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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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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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探讨

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带动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但客观地看，这些成果不仅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人云亦云”的倾向。

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

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

本文力求在全面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就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及其结果略谈几点看法。

　　一　　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所有研究者都赞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有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但与此同时，所有研究者又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是最直接或最重要的原因。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　　有关苏联在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展中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的观点，应当说是中方的一个传统观点。

虽然该观点近年来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占主流地位，但似乎无人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

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也时有表现。

他强调，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人的不平等态度。

李捷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开始走向破裂，两国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战略利益上的分歧日益表面化。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

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朱瑞真指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彻底清理，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习惯，如他们在处理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平等原则，粗暴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朱瑞真强调，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和1959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

　　孙泽学、唐年新同样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中苏同盟脆弱的命运。

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王珍愚强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意识形态分歧”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以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相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为出发点，建立起友好同盟互助关系。

但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在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这场争论不仅没有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刘克明指出。

除了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原因之外，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

在争论中，双方都把争论提高到原则性高度，互扣“帽子”，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争论对恶化中苏关系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做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

他认为，从率先发起意识形态原则争论方面来说，中苏两党分裂，我党事实上也负有很大责任。

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国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

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但也有研究者对意识形态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分裂的重要原因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骆晓会指出，在“以往的论著中，一般都把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导致论战的原因归结为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认为这种分歧从根本上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但是，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自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那段坦率的谈话后，已基本上销声匿迹。

他认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但事实上中苏之间友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在继续发展和加深。

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主要有中苏两国领导者个人因素、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等）积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

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因素，那么也不会是意识形态分歧将中苏关系引向了绝境。

　　朱瑞真认为，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待马列主义的认识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

从表面上看，尽管中苏关系的恶化是由意识形态争论开始的，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

他强调，即使在意识形态论战进入高潮的情况下，在中共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时候，意识形态因素也未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

　　（三）“国家利益冲突”说　　“国家利益冲突”是研究者近年来在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问题时经常涉及的话题。

但由于研究者对国家利益理解的角度不同，自然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

　　孙其明认为，即使在中苏关系最好的几年里，双方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差别和矛盾的，但中苏双方基本上都能从大局着眼，以维护大局，即以双方的共同利益为重，求同存异，而不是强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尽可能避免因为局部性的矛盾而影响大局的事情发生。

然而，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

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

孙泽学、唐年新指出，1950年中苏结盟，双方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

中苏结盟是两国在冷战格局中从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战略抉择。

然而，自苏共“三和”理论提出后，赫鲁晓夫做起了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美梦。

他们以中苏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以及苏联对华采取高压政策等事实为依据，强调当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一致时，双方就能保持同盟间的友好关系，反之，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区域问题上，各行其是取代了往日的协调一致，相互指责代替了协商对话，同盟者从貌合神离走向分道扬镳。

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的追求，为此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美苏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的晴雨表。

他们认为，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曲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中苏共同利益的弱化、不同的战略思考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战略理论分歧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恶性互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他认为，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以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差异，原来被共同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

由于各自战略利益需求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对国际共运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

实际上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得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两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动摇。

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影响。

中苏从同盟演变为潜在的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骆晓会在同意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具有一定道理的前提下认为。

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并对国家利益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首要因素提出三点质疑：

其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可关系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骆晓会强调，从苏方领袖个人责任上说。

以往中苏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通常也指责是赫鲁晓夫弄坏了中苏关系。

“若说国家利益是首要因素的话，这不令人觉得奇怪和自相矛盾吗?

”其二，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像斯大林时期中国对苏联采取忍让政策那样）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

但遗憾的是，双方没有做到这点。

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

骆晓会强调，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关键的因素，那么也不应该是两国包括主权问题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中苏关系由盟友走向了敌对，由兄弟变成了仇人。

有关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在中苏关系破裂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当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内对此最早提出相关看法的是李丹慧和朱瑞真两位学者。

　　李丹慧指出，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苏关系，由于双方决策层以各自的执政党为主，就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中苏两党关系：

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

而在中国和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

李丹慧认为，1954～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与对方探索方式相联系。

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国两党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

李丹慧强调，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双方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得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时，双方基本利益背离，相互猜疑、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

　　朱瑞真在总结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在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上的冲突、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史因素、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六大因素的基础上强调，在导致中苏分裂的上述六大因素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

他认为，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

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