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PPT推荐.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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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师：

第358旅旅长卢东生（1945年牺牲），第359旅旅长陈伯钧、上将；

第129师：

第385旅旅长王宏坤、上将，第386旅旅长陈赓、大将。

陈光作为高级将领，屡有战功，但性格刚烈，不善于团结人。

在山东期间，与根据地其他领导人关系都紧张。

1944年春，陈光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组织上曾给他很高评价，但1945年七大时，陈光认为凭自己的资历与战功，应当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毛泽东为了照顾党内各个“山头”（毛泽东对“山头”的态度是一承认，二照顾，三消灭），在考虑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希望红一方面军特别是红一军团出身的干部能够有所忍让，以便有更多的名额给其他“山头”出身的干部，而陈光在此问题上没有大局观念，也不体谅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公开表示反对意见。

抗战胜利后，为建立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进入东北，陈光亦是其中之一。

到东北不久，陈光即在电台问题上与老领导林彪闹不愉快，随后又没经过林彪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批准组织长春战役（尽管此役取得了胜利）。

在东北，陈光先后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吉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6纵队司令员，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

1949年3月底至4月初，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林彪在会上作论团结的报告，重点是反对骄傲自满和加强集体领导，并将陈光作为骄傲的典型点名批评。

对此陈光不能接受，立即起身离开会场。

随后，陈光就任四野副参谋长随军南下，1950年1月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上任不久，陈光未经叶剑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意，安排一些来投靠他的亲友去做海南岛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并将老家的亲戚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训练班，还派遣一些人去香港活动，做生意。

叶剑英了解这些情况后，亲自找陈光谈话，希望他认识和改正错误，但陈光脾气暴烈，产生严重对立情绪，最后两人甚至拍了桌子，谈话不欢而散。

后来，广东军区召开生活会继续对陈光进行批评帮助，陈光不但不能接受反而再次拍桌子。

1950年7月，华南分局纪委报请中央纪委后，决定给予他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中央纪委曾批复：

“现在对他要（么）就是承认错误，决心改正，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工作；

要（么）就是继续错误，自绝于党和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责成华南分局纪委负责处理此事，将上述意见向陈光说明，要求他表明态度。

1951年初，中南局派人同陈光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陈光认为处分决议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不公，并认为这是林彪欲加害于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处理。

1951年2月，中南局作出关于批准华南分局开除陈光党籍的决议。

随后，陈光被软禁于武汉中南军区，1954年6月自焚身亡。

“文化大革命”后，对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同时也对一些历史结案进行复查。

在一些老同志的呼吁下，1987年，中央纪委、中组部和中央军委纪委、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成调查组，对陈光一案进行审查，认定其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

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对陈光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陈光曾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最后成了悲剧式的人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恢复了党籍与名誉，但是，陈光毕竟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如果陈光当时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不那么冲动，如果身上的理想信念更坚定一些，党性修养更强一些，自我约束更好些，这样的人生悲剧是否可能避免？

这些年来，有少数干部走上腐败之路，在他们的忏悔录里，时常出现“丧失党性”这样的用语。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曾经担任过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苏荣，在忏悔书中讲到，他出身农民，从大队会计干起，一直到十八大，连续参加六届全国党代会，连续四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他堕落的根本原因是“修养较差、表里不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主要教训是“亲情大于党性，大于原则，丧失了党性，丧失了原则”。

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法庭审判作最后陈述时说：

“我的受贿罪性质严重，家庭财产远远大于合法收入，已犯下滥用职权罪，给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并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我为这些错误深深忏悔。

我放松自我约束，丧失党性，背弃原则，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滥用职权、违反规定、超越程序，破坏了国家油气田的管理和开发，损害了党在人民自中的形象，辜负了党的培养和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不一定随着党龄的增长而增强，随着职务的升迁而提高。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提高党性修养，于党、于己、于家庭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拟交流的内容：

一、如何理解共产党人的党性二、共产党人讲党性的基本要求三、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一、如何理解共产党人的党性,在经典作家关于党性问题的论述中，人们最常引用的，是列宁这样一段话：

“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

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

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

列宁还说：

“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列宁所说的党性，主要是指政党的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要以唯物主义为指导。

从现有的文献看，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对党性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刘少奇。

1941年6月，他在人的阶级性这篇文章中，对何为“党性”作了阐释。

其中说：

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

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

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

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大纲一文中，也曾对何为共产党员的党性作了这样的概括：

“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

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

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为什么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因为共产党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

工人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代表着先进生产力。

现代化大生产培养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养成了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由于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造就了工人阶级没有私有制观念。

尽管每个党员不可能都是工人出身，但加入党的组织后必须实现自身思想意识上的无产阶级化，即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工人阶级阶级属性的升华，即将工人阶级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升华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信这种理想能够最终实现的坚定信念；

将工人阶级现代化大生产所养成的团结协作精神和组织纪律性，升华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意识；

将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优秀品质，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集合体。

这种先进性，不但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体现工人阶级的优点，也应体现中华民族的优点。

可见，共产党员的党性与党的性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锋队本质特性，决定了每个共产党员应当自觉认同党的先进性、体现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先进性。

但是，党的性质与共产党员的党性不能完全划等号，党性不是党的性质的略写或缩写。

因此，对于何为共产党员的党性，能否作出如下概括：

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共产党员对党的先进性应具有的自觉意识，是对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纪律的真正认同与自觉遵循，其外在表现是党员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为党员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

简言之，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党员对党的性质的认同和遵循。

一个党员只有在思想上真正认知认同了党的先进性，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和维护这种先进性，才能真正做到讲党性。

所以，衡量一个党员是否讲党性，主要看其所作作为，但决定其所作所为的，是思想认识。

共产党员讲党性，首先必须提高对党性问题的认识。

二、共产党人讲党性的基本要求,从文献梳理角度看，中共党史上党性一词的广泛使用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开始的。

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

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正）常的程度。

”因此，“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象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决定指出，对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