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与文化更新课件PPT资料.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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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语言角度看，汉语是非形态语，西方语言为形态语。

西方文字是由单个字母组成的流线性的文字，它以形统意，通过严密复杂的形态变化来表达意思。

在句法上只要是主谓结构都是句子，也只有主谓结构才是句子。

汉语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方块字，方块字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语意意思，汉语言是以意统形的，句子的句法、组织结构和语义根据所要表达的意境和内容来安排，而且在汉语中没有主语和谓语的句子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汉语组织以达意为主，不滞于形而以意统形。

西方流线型的语言和文字，相应于西方人单向性的思维模式，他们强于分析、逻辑。

中国文字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讲究整体性与立体性，体现了中国人立体的思维模式。

四、西方重物质，中国重精神。

在西方人眼里，物质的满足是相当重要的，从西方的殖民史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物质的追逐简直不择手段，对物质的追逐，对感官刺激的寻求，一度使西方人感觉迷茫。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重精神，注重精神上的满足。

五、西方重个人主义，中国重集体主义。

西方，自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思想深入人心，西方的精神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体的奋斗，个人的权利。

私人的权利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会为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之利益。

中国文化重集体主义。

从古至今，家国思想贯穿人心，一个与众人格格不入的人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更是深入人心。

中国人的行为注重的是以大局为重，不以自我的私利而去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强调集体至上的原则，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必要时要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

六、西方重竞争，中国重和谐、中庸。

竞争是西方社会中的不二法则，西方人崇尚竞争，西方社会到处充满竞争，任何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必须学会竞争，赢得竞争。

引入竞争机制后，西方人便注重通过竞争赢得成功，赢得事业的胜利。

同时，竞争的失败也认为理所当然，失败了再去竞争。

中国人却依靠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来处理人际关系。

文化比较的最终意义不在比较本身，而是要经过比较，寻求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借鉴、融合，促成文化的传承更新与创造的目标。

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不应仅停留在优劣长短的评价上,而是应从两者的比较鉴别中发现并找出各自的优势,为建设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代文化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

文化更新,分为启、承、转、合四个阶段。

启的阶段最重要问题的是：

如何使外来的文化找到适切的机会及切入点，使之得以立足于原有的传统社会之中？

这个问题牵涉很广，基本上有社会之文化危机意识和新观念之传播方式两大关键因素。

社会之文化危机意识指一个民族或社会，只有在面临危机时，才会有较开放的心胸去尝试或接纳新的观念。

换句话说，每个社会都有一套既成的思想模式，不但用以解释在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也藉此规范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

直到某段时间，有越来越多的情况已无法用原有的模式予以解释或约束人的行为时，这时就发生了危机意识。

于是有一部份的人，就在原有之模式之外寻找新模式，一旦找到了，又经过更多别人证实，这个新模式就取代了旧模式，危机也就暂告解除了。

承的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

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何契合之处？

两者在哪些地方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结果？

在文化创造的转化过程中，外来文化必须与本地传统文化衔接，并产生共鸣或共振现象，才能进一步达到转化的结果。

在这个阶段，外来文化是客体，本地传统文化是主体，而在承接的过程中，永远有主体文化将客体文化融摄、消蚀、变质的危险。

如何避免因为与主体文化会通，而失去原有客体文化的特色，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遇到包容力特大之中国文化的时候。

转的阶段最决定性的因素乃是人才的问题，而且牵涉到人才的质与量两方面。

从文化更新的角度来看，外来文化能否促使传统文化产生创造的转化，关键就在这个阶段了。

当然前面启与承两个阶段的预备功夫作得够不够扎实、够不够深入，对于转的阶段之成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林毓生强调，传统文化创造的转化所需要的是创新，而人的素质就直接影响到思想的创新能力。

没有新的创意，就只会制造生吞活剥式的文化烩饭，而不能产生真正的文化美食。

然而，另一方面，人才的量也不可忽视，因为要带来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变，人数上需要达到某种程度的临界质量，否则无法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无法造成新文化的风潮。

合的阶段的合是类似黑格尔辩证法里的正、反、合的第三个合字，也是整合、融合、契合之意。

换句话说，当两种文化经过长期的冲突、激荡、调适、融摄之后，终于达到另一个新的稳定状态，这就是合的阶段。

但是所形成的新文化是否能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就取决于它是否有多元开放性及自我批判度了。

多元开放性是指在思想发展、学术探讨及文化创新上，承认有多元不同的表现，但仍需评比高低、优劣。

自我批判度是指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这个文化容许自我批判的程度。

因为一个文化若能接受经常的、理性的自我批判，也就能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一个多元开放性与自我批判度都很低的文化，将面临僵死的危机。

中西文化交流与更新的历史考察,16世纪以前，中华文化在科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而同时期的西方虽有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璀璨，但自罗马帝国晚期出现社会动荡以来，由于蛮族对古典文化的大肆破坏和基督教对文化的垄断而使文化发展进入低谷。

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是先进影响落后，高层次的居于优势的文化向低层次的文化扩展。

因此，16世纪以前双方的文化交流以“东学西传”为主。

中西文化交流起始于西汉，双方主要通过遣使访问、通商、传教等途径引进外来文化和输出本民族的文化。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相继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

公元前119年，他又出使乌孙。

并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地。

这之后，汉武帝又多次派使节到西域与诸国交访。

从此，中西交通正式打开，双方经济、文化交流渐成高势。

公元73年，东汉班超奉帝命率吏士36人开赴西域，历经数年，为巩固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西域各族安全，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立下丰功。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自海路到达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出现割据分裂局面，当时欧洲的罗马帝国也出现奴隶制危机，社会动荡不宁，因此，这几百年间中西交往较少。

至隋、唐、宋、元、明时，中国重建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陆路及海上交通得以恢复和发展，中西贸易、文化交流再度繁荣。

仅在643742年，东罗马派往唐都长安的使者就达七次之多。

特别是13世纪蒙古西征后，打通了中国和欧洲的陆道，使欧洲人得以比较频繁的来到中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旅行家马克波罗。

在“东学西传”阶段，中国文化传到西方去的主要是物态文化（包括科技和艺术成果），如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稻米、制糖术及四大发明等。

中国因出产精美的丝织品而闻名遐迩，因此得名丝国。

522年，东罗马派人到中国学习养蚕术，丝绸的生产技术开始传入欧洲。

瓷器在明代也大量向西方输出。

东方的产品和技术传到西方，改变了西方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

西方社会的上层分子开始学会了礼貌及文雅的风度，“封建式的而又好战的西欧之粗鲁方式让位给东方文雅态度了。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不存在单纯的文化输出或输入。

在“东学西传”阶段，虽以中华文化的西传为主，但也存在着“西学东渐”现象。

汉唐及以下，不仅西方物质层面的东西大量涌入为我所用，如动物、农作物和植物、珍宝工艺品、乐器等，而且意识层面的文化也广为引进，大力传播。

这些深层次文化的引进传播大多征得皇帝的恩准，并伴随有大量的物质投入及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这些传播到中国的西方意识层面的文化主要是宗教。

历史上相继引进的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精神成果有佛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天主教、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等。

从宏观上看，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还没有大规模的展开，东西双方尚谈不上对对方的文化有多么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交流的层面也多停留在物态文化方面，无论其广度还是深度都大大逊色于新航路开辟以后的世界近现代时期。

随着新航路地开辟，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西文化交流出现新的格局。

新航路开辟以后，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历史的相遇了。

随着哥伦布美洲大陆的发现，唤醒了欧洲列强的淘金梦。

他们驾船驶向世界各地，驶向东方，驶向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屈辱，带来了警醒，也带来了文化上的鲜活气息和一丝丝曙光，从而拉开了世界文化史上西学东渐的序幕。

第一批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利玛窦，他们于1582年到广东肇庆传教。

他来中国传教前后长达28年，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颇有建树，在传教期间，他广交中国名士，争取官僚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士的支持，因此，他在中国的传教获得很大的成功。

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1775年耶稣会中国部解散。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腰斩。

“中国礼仪之争”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

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尽管在难以调和的文化冲突中中断，但它的文化影响却远没有销声匿迹。

恰恰相反，近200年的文化传播，使基督教的教义深深地扎根在中国这块广大的沃土中，其广播的新学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亦不可视若罔闻。

西方人在传教过程中，为达传教目的，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一并把西方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

虽然西方送来西学的目的是引导中国的信徒羡慕西方文明，以此来改变中国人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以便有利于对中国的“精神统治”，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思想意识变化。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凿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大门。

之后，一次次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相继爆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就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展开，西方殖民政府将西方文化强行输入到中国,其强行“抛来”的方式主要是出版图书、创办报刊与学校。

中国对于西方“抛来”的西学和自己主动“拿来”的西学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的吸收。

冯桂芬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方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至此，在是否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中体西用”成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准则。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引进了不少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翻译了大量书籍。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最大的事情是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都没能使中国富强，中国陷入双重文化危机的困境。

而马列主义作为“世界新文化之曙光”，已经在俄国升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接受了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伟大目标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