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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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摘要：

在当代学术界突显出的从权力的角度解读、叙述现代文明乃至整个文化的叙事方式和权力话语，既是对传统文化观的突破，又包含着新的矛盾和问题。

文化作为价值的分化与整合活动就有“权力”的维度和功能，其目的在于营建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

在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情况下，文化与政治相对区分开来，权力对于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并有了合法性问题。

而正是人类文化赖以构成的自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维度互为中介、相互转化的关系，导致文化形态和权力类型的变化，这也是权力话语从神的话语转变为权威话语，在当代则转向大众话语的根本原因。

要让现代话语开显出现代的道理亦即现代良性的社会生活秩序，使权力在其中合理地运作，就应当秉守“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关键词：

权力；文化；话语；秩序；文化自觉在人类思想史上，一向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各种论说。

然而，只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展开，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才被高度“主题化”并成为现代学术的重大论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权力理论。

而从权力的角度解读、叙述现代文明乃至整个文化的研究方式及权力话语，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

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教益？

我们对文化和权力的关系应当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这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现代文明的价值及其缺陷，也将有助于中国先进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建设。

由于这个论题极其复杂且涉及面广，本文只能是一个论纲式的探讨。

一在人们一般的意识或印象中，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一个夹缠不清、模棱两可的问题：

一方面，文化与权力似有不解之缘：

“知识就是力量”，力量（power）在这里既指向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也关乎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握。

拥有各种社会权力的人也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

现代科层制中的角色尤其是专家资格正是由某种文化知识构成的，即使在家庭生活中，现代科技和生活知识拥有的多寡，也往往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与“权威性”变化的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两者似乎分属不同领域，并无内在关联，即使说它们有关系，也隔着一些中间环节。

尤其是在人文文化即思想道德文学艺术与政治权力之间，由于双方的性质和社会职能大相径庭，因而更是相距甚远。

然而，在现代思想理论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且在西方形成了文化与权力相互建构的主流性看法。

尤其是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culturehegemony）概念之后，文化与权力的内在关联性更是得到西方学界相当普遍的承认。

在这方面，福柯、布尔迪厄、鲍曼和萨义德等人的探讨和论述产生了较大影响。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知识与权力“直接相互连带”，共同实施着对人的身体行为的监控和约束。

福柯通过对疯癫史和作为权力践行的重要方式的监狱的考察，发现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对人的肉体的束缚和压迫并未解除而只是转换了形式：

虽然野蛮的“惩罚”受到了限制，但理性和知识施加于人的“规训”（surveillance，即监视）和“纪律”（disciplines，亦指“学科”），即通过“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对人的头脑、思想的训练和控制却越来越强化了。

他认为，人文科学知识作为精神疗法和社会技术，充当着现代性规训的有效中介，由此导致监控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化和权力的无所不在。

现代社会的“真理”就是由权力网络按一定程序控制、选择、生产和分配的话语。

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

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专家团体是文化自主发展的驱动力。

但文化也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这种权力因而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相交换。

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哲学乃至语言--都体现了社会“区隔”（difference）即区分和隔离不同阶层的功能。

他还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和学生群体的研究，展示了权力场域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名牌大学的教育就是对权力场域进行再生产；而教育体制内部的利益竞争与文化权力造成的等级甚至鸿沟，则持续地强化着现有社会阶层的分离。

鲍曼的“知识分子”理论。

鲍曼在广泛汲取批评现代性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知识与权力的结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并重点批判了基于同一性思维和人工设计的“园艺”式社会观及现代管理体制。

他认为，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和整饬的过程中，产生了作为“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其角色由权威话语建构而成。

但在后工业社会，一个担负理性化规划工作的主体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再为世俗权力提供基础和合法性，再为社会设定真理和价值的普遍标准。

他赞同后现代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角色，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并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

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

萨义德指出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内部，更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上。

15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东方学”作为西方学术知识的一个门类，其实是西方人从理论上支配东方的工具。

由于东方人也认同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把西方文化视为现代的普遍的而自己的文化则是前现代的特殊的，从而使其具有合法性。

“东方学作为一种处理异国的思维形式典型地表明了‘东方‘与‘西方‘的僵化区分所产生的下面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

将思维硬塞进一个西方的或东方的狭小车厢内。

由于这一趋势处于西方东方学理论、实践和价值的核心，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

”上述论者的观点和旨趣并不完全一样，分别与他们讨论或对话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胜任。

本文感兴趣的是他们上述理论和观点中明显的相通之处和某种“家族相似”：

他们大都基于很强的现代性问题意识，采取知识社会学、知识政治学的视角审视文化及其与权力的关系，把文化置于社会生活层面和现实语境中，使其暴露出权力的属性和利益的指向，从而再次破除了文化与权力和利益无缘的看法--这种看法早就在马克思那里受到重创，也在尼采、韦伯等人那里以另外的方式被打破。

他们还深入到在西方文化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的哲学，说明同一性思维和主体性意识就是造成理性文化和知识权力化的思想基础。

被视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利奥塔、德里达等人，也像福柯一样追溯支配性权力与哲学形上学的关系，他们批判各种中心主义和主体主义，强调差异、流动，以各种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以多元权力观代替一元权力观，用特殊的情境式文化代替普遍的模式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文化观念、政治意识和生活态度，推动了西方二战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同性恋主义等文化政治思潮和活动。

这些观念和活动对于更加平等的社会政治关系的追求，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文化自觉也给我们不少启示。

在现代社会，文化的权力属性和功能确实越来越显着，“真理”、“理性”、“知识”这些在西方一向被视为有着内在目的和自足价值的概念，也被重新界说为支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权力话语。

所谓“权力话语”，指的是由各种社会权力构造和选择的话语，或旨在争取和维护某些人的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有说服力、影响力的“说法”。

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方学者以一种以权力和利益为中心的文化观否定、代替了传统的超功利的文化观。

然而，他们对于这种权力中心文化观的态度却是相当暧昧和游移不定的，并在理论上留下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其一，在福柯等人那里，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被悬置，权力的性质似乎从未发生过实质性变化，从专制到民主也不过是从外在强制转换为自觉规训。

结果，这种强调历史“非连续性”的叙事却导致了另一种单面的历史叙事。

其二，在他们眼里，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并无实质性差异，都是人们借以谋取自身利益并相互博弈的工具。

因而，真理与知识也就无所谓是非正误，而只有有效与否的问题。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这一关涉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功利、价值与事实、自由与强制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域，便被统统归结到一个维度上。

这样，人的一切文化话语岂不统统成了“文过饰非”的“巧言令色”？

人类凭借文化又如何改变并挣脱他们自己在生存竞争中编织成的权力之网？

只怕那些关于微观政治的权力反抗，即在生活风格、话语、身体、性、交往等日常生活领域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倡导也将大打折扣。

其三，当一些学者的审视目光一直投向古代哲学中的同一性并将其视为压迫性权力的思想根源时，却表现出另一种极性思维和十分浪漫的态度：

似乎理性的同一性和主体性一产生就是错误的；文化、文明对于愚昧、野蛮并无优越可言，生活在前现代的民族不必享有现代文明；文学艺术也不能再有优劣、美丑、雅俗之分，否则就是搞“文化霸权”。

由于要否定进步主义和权力的干预，却得出社会文化现象没有价值分野的结论，这难道不属于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吗？

现实生活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的丛林法则以及重新鼓吹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话语的喧嚣，恰恰是对这种貌似激进的观点的嘲弄。

事实提示人们：

通过对历史和文化创造活动的批判性审视和理解，寻找并推动多样而又良性互动的新的文化价值秩序的形成，才是最重要的；而西方一些学者谈论权力的问题时既没有把文化的权力属性与政治权力适当区分开来，又未能将合理的“文化价值秩序”作为评判各种权力正当性的标准。

二在文化与政治权力之间建立良性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是人类尤其是文化圣人们古老的梦想。

并且，他们理想中的这一关系不是由政治权力主导，而是由文化特别是道德与知识来主导的。

那么，这一理想与现代社会的文化与权力的结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性牵连呢？

我们不妨先从西方和东土文化圣人的有关论述和遭遇说起。

如所周知，感受着古希腊活跃的城邦公共生活的苏格拉底，首先将思想的目光从天上转向人世，致力于为其同胞寻求“善的生活”即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

为此，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人的理智本性贯彻在道德本性之中，所以美德有整体性和可教性。

但他认为拥有美德的只能是极少数人，这极少数人才有资格和能力执掌权力，才是配做国王的政治家，民众需要的则是对这种统治的服从。

苏格拉底后来因自己的言论被雅典民主政体判了死刑，他以身殉道，雅典民主体制则暴露出不小的缺陷。

但正是雅典民主政体为后世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原型和永久启示，而苏格拉底追求普遍的“善”、“美”的精神与“自知无知”的论辩质疑的态度，则开启了西方文化的反思和辩证思维的先河。

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善的生活的文化和政治旨趣，他将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理念并以“正义”的制度作为善的生活的保障。

他认为正义的制度就是依据人们品质和能力的差异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由于世人分有智慧、勇敢与节制这三种高下不同的品性，因而，国家的三个阶层即统治者、卫士和农夫与手艺人，就应当分别由各具这些品性的人承担。

最有智慧的是哲学家，所以哲学家理当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哲学王”。

在柏拉图看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是神授的，也是“天然联系”即天经地义的，所以是“正义”的即实现了合法性的。

在政治活动中屡受挫折的柏拉图虽然在晚年萌生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思想，但在西方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仍是它的理念论和理想国思想，即从价值目的论角度区分人和世界的优劣真伪并借以建立一元统治秩序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期，雅典民主政体得到进一步确立，文化知识越来越丰富并且开始分化，他因而得以超越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观和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

他说，理性是人的灵魂中能够认识自己和外部对象的因素，知识诉诸理性，却不诉诸德性；人的德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与习惯两方面的产物。

人是由于实行正义的行为而成为正义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的行为而成为节制和勇敢的人。

基于希腊人的城邦生活，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人在本性上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