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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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显然没弄明白奥·
帕斯在文章《诗歌与世纪末》中所说的话：
“被金融市场消耗侵袭最严重的艺术恰恰是那些表面看来最受益的艺术：
变成了消费品的绘画和小说”。
[2]虽然与那些傍上了影视作品和快速消费时代读者这两个“大款”而风光无限的小说相比，当代汉语诗歌更像是蒙尘的乏味“经卷”而已。
但多年以后的人们会发现，正是那些暂时蒙尘的“经卷”所记载的内容，可能蕴藏着医治这时代普遍患有软骨病的人们急需的武功绝学“易筋经”。
而完成这些鲜有人问津的“经卷”的诗人，多数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隐士般的寂寞高手——“扫地僧”。
也正是由于这些散落在各地的、与这个牛逼闪闪的时代保持着某种距离的“扫地僧”的苦修，使当代汉语诗歌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可资骄傲的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地方性知识”正在形成。
一，当世界是平的，诗人何为？
经济学家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从物质世界进化论角度说，或确实如此。
“当代”提示的世界图景里，全球一体化依然按在加速键模式上。
冷战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在重组，“世界警察”看守的政治权利在集中。
跨国资本、跨国公司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并购重组，跨国公司的生产方式在转变，同时造就了新的全球性的社会阶层。
文化在跨国扩张与移植，并产生了新的逻辑。
在摄像机镜头里，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世界，外部世界正在向某些“中心”集聚。
但全球化这个怪物真的有能力裹挟着世上所有事物往一个方向发展？
大家都这么守交通规则，就没有谁在逆向行驶吗？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先来读读叶芝在《基督重临》里的诗句：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3]
这些诗句写于1920年，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
当时英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75%以上，物质世界已趋于向主要中心城市集中。
但在诗人叶芝眼里，外部的物质世界越来越集中，由人类欲望驱使的战争以及工业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对传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冲击，使古希腊罗马传下来的西方文明已接近毁灭，世界一片乱象。
叶芝看来，人们的生长环境被改变和剥夺了，在人类的内心世界，已呈现出中心崩散现象。
现在，距叶芝眼里的混乱时代过去了近100年。
过去100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应大大出乎了叶芝意料。
不仅更为残酷的战争，更为汹涌的工业化大潮埋伏在后面，在科技和文化领域也有对人类影响更大的事件要发生。
1923年电视机的出现，赶跑了多数喜欢文字的人，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距离”随之消失。
自此整个文化正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从以语言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倾斜，随着电视、电影的发展，以及随着后来出现的电脑（1946年）和因特网（1969年），及其在民众中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和经验方式，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美国人托马斯·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
一些新的力量犹如一台台强大的碾平机，把世界压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
现在这个扁平世界被因特网轻易地捆绑在了一起，人类就是被这张无所不在的蜘蛛网粘连着的蚊虫，被时间吞咽、消化。
当我们在100年之后回头，叶芝悲叹的20世纪初的世界乱象，实际上由现代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倾轧下的真正乱象才刚刚开始。
若说当年叶芝看到的是乱象，那乱象也不过是毛毛雨而已，或许还称得上是和谐社会。
我们这一代诗人看到的这个被命名为后工业社会的扁平世界，表面上由一些更加强有力的国际中心城市统治着，才能算是真正的混乱，人类内心世界之分崩离析，似乎找不到任何结构性的力量可以支撑。
那么，又是什么在充当支撑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力量？
除了前面提到的全球化，还有一个力量是速度。
速度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像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一样，这个时代比拼的同样是速度，跑得快的才能生存。
国家在比拼GDP增长速度，在城市和企业的发展竞争角逐中，比拼的是成长速度。
从政府首脑、科学家、企业家、新闻记者到农民，在竞争压力和经济效益的驱使下，他们绞尽脑汁的工作，就是让手头的活计快起来。
最近的一条大新闻是，中国已经制造出一台具有每秒54.9千万亿次浮点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比美国最快超级计算机的速度快一倍。
但是否所有事物都像计算机那样，更快就会更强？
去年发生7·
23温州动车事故时，才发现提速后的火车竟然首次敌不过一场雷雨。
吃了生长激素的鸡40天就可以出栏，而它们一旦停止各种抗生素的呵护，3天就会毙命。
在这场由速度带来的狂欢中，人类自身的生命，必将难以避免地加速走向终点。
采取诸如温州动车事故中、为谋求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的各种环境灾难中、以及速成食物中丧命或者短命的人，已经无法计数。
最为敏感和脆弱的诗人再次走在前列，不断有诗人不惜采取自杀的悲剧方式给以警示。
但人类仍然沉浸在速度的狂欢中不能自拔。
每个人都希望一夜暴富，每座城市都想“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迅速成为国际性大都市。
我曾在诗歌《县城规划》里写道：
再过10年，县城将成为一座
骑在速度上的城市。
规划师偷偷涂掉草图上的个人风格，将路网修改成大都市盛行的整齐方格。
并在外围系上腰带一样紧绷的环城路，防止走向小康的城区，大腹便便地向周边漫延
新设的红绿灯，证明机械也能制止交通堵塞。
被十字路口卡住的交通事故留在非机动车道上演。
宽敞笔直的道路让老年人在速度中重新练习方位感也可以美化形象，矫正行人的外八字、罗圈腿和各种版本的乡村风格
由于受到经济决定论的主导和支配，我们多数城市的物质“文明”程度，正如政府工作报告里所描述的一样，呈现出某种“日新月异”的情形。
这种一往无前的、单向度的速度，对传统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在时代疯狂的速度面前，规划师那些带有个人风格的草图，想与之抗争，无异于螳臂当车，只好偷偷涂掉。
连迟钝的老年人或陌生的乡村来客，都必须无条件地屈从于它。
在这样的时代里，按鲍得里亚的观点，人类的日常生活，已是一个完全符号化的幻象。
在仿真的方式上，现实已经与超现实合并一体。
他说，“现实比虚构更陌生的老生常谈不过表明生活审美化的超级现实主义的阶段已经失控，再也没有任何虚构能与生活本身相匹敌。
现实已经完全进入到现实自身的游戏领域......”。
[4]被速度追赶的日常生活现实，正被颠倒过来，成了语言的仿造物。
而作为艺术虚构物的诗，提供的所谓荒诞性、陌生化经验，已经谈不上是诗人的偏见，其荒诞与陌生化程度甚至还敌不过日常生活本身制造的审美幻象。
但部分诗人坐不住了，他们也想赶上这个时代疯狂的速度，希望在这个消费社会里，诗歌也能像变成了消费品的绘画和小说那样受益。
为取悦习惯于快餐文字的阅读者，有人使诗歌无底线地口水化。
由于客观现实场景变化过于频繁，有人顺势采取了断片式的写作，走马观花的游记式写作，走到哪写到哪。
写完了在博客上一发表就宣告完成，形同速朽的广告。
有人不出门，一天就可以在电脑前码出两位数的诗歌数量。
有人的题材开始追赶着时尚，他们貌似学会了对最新的公共话题发言，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制造些噱头。
有人以为讨好几个西方汉学家，把自己的诗歌翻译成外文读本，就能快速成长为世界性诗人。
有的诗人则被现实生活挤压，又眼看着科学知识变成一种可操作性的强势电脑语言，而对在现实生活话语里已经失效的诗歌彻底失去信心，面临着空前的“叙事危机”。
显然，在时代疯狂的速度倾轧之下，在多数自命不凡的诗人那黝黯的内心里，这个世界早已分崩离析，成了一片废墟。
问题是，这一部分试图追赶上时代速度的诗人，或者被时代挤兑的诗人，他们自身已经提前被倾轧成了废墟。
若说这部分诗人的写作病症看上去是从现象层面描述的，从写作内部来说，他们诗歌的共同病症就是浅平化。
写作不再需要时间深度，不需要深刻的生命体验。
这或是由他们遭遇的这个变化太快的现实世界决定的。
在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猛兽的追赶下，当真正的自然不复存在，地方性正在消失、瓦解，千城一面，万村一面的格局基本成型......哪怕在偏僻的湖南省隆回县古同村，传统的木结构民宅已经所剩无几，清一色模仿所谓县城风格的红砖房拼接在一起，外形之粗鄙难以言表；
电视画面直播着世界新闻和春节联欢晚会，互联网上传送着在明星们的艳照和传言；
眼睛里出现的是随意剪辑过的各种各样的异域空间和画面形成的蒙太奇效果......这是2013年春节期间我在老家的体验。
就算在这个极度闭塞的古同村，按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的观点，一种具有“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出现了，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最短暂的闪光，但一切事物都不会有重大的停滞，虽然它们不断地产生和消亡。
[5]在诗歌里，这种特殊的时间性又是如何出现的？
“飞机将于10:
30分出发/如果准点，从秋天到夏天，就/相隔90分钟。
只差了提醒/少带一件秋衣，多带一缕凉风”。
“有睡眼朦胧的少女松骨/她们有一门特殊的技艺/让你支取两个钟点的爱情”（谭克修：
《海南六日游》）。
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里，“时间”也被新的“速度”异化了，别说“秋衣”“凉风”“睡眼朦胧的少女”这种带有某种优雅气质的事物，常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就连神圣的爱情，一不小心就成了瞬间产生又瞬间消逝之物，虚幻之物。
经济学家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但在这个所谓的最好的时代里，由于人类已经处于单一的物质支配之下，迷醉在物质世界发展的疯狂速度之中，对另外一些事物的存在与消亡，似乎已经感受不到痛苦。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
”[6]（荷尔德林）在19世纪，因为诸神远逝，“世界黑夜弥漫着黑暗”[7]（海德格尔），丧失了造物主“上帝”存在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
因此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里曾作如此追问。
现在，时间过去近200年之后，世界又因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猛兽的肆虐而悬于另外一种深渊之中。
我不禁要追问，当世界是平的，诗人何为？
二，作为拯救存在的地方性诗歌写作
当速度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部分诗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与速度的赛跑中。
不管他们工作如何努力，每天用多大数量生产诗歌以快速记下他们眼里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无效的。
就如詹姆逊眼里那些仅有着短暂闪光的事物一样，他们的写作只是不断地产生和消亡。
若诗人热衷于从这些意义上与时代忘情拥抱，我敢断言，无论他自认为与时代咬合得多么紧密，顶多是一厢情愿地对时代进行媾和或意淫而已，甚至一夜情都谈不上。
天还未亮，他就会发现自己已被时代无情遗弃在冰冷的床上。
若从记录的意义上说，他的工作效率和价值，远不如一台廉价的摄像机。
而就算你有最昂贵的摄像机，有最精湛的技术，能如实记录这个时代发生的每一个具体事件......你就是最强大的媒体或影视机构，那又能怎样？
就算你还有大量统计人员在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玩着数据游戏，那又能怎样？
那么多的摄像机和统计数据，除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告诉你正在发生的海量事件，让你来不及反应之外，什么也不能给你。
关于隐藏在那些事件内部或背面的真相，你无从得知。
若以久远的眼光来看，呈现那些更深层次的真相，才是真正重要的工作。
其中的部分工作，需要由看上去无所事事、常常独自陷入冥思苦想的诗人完成。
能够承担如此写作重任的诗人，就是我要说到的，可以作为拯救存在的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
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不妨先假如时代是一列火车。
没有人能让这列飞奔的火车减速，没有谁愿意被这列火车落下，但他们不急于买票，因为不愿意随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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