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作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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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

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

　　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

　　《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

　　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

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

　　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

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

　　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

　　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

　　清人牛运震曾评价：

《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史记评注》）《史记》自《黄帝本纪》起百三十篇，合而论之，总是一篇。

　　篇终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

　　《史记》的最后一篇以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载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极隆，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其可谓无往不收，无微不尽。

　　其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难怪乎后世之学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叹了。

　　从前颛顼（āū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

　　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

　　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

　　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

　　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

　　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ǎì

?

愧）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

　　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

　　蒯聩玄孙司马卬（á

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

　　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

　　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

　　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

　　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

　　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

　　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

系辞传》说：

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

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

　　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

　　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

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

　　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

　　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

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

　　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儒家则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

　　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

　　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

　　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

　　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

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

　　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

　　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

　　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

　　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

　　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

　　那贵*尊卑就没有区别了。

　　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

　　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

　　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

　　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

　　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

　　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

　　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

　　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

　　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

　　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

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

　　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

　　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

　　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

　　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

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

　　不听信窾言即空话，*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

　　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

　　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

　　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

　　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

　　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

　　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

　　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

　　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

　　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

　　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

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

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

　　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

　　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

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

　　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

　　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

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

　　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

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

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

　　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

　　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

　　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

　　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

　　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

　　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

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

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

　　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皆受瑞纪。

　　太史公说：

先人说过：

‘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

’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

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

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说：

我听董生讲：

‘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