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中经济利益与环境投资的博弈研究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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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___张永刚_

指导老师：

陈胜蓝副教授

2011年8月

摘要

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发展经济的物质源泉：

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要不断地从环境中索取资源，同时不断地要产生一部分废物，这势必将使环境遭到危害，必须加以控制，尤其要加强对废弃物的控制。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环保的投资，我国更是把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然而，国内企业盲目追逐GDP增长而忽视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通过对哈药宝钢股份前瞻性环保投资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国内层出不穷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投资之间的博弈，针对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考虑是否有必要（对企业而言能否获得优势）对环境担负额外责任，进行前瞻性的环保项目投资，让企业走一条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前瞻性环保投资；

可持续发展；

生态效率指标

一、引言

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

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我国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

这个信息从侧面证实，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被大大地高估了。

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欧盟与美国，并且保持着每年将近9%的高增长率。

中国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

但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是以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加重为代价的，是在生态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

万元GDP的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

我国石油消费量的1/3要靠进口，世界铁矿石和铝矾土贸易量中的大部分被中国采购。

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

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的增长。

多年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危及人民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栖息地环境改变、生境破碎化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重要原因。

试问，经济发展真的不能与环境保护共存吗？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悖论。

就环境与GDP的关系看，经济建设总是以一定的环境为依托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实在无异于剜心头肉补眼前疮，是得不偿失的。

治理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怎样说也是一件好事。

本文通过对哈药宝钢股份前瞻性环保投资对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投资的博弈进行案例研究，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中做出权衡，为企业选择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文献综述

研究企业环保战略决策的文献通常将研究的对象区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法律驱动即仅仅只在遵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环保投资，对于企业是否遵守环保法规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法规进行成本效益分析[1]，这种应对式的环保主张对于重污染企业如钢铁厂、造纸厂等的环保投资决策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另一种是那些更加具有前瞻性环保战略考虑的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是指满足环保法规以后的其它环保活动，这些企业考虑了大量除政府规章以外的其他因素[2],后者由于其较大的行为选择性和结果不确定性，大量的研究对此进行了关注，分析的机理不外乎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即企业从事环保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CSR）、环境法规的制约与促动，以及来自绿色消费者、股东及同行的压力。

本文借用AlanM.Rugman和AlainVerbeke[3]提出的基于环保投资对企业影响的研究分类框架思想,根据上述分析机理将前瞻性研究的见解与文献归为以下四类进行研究，如图1所示。

企业绩效与环境绩

效的关系

管理层

影响的时间及效果

对立互补

静态

动态

1

2

3

4

图1分类标准

图1、中横坐标代表前瞻性的环保投资对企业绩效与对环境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

企业绩效是由一些传统参数反映的，包括利润率和增长率。

环境绩效也包括一系列变量，例如废弃物排放情况，资源利用程度还有其它生态影响尺度。

管理层要做的决策是环保投资究竟是相对地降低了企业业绩还是会改善企业业绩。

纵坐标借鉴了AlanM.Rugman和AlainVerbeke（1998）的动态和静态观点，但与之不同的是，在此考虑前瞻性环保投资的不确定性，从下面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界定：

一是从时间角度考虑，例如静态更加看重即时效应，而动态关注长期效果；

二是来自决策层的主观意愿是被迫服从还是主动接受，我认为静态的情况下决策层更是迫于外部压力而进行环保投资；

三是从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出发（从战略结果入手），也就是能否寻找到机会与环境效益之间展开博弈，这方面考虑主要是针对状况2和4来讲的，从长期来看，企业有可能寻找到利用环境来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

位于第1象限的观点认为用来改进环境绩效的投资永远是无利可图的，企业之所以进行前瞻性的环保投资完全是基于外部的压力，因此采取的是一种短期的缓解措施。

这一项象限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应对环保法规的压力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企业从事环保投资的原因在于遵守法规并减少由于未来新法规出台而带来的成本，或是由于遵守行业环境条例的需要，特别是面对违法的制裁而产生的作用。

此象限里的主要观点是全球著名企业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资深研究员NoahWalley和BradleyWhitenead[4]的“交替取得”观点。

Walley和Whitenead认为未来的环境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却是直线上升的，有时甚至达到企业难以承受的地步（WallyandBradley,1994）。

“交替取得”的观点还认为：

严格的环境标准会使社会利益上升，为了预防污染，清洁生产会使私人成本上升而导致价格上升与竞争力降低。

因此一些学者尝试从企业其它外界影响因素寻找企业从事前瞻性环保投资的原因，WendyChapple，etal.（2001）认为企业之所以需要自愿地遵守那些非法律框架内的环保标准（如ISO14001），是因为最终消费者的绿色支付意愿，或者是因为上游供应商的良好环境业绩所施加的影响[5]；

或者是为了改善与员工、股东的关系[6][7]，再加上社会对环境的关注日益增加，因此企业需要将超越法律规定的环境问题纳入企业战略[7][8]。

与之不同的是，第3象限代表的观点认为前瞻性环保投资是企业与环境相协调、相补充的结果，企业基于环境绩效的考虑愿意从事此类环保投资，但其结果是即时的，不存在与环境之间长期的促动关系。

一种情况是基于社会责任（CSR）的考虑，企业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消耗着地球上的资源，因此许多学者将企业的环保行为纳入社会道德范畴进行讨论，认为环保投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学者在对大量制造企业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环境管理是重要的，因为可以使整个行业通过应用全面质量环境管理过程或者重新设计产品和制造工艺，向生态可持续发展努力[9]，BryanW.Husted和José

deJesusSalazar（2006）[10]通过使用经济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与被迫履行CSR相比，基于战略的前瞻性环保投资会对企业更加有利，而且也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利益，因此建议企业通过战略框架来履行CSR。

第二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来自于外部压力，绿色化成为企业不可避免的经营环节，但与第一象限观点不同的是，企业愿意将这种压力看作为市场机遇，并借此改善企业的业绩。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内，由于产品的同质化加大，企业自愿遵守非法规的环保标准的动机更强，通过产品的环保质量以体现差异性从而增加市场份额；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是基于环保法规的角度解释企业从事前瞻性环保投资，但位于这一象限却显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研究者认为环保法规对企业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促动作用仅限于即时的效应；

如果企业环境规划的目标要从原来的环境防治转向环境领导则需要常规的环境政策（如命令控制策略，经济驱动策略）的促动和本企业的共同努力。

象限4所描述的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象限3的观点，他们也认为环境与经济之间能够实现双赢，但与短期行为不同的是，他们同时认为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的促动关系，环境的改进将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9]，没有积极的环境管理，企业会陷入经营危机，这种动态的双赢观点主要是针对基于资源观的战略分析而言。

MichaelPorter[1]教授的“双赢观点”认为传统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是静态的，而企业是在充满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运行，经常会采取一些创新性的措施来响应外界各种竞争者、顾客和执法者的压力。

如果企业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寻求积极的技术创新，不但不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有时反而可以借此而推动公司竞争力的提升，因为这样的创新使公司的投入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可以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同时也降低成本，打破环境和经济的僵局，实现“双赢”。

他也认为严格的环保法规不会必然地削弱本国相对于外国的竞争优势，相反地，他们往往会加强本国的竞争优势，早期的行动者会迫于环保法规的压力进行创新而不断获得竞争优势，而且企业从事环保投资与环保标准出台的时间有关，通常时间越长，企业就越有可能进行相关的环保投资———遵守这些标准，也就是说只有早期的行动者才有可能享受到差异化的优势[5]。

与象限4所揭示的“双赢”观点相反，象限2反映了另一个研究主流，即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不可融合的矛盾，并且认为企业基于成本利益的考虑可能在动态的经营环境中找到提升自身能力的环保项目，企业与外界环境的动态效应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

从长期来讲，企业必将有机会寻求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接触点。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与环境是不可协调的，因此大量文献探讨环保投资的收益问题；

有研究表明企业从事环保投资是为了减少操作成本[6]，通过案例证明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的确存在初始成本节约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修正已存在的无效和浪费现象而引起的，一旦取得成效，改善财务绩效就变得困难起来，因为在减少排放上的投资可能超过所减少的成本[12]，所以，一批学者对待环境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将它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分析，提出利用环境战略来改善业绩的方法包括产品的差异化、约束竞争者、降低内部成本、管理风险、重新对产业进行界定，他们认为既维护环境利益又能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的。

鉴于此，他们建议使用内在化的方法处理环境问题，这种方法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动态的、响应式地处理政府环境规章的方法。

由于大多数传统的环境经济文献主要聚焦在与环境规章相联系的社会利益、不同政策工具的相对效果（如命令式的控制规章和以价格为基础的税收补助等）方面，与宏观层面上经济福利的迅速增加相比，企业花费的成本被认为是次要的。

从上述文献研究可以发现，人们对前瞻性环保项目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方面，而对于此类项目的投资战略却很少涉及，而且研究人员所做的论断大多是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实证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指导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是基于实证的研究不免会使研究结论拘泥于研究对象的行业特征而有所差异，特别是对于环保法规的论断更牵涉了市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