
穿着严实的睡衣出门，说到底，这是民众的穿衣自由，切不可轻易限制。
再退一步说，哪怕是一些不太文明的行为，也不至于采取曝光个人信息的方式。
肖像权和隐私权，是个人最基本的、非常重要的权利，连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都有被打上二维码的权利，又怎么能对普通民众的日常“小动作”轻易施加这种惩处呢？
近年来，各地都有不少创建文明的政策和行动，但却忘了大道至简，行动太过具体，甚至逾越了权力的合法范围、侵入权利的边界，已经走向了文明的反面。
创建文明城市，首先应该树立的是政府部门文明执法的形象。
然后自上而下，以身作则，这才是引导文明的正确打开方式。
宿州城管局事后表示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也希望更多的地方、更多的执法部门，引以为戒。
曝光“睡衣出行”不是一道文明风景
2020年01月22日07:
47:
52
来源：
北京青年报
东原
1月20日，安徽省宿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微信公众号“宿州城管服务超市”上以《曝光不文明行为，提高市民素养》为题，公开曝光共计15人次不文明行为，其中有7名市民因“穿睡衣出行”被公开曝光。
对此，宿州市城市管理局当晚发布声明，承认发布上述信息的内容和方式欠妥，表示真诚道歉，将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确保今后不发生类似情况。
“7人因穿睡衣出行被曝光”的消息，在舆论场引发广泛关注。
一方面，对于穿睡衣出行是否不文明，当前还存有不小的争议，在不少人看来，这属于审美范畴，与文明无关；另一方面，即便这属于不文明范畴，那也是相对轻微的不文明行为，有没有必要以这么一种严酷且近乎羞辱的方式进行处理？
提到睡衣出行，最早受到关注的是上海。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依然保持着一些老传统，包括一些很土的习俗，比如“穿睡衣出门的上海人”就一直顽强地存在。
有人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分析了上海人穿睡衣习俗的由来及其合理性，但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反感穿睡衣出行，认为影响了城市“颜值”，是一种不文明现象。
其实，在讨论该不该穿睡衣出行时，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才是睡衣？
有清晰界定，可定义才能可评价。
顾名思义，睡衣是睡觉时穿的衣服，可目前出现在大街上的睡衣，并非如此。
更客观地讲，这其实是家居服，是很多人在家里穿的衣服。
问题又来了，还真有一些人穿着真正的“睡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比如有些明星的着装就大胆新潮，他们穿着“睡衣”出门反倒成了时尚。
一直都有人认为，穿睡衣出行更多是一种审美问题，而审美不属于文明。
从审美视角看待穿睡衣出行，倒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如在睡衣设计中更加注重美感，兼顾到可能存在的短暂出行需要。
这样，即使一时图方便穿着出门，也未必就会成为“美的破坏者”。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睡衣品牌这么做了，相信这在将来不会变得那么“辣眼睛”。
关于穿睡衣出行算不算不文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共识。
进而言之，即便认为其不文明，是否就要采取公开曝光的形式？
从新闻中看到，宿州市城市管理局在曝光信息中标注了不文明行为人的姓氏、打码处理的身份证号和不文明行为发生地，并针对被曝光的不文明行为人，公布了清晰的正面照片。
在道德领域，完整地公布一个人的信息，多少有着拉出来“示众”的意思，这已经是最顶格的惩罚了。
不必怀疑曝光的惩戒效应。
如果这种曝光能够日常化、普遍化，那么穿睡衣出行现象将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明显改变。
可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曝光穿睡衣出行，而且照片不打码，其法律依据在哪里？
更重要的是，连穿睡衣出行都要曝光，那么城市需要曝光的地方何其多矣。
真要进行性质次序排比，穿睡衣出行就一定比不排队、乱扔垃圾、公共场所抽烟、大声喧哗等现象更严重吗？
“曝光穿睡衣出行”是为文明而来，但此举本身却不是一道文明风景。
这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文明建设存在的一个老问题，那就是急于求成、过于简单，总是试图用粗暴方式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所有问题。
此事再次提醒我们，文明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过程，只有用文明的方式，才能真正培育出文明之花。
市民穿睡衣上街被曝光，文明标准到底谁说了算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2020-01-2117:
57
作者：
朱昌俊
1月20日，针对发布《曝光不文明行为，提高市民素养》信息所引发的争议，安徽省宿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宿州城管服务超市”上发布致歉声明，称发布上述信息的内容和方式欠妥。
此前，该公众号公开曝光共计15人次不文明行为，其中有7位市民因“穿睡衣出行”被曝光。
媒体报道显示，曝光内容包括市民的姓、部分身份证号、不文明行为发生地和证件照，甚至从图片中可以清晰看到被曝光市民的面部五官。
显然，如此针对个人身份信息和肖像信息的直接曝光，有越界之嫌。
由此可能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其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或比不文明行为本身更严重。
以一种合理性存疑的方式来曝光不文明行为，未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不文明”，乃至涉嫌违法。
但是，此事引发舆论关注，槽点还不仅仅是曝光方式的不妥，而更指向对“不文明行为”界定上的争议——穿这种厚厚的冬季睡衣上街，是否应该被划定为“不文明行为”，以至于必须对相关行为予以曝光惩戒？
媒体披露，早在2018年6月，宿州市文明办就出台了《宿州文明二十条》，其中包括不乱丢杂物、不随地吐痰、公共场所不吸烟、不穿睡衣上街等规定。
这次市民穿睡衣上街被曝光，应该是依据此规定。
乱丢杂物、随地吐痰、公共场所吸烟等被认定为“不文明行为”，并没有引发社会争议，说明相关部门所制定的文明标准大体上是与社会的文明认知有着共识的。
但是，曝光穿睡衣上街引发质疑，说明对于其是否算得上是“不文明”，各方有不同看法，当地城管部门的认定，存在社会认同危机。
穿睡衣上街，可以说不是很得体的装束，但是不得体与不文明之间有着明显的过渡地带，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属于人们最基本的“个人自决”的范畴，动辄将之纳入公共部门出手管束的射程内，这既有行政权力的越界之嫌，也是对公序良俗的挑战。
相关部门向社会发出文明倡议无可非议，但前提是得准确把握社会的文明共识，否则就难免闹出笑话，造成不必要的社会紧张和公权力公信力的损耗。
当然，管理部门与民众之间在某个文明标准上的冲突只是表象，其本质问题还是在于，相关文明标准的界定是否事征询过市民意见？
它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
如果迷信“权力正确”，以个别人拍脑袋的方式来制定文明准则，引发社会反感和质疑，也就具有必然性。
不管如何说，何谓文明行为，何谓不文明行为，公权力机构在界定时理当抱持必要的敬畏心理，克制“文明洁癖”，避免随意化、轻佻化，这才是公共主张出台最该有的“文明”。
在致歉声明和回应中，当地城管部门强调，“已主动撤下相关稿件”，“如果不合适可能会对曝光对象打码，规避这一问题”。
言下之意，是仍把事件的处置重点放在曝光方式的纠偏上。
不妥的曝光方式确实需要规避，但将“不穿睡衣上街”也纳入其内的“文明二十条”，是不是更应该适时作出调整？
（朱昌俊）
追悼会成追星现场：
请让赵忠祥体面离开
2020年01月22日07:
48:
06
来源：
新京报
一家之言
“逝者为大”，但这样赤裸裸的利用，显然失去了对生命起码的敬畏。
1月20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的遗体告别仪式。
但据新京报报道，告别仪式上，本该庄严肃穆的告别大厅，上演了让人混乱的一幕——一大早告别大厅门外就聚集了大量媒体、粉丝和直播网红。
只要一有前来吊唁的名人露面，这些人就蜂拥而动上前围堵拍照。
虽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现场还是混乱不堪。
随着人流汹涌，告别厅前摆放的菊花坛悉数遭殃，花瓣零落，被踩得满地都是。
前来悼念的演艺圈名人被围追堵截，不拍照就不让走，这种场面出现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让人错愕：
葬礼的“肃穆”与堵明星的“轻佻”，在这里合成了某种乖谬的世相。
不难看出，部分参加名人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是把这里当成了大型追星现场，其目的大概也不是悼念、缅怀，而是蹲守明星、蹭流量。
追星也得讲场合，如果说，“前线饭”去机场接机或蹲点还算有所持，那将逝者的追悼会现场弄得乱糟糟，显然已越过了边界。
到头来，碎了一地的，恐怕不只是现场摆放的菊花，还有某些所谓“追星族”不讲场合无差别追星的节操。
报道中就提到，很多堵在告别大厅外的追星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追的到底是谁。
他们只是看到人群向一个方向聚集，就挤进去一通拍，拍完发现有的自己根本就不认识。
不认识还蜂拥而至，将告别大厅变得扰攘不堪，这不禁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很火的短视频——视频中，有粉丝在TFBOYS演唱会上，对着一人大喊王俊凯的名字，却得到保安回应：
“那是易烊千玺，请你出去，你个假粉丝。
”
但告别仪式现场恐怕很难像TFBOYS演唱会那般，引来一阵爆笑后，转眼就成过眼云烟。
对赵忠祥的亲人们来说，这群假粉丝对逝者的消费，注定不会让他们的丧亲之痛少些，对肃穆仪式的破坏倒是可能在他们伤口上再撒一把盐——都说“逝者为大”，但这样赤裸裸的利用，显然跟这重伦理背道而驰，失去了对生命起码的敬畏。
赵忠祥如今已离开人世，假如他在天有灵，大概也不想看到，他与亲朋好友和这个世界平静地做着最后的告别时，被一场闹剧惊扰。
“不打扰，是最后的温柔”。
对于逝者，不去消费也是最后的良善。
而追星追到殡仪馆，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对生命应有之体面的践踏。
对这些将追星或蹭流量凌驾于生命伦理之上的人，我想用那句话奉送给他们：
生而为人，劝你们善良。
科研强国，对“木兰”式造假说“不”
2020年01月20日07:
59:
07
来源：
新京报
■社论
从“汉芯”到“木兰”，跨越十几年，但二者所呈现的警示却是一致的：
实事求是才是自主创新最好的态度，科学研究容不得丝毫虚假。
近日，中科院计算所发布的国产编程语言“木兰”被质疑套壳Python引发热议。
1月19日，项目负责人刘雷回应称，“木兰”编程语言是基于Python的二次开发，承认夸大了对“木兰”编程语言的介绍。
同时，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经调查后也称，刘雷在“木兰”编程语言上存在欺瞒与虚假陈述的科研不端问题，已对当事人做出停职检查的决定，并就管理责任责令编译实验室负责人作深刻检讨。
从号称“完全自主”到被官方确认“科研不端”，只不过短短四天，“木兰”编程语言就“露了底”，这体现出相关科研机构对“科研不端”的“零容忍”，也昭示着，在自主创新被万众瞩目的时代，造假、掺水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做科研工作，实事求是才是最好的态度。
“木兰”语言在技术含量上并非豪无可取之处，而其之所以最后变成一个丑闻，究其根底还是商业利益作祟：
为了增加公司新发布产品的技术含金量，刘雷面对媒体把一个主要用于中小学教育的产品，夸张为智能物联领域的重要自主创新。
孰料在中外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民众对自主创新高度关心的背景下，业界还是发现了“木兰”语言的破绽。
在科技创新领域，“二次开发”和“完全自主”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因为“完全自主”意味着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而“二次开发”只是在别人基础上的“创新”，在关键技术领域，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
联系当下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去年华为、中兴被美国芯片“卡脖”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对于拥有底层技术的期盼越来越热切。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中国在2019年凭借着高达10万多项专利申请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但在底层的“硬科技”中，中国研究者对世界的贡献却相对少很多。
中国要想实现科研强国，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之路已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容忍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和急功近利。
技术造假不仅会误导国民对我国技术发展之路的判断，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资金浪费。
而这方面，前车之鉴仍未走远。
2003年，号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汉芯1号”发布，因其完全国产而被视为中国芯片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三年之后，却被爆出是造假者找来几个民工磨掉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购入的芯片，然后再打上“汉芯”而成。
中国为“汉芯1号”付出的代价却远不止一笔科研经费，它实际影响到的是民众和政府对自主创新的信心和积极性，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
从“汉芯”到“木兰”，跨越十几年，但二者所呈现的警示却是一致的：
实事求是才是自主创新最好的态度，科学研究容不得丝毫虚假。
因为在某一个时刻，造假总会被“打脸”。
科研强国，是多少代国人的愿望，而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一愿望愈发迫切。
与此相对应，研发经费投入也随之大增。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即已逼近2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也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已是公认的科研投入最慷慨国家。
但越是如此，越是需要稳住定力，实事求是搞科研，踏踏实实走科研强国之路。
中国的经济实力就摆在那里，只需实事求是，稳扎稳打，科研强国自然会计日程功。
在这种共识之下，需坚决对“木兰”式的造假与浮夸说“不”。
重庆火灾源于弹烟灰，不可放纵生活里的不良习惯
2020年01月21日07:
39:
12
来源：
南方都市报
1月19日，媒体从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1月1日发生在重庆一高层居民楼的火灾，系住户杨某弹烟灰引燃棉被未完全扑灭，棉被复燃引燃外墙雨棚引起。
经由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描述，不难想象当时的场景。
杨某很可能和往常一般随手弹了烟灰，结果烟灰弹到了棉被上，作为易燃物的棉被立刻烧了起来，杨某接了一些水淋到棉被上，以为火已经熄灭，就把棉被放到阳台晾晒。
杨某出门后，棉被复燃，结果烧着了外墙的雨棚，火苗就这样借着风势一下从2楼蹿上了30楼。
重庆1·1火灾堪称一部安全教育片，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
继火灾发生时众人抬起霸占消防通道的轿车为消防车开路的视频刷屏，引发了长达半个月的对霸占消防通道的讨论和应急检查之后，火灾发生的原因又让自以为小事的不良恶习成为了焦点。
一个弹烟灰的动作，引发了从2楼至30楼不同程度过火、全国议论超过两周的火灾，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但也绝不能把重庆1·1火灾当成一个纯粹的“意外”，或者将弹烟灰引发大火解读为“倒霉”，这样的“宽容”只会为下一次不良习惯酿成灾殃埋下祸根。
随手弹烟灰、扔烟头，绝对不是小事，对这样的不良习惯说不甚至在它们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依然予以惩罚，也绝不是小题大做。
在室内尤其是躺在床上抽烟，不小心睡着了烟灰引燃床单被子的案例并不罕见，只是通常这些情况都会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火，所以很难引起注意。
扔烟头更可能造成大灾，2018年，一名男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正是因为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引发了山林火灾。
航空界关于飞行安全的海恩法则指出：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
无论是弹烟灰、扔烟头还是其他生活中的不安全行为，如果只是抱着侥幸心理明知故犯或听之任之，酿成灾祸只是时间问题。
可以说，这次弹烟灰引发的重庆1·1火灾绝不能算个意外，只要持续不断地有人“保持”这样的不良习惯，总有一两个会出事。
容易引发火灾的不良习惯还不只这些，新春佳节将至，很多地方虽然明令禁止却依然热爱燃放烟花爆竹，依然有很多人以风俗和年味为由大肆燃放，尤其在居住密度越来越大的当下，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为了一点年味就把家给烧了，怎么想都不划算，只是大多数人都会抱着“哪有这么容易引发火灾”的侥幸心理，而大多数由小事酿成的大祸都是从这样的侥幸心理开始的。
“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但具体到弹烟灰、扔烟头的问题上，就有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是“恶”，甚至理直气壮地否认这是“恶”。
因小失大不值当，切勿因一时大意造成人为灾祸。
重庆1·1火灾已经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有不良习惯的人应自觉改正，见到这些不良习惯也应该勇于劝导，否则，一旦酿成灾祸，就悔之晚矣。
“木兰”造假丑闻不能止于停职检查
江德斌
2020年01月20日08:
13 来源：
齐鲁晚报
针对网上热议自主研发“木兰”语言套壳Python一事,1月19日,中科院计算机所回应称,当事人刘雷号称“完全自主研发”行为存在欺瞒与虚假陈述的科研不端问题,已停职检查。
“木兰”明明是套壳软件,却夸大宣传是完全自主开发,这是典型的科学欺骗和商业欺诈,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科研荣誉及商业利益。
对于此种行为,不能止于停职检查,应追究开发团队的欺诈责任,收回相关荣誉、奖励,并依法追索商业收入、赔偿损失。
根据报道,“木兰”号称“完全自主设计、开发和实现”,实际上是基于Python开源编译器进行的二次开发。
如此低端拙劣的操作,分明就是拿套壳软件忽悠大众,借此获得科研荣誉和商业利益,不料却被人扒了皮。
目前,“木兰”开发团队公开承认造假并道歉,但并不诚恳,仅归咎于“在接受采访中将木兰编程语言和编译器夸大为完全自主开发”,这明显是在强词夺理,以“夸大宣传”为借口,变相洗白造假、欺骗的行为,试图蒙混过关。
近年来,在国内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我国在网络信息技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主要是在应用消费市场方面,至于核心技术,仍然与世界先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在大力推进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自主研发并非一蹴而就,往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历经无数次失败与挫折,才有可能实现突破。
因此,需要提防在利益驱动下,打着“自主研发”的旗号,盯着巨大的科研荣誉和商业利益,而不断出现的造假行为。
对于企业、科研机构等在科研方面的造假、炒作,监管部门应有所作为,对其予以严厉惩罚,让造假者失去生存土壤。
浏阳烟花爆炸案相关人员被追责，敲响安全警钟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2020-01-2214:
34
作者：
邓海建
1月21日，在浏阳市烟花厂重大爆炸事故和谎报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监管责任、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被湖南省有关部门依规依纪依法给予了严肃追责和惩处。
其中，29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10名企业工作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安全生产，责如泰山。
去年12月4日，“烟花之乡”湖南浏阳发生爆炸事故。
对于伤亡情况，地方上最初称是1死1伤，后来改为7死13伤。
最终，应急管理部门给出答案：
13死13伤。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此前约谈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指出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隐瞒死亡人数，“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面对这起性质严重的生产安全事故，主管部门态度坚决：
先期已有10名涉案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人被采取留置措施，另有3名干部被先期免职。
湖南省纪委监委、湖南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彻查这起爆炸事故及瞒报、谎报行为。
人命关天，不容马虎。
在板上钉钉的生产安全事故面前，任何狡辩和遮掩都是无力的、徒劳的。
不在安全生产前端下功夫，却在事故呈报终端做文章——谎报瞒报让唯GDP马首是瞻的政绩观现了原形。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背景下，权力作为的“任性空间”必然会越来越狭仄。
一起事故，警示良多。
浏阳花炮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路上并非没有过提速换挡的自觉。
上世纪90年代，浏阳花炮企业最多达2万多家，几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从1998年开始，浏阳市强制性取缔上万家非法生产的手工作坊。
此后，又对花炮产业进行整合提升，使得当地花炮产业从作坊式发展转变为集团式。
要素整合、产业优化、行政引导，帮助花炮行业从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转身。
单从最近这起爆炸事故的成因分析，部分企业仍没有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发展”对于花炮产业的重要意义。
企业严重违法违规，监管又存在“灯下黑”，隐患之下、侥幸之际，事故的种子便埋在日常粗放的生产经营里。
产业如何兴、产业如何强？
高质量发展是关键。
高质量的前提和底线都是安全，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安全红线”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从应急管理部不久前发布的“2019年全国应急救援和生产安全事故十大典型案例”来看，2019年是应急管理部门组建到位后全面履职的第一年，“也是各类灾害事故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一年”。
全国各地狠抓重大安全风险防控的压力都不小，花炮产业安全生产更不能有丝毫松懈。
每一起重大安全事故的背后，必对应着深层次的系统问题。
问题不容规避、责任必须厘清，与此同时，举一更要反三、警钟必须长鸣。
在生产源头落实安全责任、在产业基层压实新发展理念，严惩彻查才有意义，安全生产才能兜底。
（邓海建）
真假“鲍师傅”之争警示商标保护不可大意
王群
2020年01月21日08:
25 来源：
工人日报
这两年来，没有哪一个糕点品牌能像“鲍师傅”因商标之争而让人印象深刻。
即便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市面上的各类“鲍师傅”店面难辨真假。
因不服原商评委就真“鲍师傅”对其所持有商标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所作出的裁定，北京易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诉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易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场持续多时的真假“鲍师傅”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多年来，真“鲍师傅”在专注于产品开发、公司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对“鲍师傅”商标的保护。
随着“鲍师傅”品牌的市场知名度越来越高，各种山寨“鲍师傅”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这些年里，侵犯“鲍师傅”商标的公司并不仅只有易尚公司一家。
很长一段时间，“精品鲍师傅”“金典鲍师傅”等门店在市面上可谓随处可见，但真正的“鲍师傅”只开了40家直营店面且不开加盟店，因此市面上大部分的“鲍师傅”店面都是山寨的。
一份数据显示，在维权初期，山寨“鲍师傅”店铺在北京的数量就一度超过300家。
从真假“鲍师傅”旷日持久的商标之争，可以看出商标保护对于一家企业有多重要，倘若商家品牌保护意识不强，会给今后的经营造成很大麻烦。
现实中，很多商家在注册商标之初，往往只注册了其需要使用的商标和类别。
像“娃哈哈”商标持有人这样，同时注册“娃哈娃”“哈哈娃”“娃娃哈”等作为防御商标的情况少之又少。
也就是说，一旦企业没有注册防御商标，这便让很多侵权行为有空子可钻，尤其是仿冒诸如“鲍师傅”这类网红商标更是成本低、收益大、见效快，轻而易举就可以捕获大量“不明真相”的消费人群。
即便原商标商家后来意识到产品火起来之后再去注册商标，却发现相关品牌商标已被他人抢注，然后陷入商标纠纷。
此时，原商标商家面临商标侵权问题维权之路却往往是成本高、时间长。
相关企业应从此案中吸取经验，全方位加强商标保护意识。
否则，一旦发生纠纷不仅可能有损商誉，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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