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群众体育促进中国社会建设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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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体育遇到发展瓶颈。

群众体育是体育的一个基本领域，要突破制约体育发展的瓶颈，群众体育的创新和改革势在必行。

群众体育能否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决定的，群众体育能否繁荣，取决于它是否契合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否能进入社会发展的核心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

此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延续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2004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后，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

十年来“社会建设”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核心领域。

体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国体育，特别是群众体育，如果能进入社会建设这一核心领域，不仅能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而且可以彻底改变其目前边缘化的状态，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前景。

那么，我国的群众体育是否与今天的社会建设有关？

如果有关，它应当如何服务于社会建设？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什么是社会建设

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后，有关社会建设的讨论就成为学界热点，大家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认识，如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

郑杭生则认为，社会建设“可以理解为：

在社会领域建立和完善对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创新机制”。

[2]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社会建设的图景日趋清晰，任务也越来越明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

显然，社会建设的内容丰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其核心目标是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而要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就涉及社会参与、社会包容、社会治理、社会服务这些关键词，而正是在这些方面，群众体育具有积极作用。

二群众体育为什么可以促进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体育活动的本质功能就是促进和谐，即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显然，体育活动固有的本质属性及内在机制与社会建设的需要高度契合。

体育的独特性，使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促进社会建设的特殊功能。

（一）社会参与

1.体育参与的包容性

社会建设的前提是社会的广泛参与，只有全社会的成员充分参与，才能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体育是人类社会中少有的可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层次丰富，类型多样，内容齐全，任何一个人无论其身体强弱、年龄大小、受教育时间长短、经济状况如何，技能水平高低，都可以在体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体育是对参与者不设门槛的社会文化形态，雅俗共赏，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具备的社会参与性。

正是体育这种天然的社会参与性，使之成为人类社会中规模最大、包容性最强的社会共享平台。

环顾世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体育。

我国群众体育的参加者是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全体中国公民，这一巨大人口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如群体差异（民族、习俗、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兴趣、动机等）、社会环境差异（城乡差别、社区差别等）、自然环境差异、南北方气候的差别、东西部地理概貌的差别等。

我国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性。

这使得我国群众体育成为极具社会包容的宏大社会现象。

仅有社会参与，即使是达到全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参与的规模，还不足以产生促进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要使社会参与对社会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这种参与必须是平等的。

只有把民众的平等参与作为基础，才能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从而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而平等参与，是体育最基本的特征。

体育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体育将人类社会对公平、公正、公开的追求提高到极致，浓缩在人们自身参与或观赏的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中。

从基层草根层次到顶端的精英运动，所有的体育活动，依靠体系化的规则确保了各个层次体育参与者的平等。

参与体育的过程，在一定意义就是学习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参与体育的过程，也是培养我国数以亿计的国民平等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

在体育中人们形成的平等的参与意识、参与规范和参与行为，会对他们参与社会建设其他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即使他们有参与热情，也使他们有参与的理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是利用体育的这些特点，从儿童少年时代就通过体育培养其公民健康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的。

2.体育参与者的社会化

一个人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学习实现的。

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化”。

“社会化是人们获得人格、学习社会和群体方式的社会互动过程”。

[3]人的社会化过程始于其出生之日，继而持续其一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体育运动是围绕着人类社会多种基本社会关系构建起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

参与体育的过程也是参与者社会化的过程。

参与者在体育的场景中，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学习到处理多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准则，如公平竞争、公正裁决、分工与合作、规范与自由、团队精神等。

通过良好的体育行为，促进良好的社会行为。

更难能可贵的是，参与者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活动，寓教于乐，将严肃的社会学习变成极具亲和力的游戏，通过参与者自愿参加的体育活动，将社会准则潜移默化于参与者的思想深处。

社会稳定取决于社会成员融入社会的程度，也取决于他们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认同程度。

体育的包容性参与及其独特的教育功能，使得体育参与促进了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二）社会融入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静态社会迅速转化为动态社会，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4]

西方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

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则试图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要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取得同样的成就。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速度是爆炸性的。

[5]这种爆炸性的城市增长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大量棘手的社会问题。

与计划经济时代静止、僵化的社会格局不同，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特点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乡土，进入城市，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城镇化的浪潮汹涌澎湃，2011年中国的城市居住人口数量首次超出农村居住人口。

中国城镇化的重点是农民工的全面转型、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农民工及其家属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质上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6]要让人数如此众多的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关键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社会融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频繁而广泛的良性社会互动，在互动中加深相互间的理解、信任和尊重。

体育是社会包容度最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在体育活动中有频繁而多样的人际互动，涉及多种重要的社会关系。

群众体育活动不涉及现实生活中的功利目标，对参与者有天然的聚合力。

“通过文体活动建立起来的交往结构为社区构建提供潜在的社会基础。

”体育活动通常是在相应的组织支撑下进行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后，参与体育活动，融入社会体育组织，也就是进入了以体育为载体的社会网络，其社会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学习有了稳定的组织支撑，从而加速了其社会融入过程。

群众体育的这一重要作用，不仅可有效地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而且可用于促进民族和谐（见图1）。

图1体育促进社会融入的机制

（三）社会治理

处于全面而深刻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治理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社会体系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市场经济解构了单位制的社会体系，人们走出单位，走向社会，成为失去社会组织依托的个体人。

这种个体化、分散化的社会状态如“一盘散沙”，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的困难。

社会治理需要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将个体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党的十八大所要求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进而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社会治理”的理念，要求“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社会治理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构建和完善社会组织。

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的“减肥剂”。

只有社会组织发达，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满足其多样性和多层次的需要，才能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实行政社分离，管办分离，缩小臃肿的行政人员队伍；

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社会的“黏合剂”，通过社会组织的中介机制，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相互影响，互融共生。

社会组织还是社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保证社会的稳定；

此外，社会组织还以其宽容、互助、利他和公益精神，推进各项社会改革。

[7]

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社会组织在我国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状态，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在我国建立并非易事。

其原因是社会组织的性质是非政府的，组织维度是重在人际的横向关系的。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横向联系的非政府组织为封建专制的社会架构所不容，其组织形态“社”为官方所排斥，多以秘密结社的形态隐于“江湖”。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也没有为社会组织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

社会组织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中一股重要整合力量，而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差距高达30多倍。

[8]这样，今天的中国，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起发达的社会组织网络，以应对社会治理的难题；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土壤贫瘠且缺乏经验。

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面临着理论和实践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