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政民生发展成就综述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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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开办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向人力资源市场整合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覆盖省、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的五级公共就业服务网络，确立了免费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创业服务等的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制度，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2．就业总量持续增长、质量日益提高

　　城乡劳动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保障。

1978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共计40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9514万人。

到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640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93%，平均每年增长961万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42462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346%，平均每年增长845万人。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突出表现为劳动就业的产业分布结构向现代化转型。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提高。

1978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70.5%、17.3%和12.2%。

到2017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调整为27.0%、28.1%和44.9%。

三大产业就业比重排序从“一、二、三”的发展模式升级为“三、二、一”的现代模式，就业结构更加合理。

　　劳动者工资收入快速增长，就业灵活性和择业主动性逐步增强。

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615元，到2017年增加到7431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6.7倍，年均实际增长7.65%。

改革开放破除“固定工”限制，打破“铁饭碗”，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扩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权，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3．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1995年颁布《劳动法》，明确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法律地位，保障了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的权利，为劳动力市场建设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2008年颁布《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前者明确了就业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了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为长期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

后者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在保持劳动力市场活力的同时，提高了就业稳定性。

据统计，2017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稳步推进。

　　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迈向全面小康水平

　　居民收入增长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民生改善提高的基本面，也成为衡量“小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届时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党的十六大指出，人民生活已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新愿景，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持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出台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和改善居民消费的创新政策举措，人民收入水平连年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

　　1．城乡居民收入每十年翻一番

　　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实现翻四番有余。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14.4倍，是2010年的1.63倍；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按可比价计算是1978年的17.3倍，翻了四番多，是2010年的1.8倍，接近翻一番的目标。

　　2．城乡居民收入多元化促进收入增长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比重下降，经营性、财产性收入比重提高。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322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3.8%。

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2201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1.0%，比1978年下降32.8个百分点；

人均经营净收入4065元、财产净收入3607元，占比分别为11.2%、9.9%。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则由单一的集体经营收入转为家庭经营、工资、转移收入多头并进。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收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家庭经营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5028元，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37.4%，比1978年提高10.6个百分点。

随着农民工的大规模增长，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498元，占比为40.9%，比1983年提高22.3个百分点。

同时，随着各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转移收入也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603元，占比为19.4%，比1983年提高11.5个百分点。

　　3．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动分配格局改善

　　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占比逐步回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要求，国家深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据统计，201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61.6%，比2008年提高5.2个百分点。

　　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也在加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1，比2007年下降0.43，比2012年下降0.17。

　　4．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中国扶贫工作成就举世瞩目。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40年来，中国先后实施多项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和战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聚焦贫困地区，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加大投入和攻坚力度，开创了扶贫事业新局面。

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

到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贫困人口规模为3046万人。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

　　贫困人口持续大幅减少，为全球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认为，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给“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贺信中称赞中国减贫方略，认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三、城乡居民消费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跃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开始从基本的吃穿消费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倾斜，生活质量、消费层次实现跨越式提升。

　　1．居民消费结构日渐丰富

　　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311元，到2017年增长到2444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4%。

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16元增长到10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3%。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场供给长足进步，中国居民消费重心由实物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

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

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看，1978—2017年，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57.5%降至28.6%，衣着支出比重从13.6%降至7.2%。

而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长期上升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2010年以来三项支出比重之和保持在33%左右。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家庭人均消费中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17年的31.2%。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呈现明显增长，三项支出的比重之和从1985年的8.1%上升到2017年的34.2%。

恩格尔系数的大幅下降，以及上述三项支出的增加，共同反映出居民生活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倾斜的显著趋势。

　　2．生活消费质量明显优化

　　城乡居民的饮食品质逐年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单一，以主食消费为主。

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品种类日益丰富，城乡居民饮食更加注重营养，膳食结构更趋合理，食品消费品质不断提高。

从1978年到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52千克降到110千克，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48千克降到155千克。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显著增加。

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由13.7千克增至20.6千克，禽肉消费量由1.0千克增至9.7千克，鲜蛋消费量由3.7千克增至10.3千克。

得益于居民膳食水平提高，中国人的体格发育和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衣着实现成衣化和时尚化，服饰日益成为现代生活品质的标识。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服饰鞋帽商品供给不足，城乡居民衣着十分简单，主要满足保暖御寒的需求，显著特点是“一衣多季”、“色彩单调”、“自制或裁缝做衣”，农村居民的衣着尤为明显。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购买的棉布、化纤布、呢绒和绸缎合计为18.3尺，人均购买棉花0.4千克，人均购买胶鞋、球鞋和皮鞋仅有0.3双。

4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衣着需求发生了从“保暖御寒”向“美观舒适”的转变，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的转变，从“做衣”向“购衣”的转变。

居民穿着更加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和色彩的搭配，品牌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

　　家庭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

改革开放初期，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成为不少家庭婚嫁必备的“三大件”。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耐用消费品开始向电气化迈进，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成为新的“三大件”。

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高度普及，微波炉、排油烟机、空调机、热水器等也成为许多家庭必备的家用设备，而且城乡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

　　电脑和手机作为新型耐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