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古史研究新天地的郭沫若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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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问世，开创了一代诗风。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
从广州到武汉，到南昌，踏遍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经几年的潜心钻研，却变成为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郭沫若亡命日本期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这次大论战，看似学术之争，实际上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正如郭沫若所说：
“对于未来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这次论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面临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
这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的大论战。
郭沫若对论战中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从未研究过的。
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凭着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具备的中国古文献根柢，勇敢地参加了这场陌生的大论战，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下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及《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写作之际，郭沫若深感旧有文献之不足，且难征信，认为须得“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
1928年八九月间，他首先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
但这部没有释文的拓片集录使他无从解读和使用，于是，转向求索甲骨文的入门书籍。
他开始阅读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和一批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着作。
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
没有老师指导，全靠自己摸索。
“且以遁迹海外，无可与谈者，甚苦孤陋”⑵。
又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天天要跑东京借书。
因为要参考《殷墟书契前编》，“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殊多不便”⑶。
没有职业，生活困难，全靠朋友们接济。
或搞点文学、搞点翻译，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
“生活的压迫有时候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⑷。
有时连一支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
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着作，全部读了一遍。
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研究、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
《甲骨文字研究》中的《释支干》一篇，有一段字迹写得特别粗大，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书写的。
就这样，郭沫若仅用了两年左右时间，便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有关篇章。
这是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
而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部着作。
三、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是郭沫若利用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初次尝试。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书经李一氓努力交涉，均在1931年初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
《甲骨文字研究》收集作者1929年所写的考释甲骨文字的论文17篇。
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把甲骨文研究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收集了作者1930年所写的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论文16篇。
这两部论文集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有关篇章，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第一批成果。
因为是草创时期的探索，免不了有许多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说法。
但是，郭沫若正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探索。
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而是由郭沫若开创的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在十年的旅居生活中，郭沫若出版了很多有关古文字的论着。
1932年1月，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影印出版；
同年8月，前书的姊妹篇《金文丛考》问世；
1933年5月，《卜辞通纂》出版；
同年12月《古代铭刻汇考》出版；
1934年春，《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出版；
同年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出版；
1935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
1937年4月，《殷契粹编》出版。
高水平的学术着作一部接着一部出版问世，使得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们也感到是不可理解的奇迹。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这部巨着所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是他在考古学领域最重要的建树，奠定了金文研究的基础。
它的重要性，郭沫若曾以周代青铜器为例，作了剀切的阐发：
“……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
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
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⑸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是凿破这一浑沌的名作。
过去对金文的研究，虽然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自北宋以来的大多数学者，却是根据个人收藏的器物或拓本，汇编成铭文集录，或兼收器形，或考释文字。
着录的方法则又大都是按器物分类，同类则以文字有无多寡为序，对于器物的年代和国别仍然是模糊不清，完全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使用。
郭沫若在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
于是便在当时所能掌握的资料条件下，用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两周金文进行了全面的整理。
于是，他从传世的几千件有铭文的铜器中，先寻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文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作综合考察，精选出铭文较长而史料价值较高的铜器323件。
“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分别断定其它器物的时代或国别。
这样就把混沌不清的两周八百年的铜器，整理成为“有历史系统之条贯”，并把铜器上的铭文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所确立的中国青铜器研究体系，特别是由此开创的一整套崭新的铜器断代方法，经过六十多年的检验，证明是科学的方法，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一直延用到现在。
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高深造诣，使他在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
郭沫若是利用甲骨文、金文对中国古代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开拓者。
“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
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
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
得见甲骨文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
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
”⑹
四、中外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郭沫若自1928年秋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三年以后，研究成果一部一部地出版问世，这使得当时的许多人目瞪口呆，迷惑不解。
在辉煌的成就面前，不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惊叹不已。
何干之评述道：
“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着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
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
“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
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
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
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
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
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
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
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⑼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傅斯年推荐郭的着作是：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
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院士。
人文组中从事考古专业的同时当选的还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⑽。
五、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郭沫若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他的勤奋、天赋、敢于创新等条件外、十分重视新的科学方法，密切关注最新学术动态，重视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1929年郭沫若翻译出版了德国人亚多尔夫·
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采用日译书名《美术考古学发现史》。
在译者序中，郭沫若指出：
“受着这些外来的激刺，中国内部也有一部分的有志者起来从事于考古学的检讨了。
如像一两年来的殷墟发掘，便是这种例证。
”⑾
在1948年该书重新出版时，他在《序》中进一步写道：
“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
”“作者不惜辞句的教人要注意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考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
”“假如没有译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
”
郭沫若虽然身在异邦，但时刻关注着殷墟的发掘。
依靠国内朋友，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容庚先生。
＿1929年10月31日郭沫若写信致容庚，；
闻李济于安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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