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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迫的现实面前,这个刚刚过了30岁的小女人东奔西突。

到超市找工作失利,自行车被盗,前夫很快又有了新欢,她的内心充满了焦虑。

此时此刻,凤毛最需要一个男人宽厚的肩膀去依靠。

在叶弥沉静而简洁的叙事中,凤毛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她生命中的“稻草”。

“这就是女人,捞着一根稻草也当成是凤冠霞帔”的一句话,犹如柔弱女性内心的独白,言说着女性主体自我迷失的无限哀痛。

谁将是凤毛脆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根“稻草”呢?

经邻居柴丽娟（二奶身份）的撮合,凤毛和那个五十岁的、姓胡、秃头、离异无子、住三室一厅的中学教师谈起了朋友。

但胡老师没有任何感情的铺垫便直奔主题,这有悖于凤毛所执意追求的感情平等。

派出

所副所长董长根是凤毛幻想中亲近的男人,他帅气,乐于助人,让凤毛真正地心动。

然而董长根只是愿用语言挑逗凤毛,无伤大雅调调情而已,他知道,“生活很糟糕的女人一旦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将带给他无穷无尽的负担。

”可怜的凤毛遭到矮个男人一米六的抢劫和侵犯时,她喊不出这两个男人的名字,因为“他们不能给她增加力量”。

有评论者认为,《小女人》这部小说似乎有一种力量,一种举重若轻的力量。

①我想,这种力量体现在小说从伦理叙事角度对普通女性的生命内涵进行开掘。

平凡的小女人凤毛生活在琐屑里,她坐车、买菜、看病都算计着花每一块钱,开店、住房都面临着无数困难。

凤毛的生活纳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范式,散播着社会底层角角落落的声音和气息以及个体具有的非凡忍耐力。

叶弥凭借对普遍的人生价值探讨的勇气,依托女性自我的悟性,将女性经验深入到被忽略的民间角落,在美学意义上重建底层人物的生活。

她注目的“小女人”更具有平凡和普通的意味。

从那些家常的普通化的“小女人”身上揭示出普通女性的真性情和真命运,其叙事主题便通过普通女性的凡俗人生获取了意义。

叶弥把女性主体拥有自己的选择权作为小说重要的伦理新质。

现实状态的“小女人”拒绝一种传统模式,拒绝抽象道德理念的压迫,选择体现尊严的伦理共契。

凤毛离婚的状况大致如此“婚是她自己要离的,她在协议离婚书上是这么说的:

爱情死亡。

她的丈夫叫姜有根,姜有根有些怀疑地问她:

‘老夫老妻还谈什么爱情?

’她理直气壮地反驳:

‘可是我需要’。

”夫妻关系只是一种伦理规序,不一定产生幸福,什么是幸福的真实?

只有两个人切身感受到的心怡的性情状态。

②没有心怡的性情状态何言幸福?

女性个体对自身幸福充满了欲望,欲望意志促使她遵从自己的欲望感觉去选择,去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当两性冲突与矛盾出现的时候,在叶弥的小说中没有一味地替女性辩护和袒佑,她并没有将罪责单纯地推给男人。

叙述是面对世俗本身的面目,这为我们提供了接近女性真实存在的另一种途径。

③

凤毛离婚属于“跷脚看墙外”的那种,从婚姻中逃离实际上是一种对遥远的幻想的追逐,是虚无主义的逃离,没有真正的终极意义,只能令现实暂时搁置。

下岗让她对离婚产生了后悔情绪,可她只能在无助中寻找救赎,在无望中寻找希望。

小女人将爱情和婚姻作为情感的最终归宿和生活的牢靠依托,将改善自身困窘境遇的筹码押在男性身上。

凤毛“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但她不缺乏女人的自恋情绪”,她在寂寞难耐中不由自主地对男性生发出浪漫的幻想和热情的期待。

她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拥有一个好男人,拥有一笔维持日常开销的存款,而现实又将她的期待夭折。

凤毛的命运,悬置于道德伦理和人格尊严的临界点上,盘旋辗转,正如文中蝴蝶的隐喻。

小说在三处地方集中描写蝴蝶意象,共运用了十四个“蝴蝶”字眼。

小说开篇即描写了细雨中的一只灰白色蝴蝶,看到了玻璃面的光亮,拼命撞击玻璃寻求归宿的意象。

凤毛看到这只蝴蝶联想到了自己的嘴唇———失血的焦虑的嘴唇。

嘴唇其实代表原始欲望的流动和内心的躁动不安,失血而焦虑的嘴唇正如凤毛的生活状态,苍白、寂寞难耐、了无生趣。

蝴蝶意象变为现实具象,当凤毛来到秃头教师家,惊惶地打量着这个男人陌生的房子时,凤毛又想起那只走不进屋子的蝴蝶,她以为“蝴蝶现在破门而入了”,走进屋子的“蝴蝶”同样迷惘无助。

凤毛在密切接触的两个男人身上找不到温情和依靠。

当她意外地遭到了矮个男人的侵犯时,倍感屈辱的凤毛又梦到了蝴蝶的无助,“风在屋外吹着,把浴室里的玻璃吹得变了形,似乎马上它就要破窗而入。

一只蝴蝶和一个女人,焦灼的无助的这一刻……”在文学作品中,蝴蝶意象既有被传统认同的蝴蝶本身的原生态意义,即美好的生存形态,又有承载着情感和文化意蕴的意象,隐喻了柔弱的女子,被男性抓住并玩弄的物化的蝴蝶。

迷失的蝴蝶暗示了凤毛晦暗不明的蝴蝶运命。

除了蝴蝶,作为女性传统意象的镜子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文本集中在六处地方运用了二十个“镜子”字眼。

镜子原本只是忠实的映照现实,但是个体在镜子面前总会不自觉地思考。

女性更是借助镜子进行“寻找自我”的本能驱使。

凤毛意识到可能会今不如昔时,她站在镜子前,感到了害怕。

同时,女性清醒的自我意识通过镜子作为参照系,凤毛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脆弱越来越不可消除”。

在凤毛身上,凝结着作家叶弥对下层女性生存现实的严重关切与冷静思索,凤毛的不甘平庸与她强烈的主体意识联系在一起。

④叶弥既没有大力践行女性主义张扬的叙事策略,也没有过分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呈现女性意识。

她不动声色地在客观化的言说中完成其隽永的文学叙事,对散落在卷帙中的女性尊严和灵魂给予了善意的关照。

《小女人》中的凤毛虽无助却充满自尊。

凤毛看到二奶身份的柴丽娟时,“她感到自己不再虚弱,因为相比而言,她的生活中存在着理直气壮的因素”。

凤毛在秃头教师面前,她索要平等的让女人感到自尊的爱,“凤毛想起以往曾经有过的接吻:

平等互爱的吻,缠绵细致的吻,渗入灵魂深处的感动,让她升腾到一个清灵世界,让她入迷地喜欢爱与被爱”。

为了得到事前的一个平等的吻,她没有妥协。

胡老师最后也看出了这个小女人身上的独立和坚强,再一次邀请时隐隐表现出他的尊重。

另一个男人董长根也认可凤毛是“值得尊敬的人,坚强,勇敢,吃苦耐劳”。

由于父性成为了在场的缺席者,母女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凤毛漂泊无依时最为可靠的保障。

母亲年青时娴静,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又犟又爱唠叨的女人”,凤毛认为母亲“一辈子自以为好强,其实也是个小女人”。

母亲则叮嘱凤毛“不接受男人的施舍,少享点福罢了”,话语间透露出女性主体自觉的意识。

从心理学角度研读,女性强烈的自尊实际上是女性补偿心理所致。

女性作为“他者”的身份积重难返,一方面追寻自我的自尊意识,另一方面重新面临无助的困惑。

在以具体的形象与感性的人性作为主体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女性个体的游移不定,那么女性主体的精神自由是否得到了完整体现呢?

小女人对爱情抱着潜意识的内在向往,个体独立的意志又挣脱不了男权的束缚,内心经受着矛盾冲突的煎熬。

爱情审视的结局仍然是找不到自我,在左冲右突中逐步丧失了自尊的凤毛便以一种近乎疯狂的举动试图报复与她交往的两个男人,试图找回自己失落的尊严,她在酒后对董长根吐了口唾沫,反馈出女性对自己缺乏信心后的畸变心理。

我姑且作如此论断,凤毛的自尊还只是局限在偏激的外在索取,而不是清醒地内在自赋。

叶弥铺展了凡庸生活的碎片,陈列出女性生存境遇中没有播撒进阳光的囚室,还原了女性个体本原的生存状态。

与此同时,我也欣喜地发现,叶弥满含着对女性自身尊严的尊重,把理想主义作为开启囚室的斧钺,作为汇集缕缕阳光的窗子。

叶弥在她创作的《猛虎》手记中提及“近年来写作呈现理想主义的倾向,我喜欢这种倾向,愿意把这种倾向作为我写作的主张,或者说理由”。

⑤拥有理想主义,才能够传递文学创造、自由、美和真实的创作本质。

叶弥不是一个理论家,她是一个擅长用语言构筑精神之塔的叙事者。

她打破了很多作家在叙事伦理上呈现的暧昧状态,触发了理想主义的按钮。

凤毛始终向着“一切都会有的”这样并不高尚的理想纷争,在现世生存的无助和无奈中积贮着理想的冲动,其理想精神呈现平民化。

叶弥在她的小说《钱币的正反两面》中描述了主人公梅丽同样面临凤毛一样的生活境遇,她没有轻易地出让自己的道德底线,她用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来平衡自己的灵魂,她甚至觉得,“对于女人来说,设想比真实地得到更具有意义”。

叶弥在一次访谈中流露了她的理想主义“《小女人》也是一样,尽管她在生活中失去了很多,但她始终努力着。

我尊重她展示给我的生活,那不是灰色的,那是充满生机的”。

自然,叶弥也在思辨“许多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她们开始像凤毛一样忠于生活理想,后来就像凤毛的母亲一样沮丧。

中国的女人很苦,我总是害怕中国的女人会被苦难的生活毁了。

女人若毁了,男人还会学好吗?

”⑥叶弥关于生存意义伦理的尖锐质问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索。

我有些偏颇地想,小说的结尾不要也罢,就让那个有些脆弱又有些坚强的小女人在对两个男人的报复举动后,在柴丽娟说的“昨天你好可爱呵!

”的话语中,留下超越了生活本身的悬念吧。

可是,结尾仍然令人触痛地逼近真实,预示着凤毛为了生计不再追逐那种灵魂相知才能肉体契合的爱,不再梦想那种心怡的性情状态,不再坚守她灵魂深处对爱的渴望。

这种真实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现实。

注释:

①孟繁华:

《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小说选刊》2004年第4期。

②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

社2004年版。

③林舟齐红:

《叶弥小说简论》,《钟山》2002年第3期。

④毓青:

《女性成长的沉重》,《作品与争鸣》2005年第3期。

⑤叶弥:

《猛虎》,《作家》2003年第5期。

⑥姜广平:

《作家都有控制人物的欲望———与叶弥对话》,原载

《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传统”与“现代”之间永恒的苍凉风景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解读

顾梅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象上海这样传统：

古老的家族、神秘的大宅、浓重的吴音，弥漫着永远抹不去的怀旧心绪；

然而，那时的中国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象上海这样现代：

洋场的灯火、风云的变幻、各国的来客，夹杂着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的人心。

时代与地点造就了张爱玲传奇的矛盾，因而她小说中的人物永远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构筑了一片永恒的苍凉风景，《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是这样一篇佳作。

一

一个人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一个女人的一生是最美丽的传奇，张爱玲小说中女人的美丽却永远带着苍凉。

女性是张爱玲写作的中心，女人最了解女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中国的女性所受传统压迫最为严重，因而现代一旦来临，要求解放的呼声也最为强烈，然而由于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尚未协调的夹缝中，这时的女性既保持不了传统也完成不了现代，无所适从感一直笼罩着她们。

娜娜究竟该不该出走？

出走的结果是堕落还是回头？

张爱玲对这些思考的深刻决不亚于鲁迅。

《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女性是传统与现代的两个典型化身，文章开始就表示：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

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然而，无论是白玫瑰烟鹂还是红玫瑰娇蕊，尽管她们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极端，等待她们的都是悲剧。

如果说白玫瑰的悲剧是由于传统，那么红玫瑰的悲剧则缘于现代。

烟鹂是男性眼中理想的妻子形象：

文静、温顺、内敛，是“圣洁的妻”。

自从结婚以后，她传统中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受了西方文明熏染下的男性眼中，都变成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