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武丁相关问题述略上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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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

殷本纪》说：

　　“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帝小辛立，是为帝小辛。

帝小辛立，殷复衰。

……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

这段是说盘庚在迁殷之前，大商经过了九世之乱，已经非常衰微了，到了盘庚之时，迁都于殷，振兴了一下，可是时间不长，到了他弟弟小辛的时候又衰落了，前后大概也就二十来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的“复兴”恐怕不是那种大的复兴，但是“复衰”一定是衰的挺厉害，这个时候殷商要想继续下去，就需要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王的治理。

商人很幸运，他们这个时候有了商王昭，也就是武丁。

　　有人认为武丁即位的时间很早，说“武丁即位时的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1］，这个说法很难让人接受，《书·

无逸》里记载的周公说：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

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

其惟不言，言乃雍。

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

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说高宗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而《汉书·

杜钦传》说：

“高宗遭呴雉之戒，饬己正事，享百年之寿，”《汉书·

五行志中之下》也说武丁是“致百年之寿”，这是今文家说，他们认为高宗武丁享国五十九年，活了一百岁，说明武丁的寿命很长，即使是不到一百岁，大概也得九十岁以上，那么他即位的时候应该是在三十岁以后了，如果他真的活了一百岁，那就应该是四十一岁即位。

正因为他即位甚晚，所以周公才说他“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就是说他在外面吃苦受累时间很长，情况和“小人”一样了，从这一点上来推断，武丁可能本来不是太子，他没有即位的资格，所以才被发往民间去劳作，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回到国都当了商王。

侧面的证据就是《尚书·

说命上》记载武丁对傅说说的一段话：

“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

”武丁自己说本来跟着甘盘学习，后来“遯”于荒野，《说文》：

“遯，逃也”，可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武丁逃至荒野，这段时间很长，所以说他“旧劳于外”。

　　如果他即位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刚刚成年，怎么能称得上是“旧劳于外”呢？

所以我认为今文家们说他活了一百岁还是有历史根据的。

　　从卜辞的情况来看，目前发现的卜辞以武丁时期的数量最多，说明他的确在位的时间很长，而且从卜辞的记载来看，他的许多妻子、子女、大臣，都是死在他在世的时候，这一点可以说明他的寿命也很长。

　　周公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订他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如果他即位的时候是四十一岁，那么他应该生于公元前1291年，死于公元前1192年。

二、武丁在位时期大商的国家情况

　　首先得说说大商固有的国家体制，赵诚说：

　　“先商时期，有着众多的方国，商方即其中之一。

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方国逐步联合，其中较为强大的方国被公认为是联合体中的首领，如商方。

其首领方国的领袖既是联合体中的王，如商王。

商方以大邑商为中心。

由于商方成了首领方国，其领袖成了王，其行动一般都超出了商方的范围。

……通过商代这种由方国逐步联合组成的社会，在往前发展就形成了象周武王建立的集中统一的国家。

这个国家虽然也有众多的诸侯国，但那是由周天子分封和认可的，与商代那种在部落或氏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方国，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从整体上来讲，商王只是方国联合体重的领袖，周王却是能够封建诸侯的天子，在实质上也有区别。

”［2］

　　这种联盟式的国家本来就很难管理，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把这些方国团结起来，这种手段主要是军事力量，而军事力量则要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如果王室衰败，其情况可想而知。

夏王桀就是因为召集的“有仍之会”导致了众多的会盟方国背叛，最后被成汤用武力击败，使夏人失去了盟主的地位。

可见对这种联合体式的国家来说，会盟方国的背叛是最致命的问题。

　　武丁在位初期，国家是相当混乱的，主要是内部诸侯叛乱不朝，外部敌国骚扰入侵，大商这个方国部族联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从他早期的卜辞中可以看出来，据王宇信、杨升南对于卜辞的统计，武丁时期共征伐了81个方国或部族，而在早期征伐的就有40多个，占了一半多，到了中、后期就明显减少了，各占二十个左右。

但是，这些初期征伐的方国除了狗方算是其中的强大的敌人，其他都是比较小的，而且都是距离大商王畿不远的方国，但是到了中、后期开始征伐土方、狗方、贡方、龙方、人方、周方等较大较远的方国，他的王后妇好还把土方给灭了，并在土方的都城唐邑作了个新大邑，就标志着把土方的地方给占领了。

可见武丁初期国家动荡混乱，他开始先征服王畿附近的一些比较小的叛乱不朝的方国，把身边安定下来，并且发展国力，等国力壮大了，才开始大规模地兴兵，做到了“柔远能迩”。

　　三、卜辞中记载的武丁治国之策

　　武丁治理国家的手段，从卜辞里能看出来一些，如：

　　1、充分利用宗教和占卜的力量：

大概商代人都是这样的，《礼记·

表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所以武丁不断地祭祀百神和祖先，他的时候祭祀的对象最多最复杂，至少比他后来的商王要复杂、要多，使用的祭品也最多最好，他这样做不仅仅是要祈求祖先和神灵的保佑，而是要利用宗教的力量把国人们团聚在一起，《书·

高宗肜日》里的祖己对武丁说“惟天监下民典厥义”，“王思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其实就是说要武丁利用好祭祀来“敬民”，这一点武丁做到了，他的时代留下来得卜辞祭祀占了很大的部分。

他运用宗教的手段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宋镇豪说：

“武丁之所以能‘复兴殷道’，一改‘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败政局面，实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宏图，其利用宗教‘率民以事神’，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

”［3］

　　对于占卜，武丁也是相当重视，他几乎无事不卜，虽然看上去是在预测吉凶祸福，但更深一层的是有它的独特作用的，宋镇豪认为“卜人的占断有效的维护着神的旨意和人王尊严之间的统一性，商王在占卜过程中握有决定性的权威。

说明这种三卜制是建立在信奉神灵和服从人王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是借宗教崇拜信仰以树立对人王的绝对服从。

”［4］武丁就是通过占卜这种手段，把自己的尊严建立起来，增强了对臣属和人民的威慑力和控制力。

　　2、使用武力，征叛伐敌：

到了小辛的时候，殷道复衰，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的时候没见有什么起色，内部是本来的附属方国叛乱不朝，外部是四夷敌国的侵袭骚扰，可谓是内外交困。

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商当时没有一支能由王直接领导的军事力量，要征伐敌国或叛乱方国，主要的军事力量还要靠那些附属方国出兵来组建军队，如果这些方国不肯配合，商王也就没有办法。

到了武丁的时候，他注意组建由自己统率的军队，他的时代就作了三师，“‘三师’的军队，在武丁时就已有，武丁卜辞有‘中师’之称，有‘右师’，宋镇豪认为‘当还有左师’，其说有据。

《合集》5506、5512上两片同文，词云：

‘乙未卜，宾，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

’‘右、中、左’即右师、中师、左师。

”［5］殷商时代的“师”人数很多，李学勤、杨升南、肖楠等学者研究认为殷商的每一师大概有一万人左右，三师就是三万人，到了武乙和文丁时期的卜辞中又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卜辞，学者认为“这应是此时的一次扩军行动，商王国军队从武丁时的三个师扩大到六个师”［6］。

他有了三师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征伐那些叛国和敌国，而且有了军事威慑力，那些不想听命的方国也不敢造次了。

　　上面说过，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至少征伐了81个方国，早、中、晚期都在不停地用兵，许多时候都是他亲自随军“御驾亲征”。

到了他之后的王，征伐的对象就少多了，祖庚、祖甲的时候只有2个，廪辛、康丁的时候有17个，武乙、文丁时有28个，帝乙、帝辛的时候有8个，都远远不能和武丁的时期相比。

可见武丁时期在用武力征服和御敌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基本上把原来散乱的大商众方国又重新聚拢起来了，为大商的重新振兴奠定了基础。

　　3、重视农业和畜牧业：

武丁时期占卜农业的卜辞很多，有占卜“受年”的，有占卜“王叀省田”的，有“王令众人协田”的，有王令大臣省廪的，命令臣子们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他的王后妇妌、妇好以及其他诸妇等也从事农业生产，足见武丁对农业的重视，所以学者们认为“农业是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7］；

在畜牧业方面，“畜牧业同农业一样，是商代的重要经济部门。

”［8］，郭沫若说：

“殷代的畜牧业应该是相当繁盛的。

因为祭祀时所用的牲数很多……”［9］，又说：

“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10］。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卜辞说：

“丁巳卜，争贞：

降册千牛？

不其降册千牛千人？

”，争是武丁时期的卜人，“降册”是为了准备一次祭祀登记牺牲数，一次祭祀就要用牛一千头，可见武丁时期的畜牧业之发达。

　　武丁对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视，使商的国力大大增强，这也是他能不断对外用兵的经济后盾，因为用兵打仗就是一种经济实力的打拼，古今一理。

　　另外，武丁对手工业和商业也很重视，他让自己的儿子子弓作“司工”，管理着“多工”或“百工”，这些“工”就是手工业者。

　　在商业方面，武丁重视商品的交易，他甚至派出重臣去进行贸易，比如有条卜辞说“戊寅卜，内，呼雀买”，内是武丁时的卜人，雀是武丁的重要大臣，“买”就是去交易作买卖，“呼雀买”就是武丁让雀去交易买卖什么东西。

手工业和商业也促进了大商经济的发展。

　　4、使用联姻的方式对附属方国进行控制：

联姻的方式就是武丁从附属的各个方国娶妻，形成了他的“多妇”现象，卜辞中所见的武丁的妻子，据胡厚宣统计有67位，宋镇豪统计有121位，王宇信、杨升南统计有95位，她们的妇名结构主要是妇＋名，这个名主要是她所来自的方国名在加上个女旁，比如妇好，是来自子方；

妇妌，来自井方等等，学者说“这些女子应来自该国，她们来嫁于商，显然带有政治联姻的性质，《礼记·

郊特牲》‘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即此，为的是扩大国家的统治基础。

”［11］武丁的这些妻子中，称“后”的就有18位，但有资格进入周祭谱与武丁配享的只有有三位：

妣戊妇妌、妣辛妇好和妣癸。

　　至今我们不知道妣癸的妇名是什么，但是在妇好墓中出土了一组铜器，共有26件，上面刻着“司巧母”和“司巧母癸”的铭文，这个“巧”字的写法是“毚”字去掉下面的“兔”加个“丂”，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字从丂声，读如巧，所以这里就用巧字代替。

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1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就是武丁的配有妣癸的妇名。

笔者这里比较倾向于后者，因为在两个方尊上明白地写着“司巧母癸”，显然就是她庙号为癸，而妇好的庙号是“辛”，妇好墓里出土的文物上就刻着“司母辛”、“好”和“妇好”，按照大商的惯例，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带天干的庙号，所以那个“司巧母癸”必定是另有其人，她就是武丁的另一个配偶妣癸，“巧母癸”三个字是合书的，如果按照卜辞人名倒合书之例，也可以读作“癸母巧”，和妇妌又称“妣戊妌”的情况相似，妣癸可能本来的妇名就叫“妇巧”，但是卜辞中没有。

　　自从李学勤先生提出来“巧”是妇好在娘家的私名之说后，学界群起而响应，举例子也都是仅举“司巧母”的例子，“司巧母癸”的例子绝口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