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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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人类经常有许多误解：

种族偏见、宗教冲突、生态破坏、环境危机、新疾病产生等种种问题。

都使我们觉得人类已陷入了困境。

除开枝节性的解决方式外，也应该由更宽广的立场来了解人类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跨进21世纪，迎接22世纪。

有长远观点的知识分子，才是现行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全人。

而这样一种全人类的观点，主要是从“人类学”出发。

　　如何由人类学的立场来看问题，使通识教育更宽广，使知识分子的立场能更有世界性，有长远的观点?

以下将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不做一般的泛论。

以“山外”的立场，取代“此山中”的立场看人类文化的问题。

　　第一个论题，要谈到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与文化共同发展的问题。

一般人常将人类的生物体和人类的文化当作两个范畴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人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文化的有无。

因为有文化，所以人才成为人。

　　400万年前，人刚跟他的共祖分开时，最主要是因为他有文化，才成为人。

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情。

理解他的整个机制，才能知道人与文化整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400万年前，我们和猴子、猿类一起的共同祖先，大半是生长在树上，即所谓的树行动物――他不能够下地，只能用手抓着树枝爬行。

而人类祖先第一个的特征，就是能够直立，能够下地走路。

四百万年前，人类祖先是如何由树上到地下的呢?

科学家并不理解。

目前的一个推测是最初在东非那一带，人类祖先出现的时候，因为一个气候的大变迁，使得树木都死亡，人不得不下地走路。

也许人刚下地的时候像猩猩一样。

但为了适应没有树木的环境，慢慢要站直的能力。

站直了以后，可能有很多变化。

但是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就是使人类的手解放出来，不必用于攀树，而开始能用于制造工具。

工具的出现，就是文化出现的第一步。

猴子的手虽能持物，但必须用于攀树，所以无法像人那样技巧地拿东西。

工具的出现，是文化的滥觞。

而后经过四百万年的进化，工具愈趋精密，头脑更为进化，交互刺激之下，成就了今日的科技文明。

人由此与动物分野，故而人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

　　而让人类下地的原因是偶然，既是偶然，则不可能重复再出现。

因为偶然下地、直立、使用双手制造工具，形成文化，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故而人类起源于东非，慢慢演化成世界各地的各种种族。

所以人与文化是等义的，是不可分的。

人源于共祖，而后各自发展，所以全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种族。

所有种族都平等，无阶级上下、智商高低之别，这是人类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重大启示。

　　人类的IQ测验是人类文化分歧后产生的测验方法，但人类的种族技能却是永远相等的。

把一个纽约市民放到非洲丛林，不出三天就死了。

把一个非洲部落人放到纽约去，他也无法生活。

并非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适应环境的知识不一样。

这差异是文化后期所产生，并不是导因于种族智能的差异。

这种观念，才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知识。

这样的基本知识，应该在通识教育的一开始就教给大家，以消弭大家种族、族群有差异的观念。

这第一个例子在说明，具备对人类起源、人类知识的了解，以及全人类的广阔关怀，才是一个健全的大学生。

　　第二个论题，同样来自人类与文化的演化问题。

吊诡的是第二个论题虽与第一个论题相关，却看似互相矛盾。

不过仔细研究，就可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就第二个论题：

人与文化的进化来说，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有文化，能制造工具。

一般人都以为，人因为有了文化，能控制环境，与动物不同，所以能摆脱生物进化的限制，这是错的。

虽然人类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明与科技，但他的生物体仍须服从自然的规律。

从达尔文释天演论至今，无人能免。

虽然已有部分的学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但一个人类学者却不能不认清这种普遍的谬误，此一正确的观点，将使人类能有所警惕，而且此一重大观点，对于社会的存在，将会产生重大的意义。

从达尔文开始，大家开始了解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但同为适应，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是太过完全的适应，如大家所了解的，是由生物无意识地繁衍留有适于环境的子嗣，而达到种族延续的功能。

但太过适应环境，却因此而僵化了。

一旦遇上环境改变，就可能因缺乏应变的弹性而惨遭灭绝的命运。

“过分的适应”，在生物学上称为“特化”。

太特化的生物种族，在生存上经常会造成不良的适应，现在已经灭绝的北美洲大角鹿就是一例。

　　大角鹿的灭绝过程有如寓言一样，他们靠着又大又硬的大角，来战胜其他的动物，以及在同种族中取得优势。

打赢的公鹿，较有机会将它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植入基因簿。

于是下一代的小鹿就越来越趋向于拥有大角。

经由一代代的传衍，角越大越取得优势，于是子孙的角越来越大，但是，最后却大到了超过所需的程度，形成特化。

大角固然能打胜仗，但因为角太大，跑不快，在遇到其他跑得快的肉食动物时，就容易因为行动迟缓而被吃掉。

于是，原本是环境适应佼佼者的大角鹿，就因为叫寺化，变成适应失败者而灭种了。

经由大角鹿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警觉到，虽然适应环境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最特别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特化”转为不能适应。

　　反观人类，我们不必直接用生物体的本身作为进化的武器来和大自然对抗，我们有种种文化设施，种种的科学发明，以至于人类的身体不需要十分的发达，不需要有很长的手指，不需要有很宽的耳朵，也不需要有很敏锐的眼睛，因为我们已经有雷达、收音机。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发展，来保护我们的身体，使我们不需要直接用我们的生物体来适应外在的环境。

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一种“体外器官”，这是非常特别的名词“interalorgan”，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

不需要发展人身上的一部分来对抗自然，“文化”可做为人身上的一部分：

虽然说文化在外边，但是他还是生物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他是“体外器官”。

这“体外器官”的发展，还是要服从“进化”的规律。

　　关键在此，文化固然能让我们适应环境，但是环境什么时候会变迁，我们却不知道，人类虽然较其他生物能知觉、预视到21世纪的到来，大部分的人却未察觉到我们的文化已经像大角鹿一样特化了。

我们的文化已经几乎发展到死胡同里去了，种种自然环境的变迁，生态的不均衡，种种新的发明，已经反过来限制了人类的发展。

别的不说，单指人类特别依赖石油这件事来说，就是一种特化的现象。

台北市今天假设没有石油，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反之，住在嘉义、住在台南的人，他还可以找柴火来烧。

这些燃料不是永远用不完的。

也许一个世纪以后就用完了。

这是人类文化特化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更不用讲人类其他种种的发明。

比如药物的发明，药物帮助人类去除很多疾病，但是药物又倒过来引起了很多新的疾病。

使我们这个种族本身，又受到另外一种的限制。

药物的发明，几乎也是一种特化的现象。

又如原子的发明，核子燃料的发明，这都是一种特化。

人类看得到21世纪，却看不到人类文化的进展也是一种特化的过程，这非常危险。

人类如果继续特化下去，很可能没有22世纪的到来!

　　第三个论题，要从“人类与文化”的“生物面”，慢慢深入到“文化面”的层次。

以一个复杂的例子来说明。

人类社会种族与种族间的矛盾冲突，也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化”情形。

这种种的矛盾冲突，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跳出自己的文化立场来看问题。

例如今天的西方社会，对自己的成就非常骄傲。

他们以为自己的科技超越了所有，代表了人类文化先进的一部分。

这种错误的观点，就是因为不曾特别去理解关怀人类400万年文化的发展过程。

西方文化不过300年的发展，较诸人类400万年的历史，实际上非常地短。

假如人类发展到公元3000年的话，观点就会不同了。

从人类的文化史来看，西方社会当然不是人类永久的主流文化，他只是个很短的主流文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是所谓的“产食革命”，能把自然界的东西变为人类所有，驯“野生”为“家生”。

如果不能把野生的动植物变成家庭驯养、种植的，那么人类永远是处在蛮荒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重要程度绝对不比现代科技发展逊色，它是这么关键。

但是在这“产食革命”的过程中，西方的种族对此毫无贡献，世界上有7个所谓产食革命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出现在西方；

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西方绝不是文化主流，也非文化发展关键。

我们并不知道，公元3000年究竟是哪一个民族会成为文化的主流。

从长远看来，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合一的文化，绝非特定某一民族的文化，绝没有哪个民族较优秀。

　　比如说最早的7个产食中心，有一个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

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萨迭姆是坏蛋，但他的国家却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在伊拉克的北边，土耳其的南边，两河流域最上游的地方，是最主要的一个豢养动物、种植植物的地方，大概在距今1万年前，开始种植现在的大麦和小麦，最后养马和羊。

第二个产食革命出现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

种植小米和一种黍类植物，开始养牛、及其他也许包括鸡鸭一类的动物。

第三个中心，是在长江流域以南，到今天的中南半岛一带。

这一带种植稻米，猪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

东非洲，是产食革命另一个主要发生地，他们种植高粱，豢养东非洲的牛。

这是四个旧世界的产食革命。

　　一般人总以为，新世界在白人移入以前，是完全没有文明的。

这是错误的。

新大陆在白人移入以前，有3个重要的种植中心。

第一个就是墨西哥的玛雅文化，玛雅文化的贡献是种植玉米，他们也种南瓜、种豆子。

此外，他们豢养一种旧世界没有的东西――火鸡。

其次，玛雅以南，在秘鲁一带有所谓“印加文化”。

印加文化发展什么呢?

他们种植现在的番薯、红薯及树薯。

他们也豢养两种旧世界没有的动物：

美洲鸵及美洲羊。

番薯在人类食物史上是很重要的，麦子、稻子都需要很好的环境才能生长，番薯却对生长环境不苛求。

它在湿地、沙地都能生长，饥荒时是救命的关键。

这是印加人的一大贡献。

　　附带补充一点，长江以南种的块根植物是芋头，所以是Local的植物。

番薯才是400多年前移入的外来者。

所以用“芋仔”比喻外省人，番薯比喻“在地人”，在人类学家眼中是很可笑的。

因为芋头才是本地植物，番薯反而是外来者。

　　言归正传，第七个产食革命的中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他们种植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向日葵，向日葵的葵花子摘下来磨成粉做馒头很好吃。

当地的印地安人，就是种植向日葵。

　　以上的叙述，目的在以实例说明：

种植作物，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关键。

在此进程中，现代的西方人对此毫无贡献，他们当时还处在野蛮时代。

所以，不能说哪一个时代是文化的主流。

人类的文化常因环境而变迁，公元3000年，说不定文化的主流会在非洲大陆。

我们必须了解，能有现今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奠基于早期的七个产食中心；

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文化贡献，才有现今的文化。

这样的一个观点，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

　　在此我要插入一个小故事，是有关人类前途的探讨。

1万年前，在小亚细亚开始了大麦、小麦和种植。

一直到今天，小亚细亚的南边还采得到两种小麦的野种：

Emmet和Ancin。

1万年前的当地人就是采这两种野种小麦回家培植，慢慢变成家生的小麦，再逐渐繁衍出几百种不同的品种，Emmer的染色体有7对，Ancon的染色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