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住宅空间的批评思路docx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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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作品对住宅空间及其经验的描绘十分丰富，其中透露的与现代性相关的感知体验在叙事、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成为了富有价值的文学批评对象。

现代文学作品中对住宅空间及其经验的描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住宅描写”或“空间书写”，而是文学文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承载着源于现代性的文化矛盾。

一方面，现代住宅包含了充盈着隐秘经验的个体空间，在与公共空间的对应中成为受挫的理想主义者的存身之所，一个充满喃喃自语的独白的空间;

另一方面，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社会要求打破旧有的文化秩序，于是住宅空间又能够成为文化变革发生的微观领域，并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斗争的发生地而被塑造为充满对话性的空间。

在这种矛盾的存在中，现代文学作品中对住宅空间及其经验的描绘形成了包含文化隐喻和象征的文化形式，在语境和方法上关联了持有不同批评思路的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批评思路。

第一，“身体———居住———权力”的线索。

住宅空间是人类自我存在感的映射物化形式，也关联或隐喻着人的社会文化关系和权力机制。

而文学作品围绕这一空间展开的书写则是对身体、居住、权力三者关系的呈现，并在现代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为被个体所体验的资本、空间、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

在这一论述线索中，住宅空间及其经验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投射，也是人的居住行为与宏观社会结构发生互动和转换的中介。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则进一步指出，住宅“塑造并重新安排人的组合模式和社区模式”［1］。

而文学作品吸纳了由社会文化所形构的住宅空间及其经验，使其进入了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住宅空间及其经验是文学文本中可供消费的对象，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叙事潜能。

从更为根本的物质层面观之，住宅空间赖以存在的建筑实体也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对象，它的生产与消费同样是现代文学作品的主题。

正如曼纽尔-;

卡斯特尔所说:

“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向度，如果将空间独立在社会关系之外来考量，乃是隔离了自然与文化，并且破坏了社会科学的首要原则，物质和意识乃互相关联的存在。

”①因此，文学批评者可将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视为社会权力的产物，借此透视权力机制对现代社会空间的形塑作用，并引出有关中国现代文化、住宅空间形式和经验类型的思考，从而透过文学文本中“小空间”或“小历史”的变迁来窥探“大空间”或“大历史”的变迁，勾勒社会文化转型和变迁的轨迹。

第二，“符号———感知———空间形式”的线索。

住宅空间的内部陈设与居住者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它们与居住者的生存境遇、文化趣味与认同形成对应，这同样可作为“符号———空间形式———认同”的线索为文学批评者所重视。

住宅是社会空间的基本形式，将家庭空间同公共空间及自然空间分隔开来，满足了家庭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住宅空间的日常功能即分隔开人们的生活空间，建立一种私人空间的组织并提供一套管理、体验和观看的机制。

在社会关系的呈现方面，现代都市中的住宅空间也并非是脱离情感的存在物，它的形态延续着社会经济的逻辑和社会阶层的秩序，所以在不同的住宅空间中形成了差异和矛盾。

与物质层面相对，居室经验是住宅经验中更为个体化的形式，是个体感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居室经验是街道经验的回声，或者说是街道经验的延伸。

……当一个人的街道经验渐渐枯竭的时候，居室就成了经验的墓地。

”［2］法国建筑师P-;

布尔迪则认为:

“住宅（Housing）是社会基础结构的投影符号，所以要把住宅放在各特定的文化历史范畴内，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一个整体部分来考虑。

”［3］在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历史上，本雅明即将现代受众对文艺作品的经验与对巴黎等“都市文本”的感知联系起来，并以“文学蒙太奇”的方式来进行展示、描述和分析，进而提出都市空间的四个典型场景:

拱廊街、西洋景、世界博览会和个人居室。

其中“个人居室”作为私密的住宅经验的呈现形态，是居于个体和城市之间的文化形式，具有特殊的文学批评价值。

本雅明说:

“居室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私人的小宝盒。

居住在那里就意味着会留下痕迹。

在居室里，这些痕迹受到重视。

被单、椅罩、盒子、罐子都被大量地设计出来。

在这些东西上面，最普通的日用品留下了痕迹。

同样，居住者的痕迹留在了居室。

”［4］

此类思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形式及其经验的批评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第三，“个体———空间原型———群体心灵”的线索。

住宅承载了源于身体的私密感受，这与文学作品以叙事手段致力于展示人类群体文化经验具有共通性，并进一步与现代文学所裹挟的群体记忆与想象相结合。

而沟通个体和群体心灵的住宅空间，孕育着与之匹配的感知结构，并借此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变迁之中。

现代住宅空间的内部并不是均质的，它通常被设计和划分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区域，而居住者的经验则因空间的功能差异而有别。

如汪民安从哲学视角所论述的那样，客厅是“一个封闭地点中的公共场所”，厨房是“家庭空间中的一个凹口，一个创伤”，浴室“则是柔软之乡，是乌托邦的巅峰地带”［5］。

在这些具有不同功能的住宅空间形式中，沉淀着源于日常生活的生命感觉，也铭刻着家庭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印记。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及其经验与现代社会中的殖民性、封建性和现代性等诸多文化形式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深藏于文学意象中的空间原型。

在住宅与文学中的社会结构的线索之外，住宅与人性刻画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吸引文学批评者的关注。

特别是张爱玲作品中具有特殊意味的空间形式，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对于殖民地住宅、女性居室以及衣橱的描绘，《金锁记》中对住宅中家具陈设的勾勒，《心经》中围绕住宅空间外部楼梯和电梯的陈述，不仅浸透了独特的现代都市感觉，也对应着中国文学传统中早已存在的“原型”形象。

二、三种文学批评思路的理论资源

面对呈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及其经验，文学批评者需要选择对相关文本进行分析的方式与框架，他们通常可在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演进中汲取灵感，并从社会经济、空间地理、哲学或心理的角度入手展开探讨，把握如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资源，并延伸出有效的文本解读方法。

第一类理论资源从经济与社会的层面对住宅空间展开论述，以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等论著为代表。

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对住宅问题的论述主要是针对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国家住宅缺乏问题的社会解决方案所进行的探索。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德国在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之后面临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贫富差异悬殊和城市中下级阶层居民普遍住宅短缺的社会问题［6］。

而这一问题在当时重要的欧洲工业国家的城市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恩格斯通过社会学的思考阐明了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是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的有效手段的观点。

在这种社会学的思路下，研究者可以将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文化剧烈变迁的时代中住宅形式及其经验的变迁视作是社会文化特别是城市生活对家庭生活空间的投射与塑造的产物。

沿着这种思路，文学研究者可以借助考察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经验将其阐释为是社会财富占有状况和生产关系变动的标志，进一步窥见文学作品通过住宅呈现的贫富差异与其它历史和社会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渗透在住宅经验中的社会经济、政Z和社会等级划分之间的关系，同样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论题。

以这种思路，批评者对刘以鬯的《对倒》、欧-;

亨利的《带家居出租的房间》和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等中外文学作品均可进行全新的探讨，以获得对现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城市空间分布问题的认识和阐释。

而列斐伏尔和福柯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对恩格斯式的思路进行了切合法国现代社会的新探讨，形成了对“社会空间”进行探讨的理论框架。

列斐伏尔的著作着重阐释20世纪中后期西方现代都市文化发展背景中的空间生产问题，将包括住宅空间在内的现代空间形式视作社会文化生产的产物。

有关这些空间的经验中渗透了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它们随空间形式的变迁而在文化史的领域中绘制出一幅社会权力空间化的地形图。

与此相应，福柯分析了社会权力体制中不同空间形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作为勘探文化史和权力与知识形态的依据，拓展出对住宅空间及其经验进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列斐伏尔和福柯的文化地理学论述是在现代城市兴起的文化背景中对空间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其充分关注了因社会权力和资本运作所产生的空间变迁与文化差异性，并推动着社会研究者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对包括住宅空间在内的城市空间进行阐释。

在面对空间与人的关系方面，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中凝铸的权力机制与人的个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福柯倾向于分析空间及其权力机制对人的规训、塑造和控制。

以此种思路对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经验进行研究，既能够明确一种文学主题或形象的现代文化语境，又可将角色与空间的互动作为一条重要的文化线索来扩展文学的文化意义。

张爱玲、刘呐鸥和穆时英的相关作品就在中国现代都市语境中呈现了住宅经验，并在这一主体上展现出半殖民地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与独特性。

第二类理论资源从住宅作为符号或符号系统的角度展开，鲍德里亚（又译为布希亚）的哲学论述为这一思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此审视文学作品中的住宅空间及其经验，可辨析其中包含的三个层面:

第一，文学化的住宅空间;

第二，文学化的住宅空间形式;

第三，文学作品中被符号化的意识形态。

特别是在《物体系》一书中，鲍德里亚为分析文学作品中住宅空间的结构及其经验提供了理论框架。

书中论及布尔乔亚家具成为摆设，将家具功能视作父权体制及其相关道德秩序的空间表征。

他将西方住宅空间各结构与层次之间的组合关系视作社会文化的空间呈现，认为:

“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

”［7］社会空间的实质是社会关系，而住宅空间中的摆设则整合着家庭关系②。

在鲍德里亚看来，布尔乔亚家庭中家具的整体“构成一个有机体，其结构为建立在传统及权威上的父权体制关系，而其核心则为联系各成员的复杂情感关系”［8］13。

文学批评者以这种思路审视王尔德的小说《道林-;

格雷的画像》，借助对居室陈设和物品描写的考察，将注意到小说所呈现的资本主义时代城市住宅经验的变迁，并以此探讨作品中的主体性、资产阶级时代小说的风格变迁等批评命题。

同样，巴尔扎克也在其《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台》等代表作中以纷繁复杂的居室陈设的描绘表征了资产阶级兴起时代的社会文化转型。

第三类理论资源由加斯东-;

巴什拉（又译为巴舍拉）针对群体心灵的哲学论述中延伸而出，其中包含了哲学框架对于文学本质或诗歌意义的普遍性的追求，也可切合对文学作品（不仅限于诗歌）的意义分析。

在其著作《空间诗学》中，巴什拉以现象学哲学的观点来诠释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原型”，并用这些原型来解释法语诗歌中的诗意想象，以期望推进对人类群体精神形式的认识。

这种思路与海德格尔有关“诗意地栖居”的论述具有相似性和可通约性。

他们分别以法语诗歌和德语诗歌为例，阐述了凝注在语言文学作品中的人的存在方式。

在巴什拉的论述中，住宅、阁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