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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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为城乡居民提供了生活必需的农产品，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和资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

美国著名的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61年在一篇论文中，充分分析了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并经过后来经济学家的补充，将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概括为四个方面：

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

可见，农业生产是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起点，没有了农业，就不会有其他产业。

农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是否能安居乐业，农村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农业的弱质性凸显，“三农”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呈现波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不断增长，1978-2006年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7倍，但由于基数低，到2006年仍然只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可见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

农民收入在1985-1991年、1997-2000年两个阶段增长速度连续下降，收入水平徘徊不前，农业收入甚至有些年份出现了负增长；

近几年来粮食价格上涨，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抵消了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同时农业生产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生产初级产品，收益微小。

其次，农民人均纯收入地区差距扩大。

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79:

1.13:

1，2006年进一步扩大为2:

1.27:

1；

农民收入地区差异还表现为各省（市）之间；

再就是农村居民内部也出现了贫富分化。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尽管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仍然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28:

1，绝对差额达8172.5元。

如果再考虑城镇居民隐形收入和享受的各种福利，城乡收入差距则更大，有专家估计城乡居民人均差距的实际指数大约为4甚至6。

第四，多取少予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仍大于国家的投入。

第一项贡献是农民交纳的税费。

虽然国家减免了农民的四税和三提五统，但农民需要交纳的农业各税（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总量每年都在增加。

此外农民和其他公民一样要交纳各种税费，从事农业生产所负担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生活消费中的增值税、营业税、存款利息税等，2003年大体为4788亿元（许善达，2007）；

第二项贡献是土地差价。

仅2005年国家从土地差价中拿走了2655亿元，而同期全国财政支农总额为1644.9亿元，国家拿走的都超过财政支农总额（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由以下支出构成：

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

第三项贡献是农民工为财政所作的贡献。

2006年北京市调查结果显示，在其地方财政收入中至少占1/5（《工人日报》2月1日），由此可以推测，全国范围内农民工为财政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虽然近几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农民每项贡献都大于国家的支出。

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和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突出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解决城乡发展失衡，增加农民收入等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纷纷表明，才正式国家扶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

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至今所形成的完善的农业体系，跟强有力的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政策是分不开的。

他们的政策措施，比如，补贴政策、支持政策、立法政策、援助政策、公共政策等，可以为我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理论研究领域，政府以财政手段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农业发展理论的重点。

我国是农业大国，又是人口大国，研究研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利用财政手段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农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

二、研究综述

由于财政投入对农民增收的巨大作用，的重点。

长期以来，我国的专家和学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支农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于财政支农的规模、结构、效率、财政支农对我国国民收入的影响等诸多领域进行探索，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

彭代彦（2002）通过定性的分析指出：

乡镇道路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应增加这方面的投资。

但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文章还指出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却增加了农业生产支出，降低了农民收入；

樊胜根等（2002）利用1970年至1997年之间的省级数据，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投入的效果。

分析表明，政府在农业研发、灌溉、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不仅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也有助于缓解农村贫困，但财政支农的效应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投入类型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庄子银、邹薇（2003）对我国公共财政投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的分析，认为公共财政投资的调整成本急剧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削弱了我国公共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

刘旦（2006）通过建立VAR模型论证财政支出与农民增收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并得出长期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

孙文祥、蔡方（2005）建立滞后项的回归模型得出当年的农业财政支出对本年度第一产业发展的无影响，但对下一年度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从支农结构来看，支农生产费及事业费、基本建设费、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增收有正面影响，而农业救济费支出是负面影响。

邵伟钰（2006）建立回归模型得出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救济费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而农村基本建设支出阻碍农民收入增加。

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收入不构成影响。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关理论研究也日益深入，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共财政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由于采用的理论不同，方法模型各异，样本选择完整与否，数据时段和质量差别较大，以及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地域性和不平衡性，研究结果所得到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别。

三、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状况分析

1.财政支农规模趋势分析

从图1只可以看出，1978年到2009年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在总规模上呈现稳定的向上增长趋势，只有1999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为1085.8亿元，比它的前一年即1998年要稍微低一点，其他年份都呈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2007年取消农业税，增加支农补贴等相关惠农政策的出台，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增加迅速，农民也从中切实得到了实惠。

但从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见图2，财政支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在7%到11%之间波动，1998年财政支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峰值10.7%，1999年之后，财政支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例急速下滑，2003年达到低谷。

2006年以后，伴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额和比例都迅速上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财政支农支出资金还会继续增加。

图1财政支农支出总规模变化趋势图（1978年至2009年）

图2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变化（1978年至2009年）

2.农民收入变动趋势分析

从图3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

1978年，以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紧跟其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力推广，极大的促进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体制的创新使我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村贫困人口逐步减少，农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增长，农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

从数据的变化上来看，1978年我国乡村总人口数为79014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2.08%，城镇人口为1724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7.92%。

2009年乡村人口总数为71288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3.41%，城镇总人口数为6218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6.59%。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显著减少，城镇人口显著增多;

我国农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9年的5153元，绝对增长38.6倍，年均增长速度约12.1%;

主要粮食（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产量由1978年的30476.5万吨，增长到2009年53081.5万吨。

全国人均粮食作物占有量从1978年的319公斤上升到2008年的399公斤，油料由1978年的5.5公斤上升到2008年的22.3公斤，猪肉羊肉由1978年的9.1公斤上升到2008年的40.3公斤，水产品由1978年的4.9公斤上升到2008年的37.0公斤，牛奶由1980年的1.2公斤上升到2007年的26.8公斤。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相比城镇家庭收入水平、全国平均水平，增长速度依然缓慢。

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9年的17175元，绝对增长约50.01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约9倍，年均增长速度13%;

全国GDP总量由1978年3645.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35353亿元，绝对增长92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约17倍，年均增长9.5%;

全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09年的23154元，绝对增长60.8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倍以上，实际年均增长8.7%。

相比之下，农村居民人居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约为6.9%。

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依然很大，收入比例扩大趋势尚未扭转，2009年城乡收入比例扩大到3.33:

1，是建国以来比例悬殊最大的一年，绝对收入差距达到12022元。

从低收入人口数量来看，2009年国家将贫困线从2007年的786元提高至1067元，国家扶贫标准上调后，“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合二为一，两者合计人口达到4320万，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

由此可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想方设法、切切实实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依然任重道远。

图3农民收入变化趋势图（1978年至2009年）

四、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我国1978年至2009年财政支农支出（CZ）和农民人均纯收入（NM）数据，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来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能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所以对上述两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表示为LCZ、LNM。

2.平稳性检验

为了分析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所用的检验方法主要是Granger非因果检验，而这种方法运用的前提，要求有关时间序列变量应当是平稳的。

为了能够真实地通过样本信息分析这些时间序列数据的逻辑关系，我们应该先分析它们的平稳性情况。

如果是平稳序列，则进行因果检验；

如果变量是非平稳序列，对变量进行差分，直到变量成为平稳序列为止。

表1原水平下变量平稳性的ADF检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