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及对我国的现实意义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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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不懈追求的目标；

但究竟什么是幸福？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目前接受度最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和以边沁为代表的“快乐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幸福就是一种不断追求、不断完善自己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将人在理性指导下的一切实践和制作活动的目的称为“善”；

而“善”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手段的“善”，“为善而善”，即描述了某种有用性和目的性，在目的达到之后这种类型的“善”即消失，因此其具有不稳定性；

另一种则是事物本身的“善”，是稳定的、永恒的，这种“善”被称为“至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幸福”。

Becharaa,H.Damasio,D.Tranel,A.R.Damasio.Deeiding.

AdvantageousBeforeKnowingTheAdvantageousStrategy[J]Science1997,275:

1993—1295

在奋斗中使自己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和展示，这就是幸福2娄伶俐.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2009.04

。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对现代的幸福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其“人的自我实现”这一过于复杂的概念困扰了无数研究者，因此，很多学者，尤其是众多经济学家将研究目光转向了由英国学者边沁提出的更为直观的“快乐论”。

边沁对幸福的度量建立在人的苦乐感受基础上，他认为:

所有人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基础，并以此为原则将苦乐数量化并予以计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计算出“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目标的具体程度，并试图以此求解某些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其幸福观也被赋予了功利主义的色彩。

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最明显的特点在于他对幸福的考察是从人主观的快乐和痛苦程度来进行的，这显然比亚里士多德使用“人的自我实现”或“追求至善”这样的定义更加具体同时也更加主观化——因此也更加容易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边沁所定义的功利主义意义上的“幸福”也因此被称为“主观幸福”JeremyBentham.AnIntroductionToThePrincipleOfMoralsAndLegislation.

Methuem&

Co.Ltd.1982.01

在边沁之后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均在其经济理论研究中将幸福定义为“主观幸福”。

因此本文中涉及的“幸福”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均为主观幸福，即以人的苦乐感受为基础来考察的幸福。

2、幸福与经济的关系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一个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他认为人类有自私利己的天性，因此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之事AdamSmith.TheWealthOfNations[M].JohnWiley&

Sons,Inc.2010.07

这种经济人所追求的“自利”在边沁的“主观幸福”提出后被许多经济学家重新解读，以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将幸福的思想引入经济学，他们认为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停留在“利益”的层面，人们追求的应当是自身的快乐最大化以及痛苦的最小化，并将边沁对苦乐的计算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此量化人们的幸福，从中探索经济运行规律。

彼时起，对幸福的研究开始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幸福和经济学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这之后的许多学者对幸福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认为：

实现人的幸福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人的幸福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保障和动力，二者相辅相承，构成了经济发展，乃至人类发展的动力机制。

因此，将幸福研究同经济研究相结合对经济发展、人类进步均会有所促进，这也是幸福经济学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二、幸福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1、幸福经济学的收入决定论阶段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并回答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等基本经济问题；

幸福是经济发展或者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对幸福的度量，例如幸福宏观测量方法，幸福微观测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任海燕,付红春.幸福经济学在中国[J].江海学刊:

2012

（1）

；

还有就是影响幸福的因素分析。

但从幸福经济学的发展阶段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同传统经济学对上述两个对象的研究是等同的。

然而在序数效用论登上经济历史舞台，尤其是经历了效用理论革命之后，情感因素在经济理论中几乎荡然无存，序数效用论用“偏好”取代了“享乐体验”，这种意义上的效用仅仅是一种能够显示行为的偏好顺序的函数，而不再是以前的那种能够使人获得“快乐”的效用，自此经济学研究逐渐刨除了伦理学动机，将焦点集中于人类主观感受的外化“对应指标”，诸如国民收入、失业率等。

正因为缺乏对人主观感受的深刻剖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经济学界都认为收入是度量人们幸福感的良好和指标，即二者有着严格的相关性。

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幸福经济学并未从主流经济学中完全独立出来。

2、幸福经济学的复合因素决定阶段

幸福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始于1974年的伊斯特林悖论。

1974年，时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理查德·

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指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这就是著名的收入—幸福悖论（或称伊斯特林悖论）。

图2-1是美国1945年~1990年间的人均收入同幸福水平的关系图，可以看出收入并没有同幸福平均值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不仅正相关性并不明显，甚至在1970年之后出现了背离。

图1美国人均收入与幸福平均值

数据来源：

世界幸福数据库、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人口统计局

以上图为代表的幸福同收入偏离的现象广泛存在与世界各个经济体内，对这种“收入—幸福”悖论，其实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在人类生活的真是世界里，他们（穷人）无论在哪方面并不劣于在他们之上的那些人。

”他认为，在某一个临界点，高收入对一个人的幸福根本起不了作用。

对此，幸福经济学家则主要从“定值”理论、“享乐水车”效应、“满意水车”效应和“社会水车”效应这四个理论框架内给出了解释。

不可否认的是，这使得幸福经济学从传统的仅仅研究幸福同收入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向其他方向进行拓展。

三、现实中影响幸福的其他经济因素分析

在现实中，除了收入影响人们的幸福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经济因素。

本文对常见的几种因素与幸福间的关系进行剖析，而这也是幸福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

1、失业与过度劳动

在讨论幸福感与收入偏离的时候，劳动作为影响收入的最直接因素，本文

认为很有必要讨论劳动供给（进而收入）同幸福之间的关系。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劳动者在选择自身的劳动供给的本质是在劳动和闲暇中选择如何分配二者的比例。

而劳动供给存在两个极值，即失业和过度劳动。

失业会影响人的幸福感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劳动供给中真正产生“收入—幸福”悖论的情形是过度劳动。

在收入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变相的过度劳动（这一点在人才结构不合理的区域尤为明显），其过程可做如下分析。

图3-1是单个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横轴表示劳动者愿意提供的劳动供给，纵轴则表示工资水平，随着工资的上涨，并达到某一工资水平（W*）之后，供给曲线出现了拐点，这时候工资再上涨，人们所愿意提供的劳动反而减少了，这是因为随着工资的上涨，闲暇的价格（机会成本）也不断上涨，在工资高过拐点之后，人们反而会觉得提供过多的劳动无法弥补他们占用闲暇时光所造成的损失。

简而言之，当工资达到一定高度（W*）之后继续提高时，人们愿意提供的劳动供给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而现实的情况是，社会中的高工资人群有很大比例在日常工作之外不得不去加班，或许在高额的加班费和闲暇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闲暇，但他们却无权做出选择，因为若他们选择闲暇，很有可能他们将面临失业，因此这是一种变相的过度劳动——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是幸福感却降低了。

按照上述分析，一个社会能够实现最高效率的点应该在该劳动供给曲线的拐点上，但现在许多国家的状况是人才结构并不合理——许多人的工资水平位于拐点之下，少数人的工资位于拐点之上。

位于拐点之下的属于较低收入人群，提升他们的工资会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技能胜任高工资的岗位；

位于拐点之上的高收入人群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却属于稀缺人才，不得不面临变相的过度劳动，因而他们的幸福感也不高，将全社会的幸福感加总后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并没有与收入发生同等变化。

图2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

2、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棘轮效应

在考察人们的收入沿时间轴变换所导致的消费变化时，杜森贝利（J.S.Duesenberry）形象的用“棘轮线”所展现出的“棘轮效应”分析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图3-2中，当经济稳定增长时，消费为收入的固定比率，所以长期消费函数为CL=βY,但此时如果收入减少，人们的消费并不会沿CL的轨迹返回，而是沿着斜率较小的“倒刺”线返回。

也就是说消费者容易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消费，但却并不容易随着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会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69—270

图3棘轮线

结合棘轮效应可以研究收入增加与幸福感偏离的原因，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通常会伴随着或多或少的通货膨胀，而大多数通货膨胀会存在一定时滞（即从通货膨胀发生到人们感受到其影响需要一定时间）。

假如某人的名义收入从C1点上涨到了C2点，此时他会沿着CL曲线增加其消费量，消费量从C1到C2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消费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货膨胀的效果开始显现，此时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实际收入有所减少而不得不去调整自己的消费量，由于较高消费的习惯已经养成，他很难沿着原来的消费曲线CL去减少自身消费，这时他减少消费的路径为CS2,此时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幸福感已经被消费的突然减少以及无法回到原来的消费习惯所带来的痛苦所消耗，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完全抵消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幸福，由此便产生了幸福同收入的偏离。

3、比较收入与生命周期收入

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因此任何一个人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自身，任何人都会或多或少的与其他社会人产生交集，社会人的这种特性使得人不仅仅关注自己的收入，还会关注其他人的收入，即人们通常会关注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这一点，杜森贝利从经济计量的角度予以了证明。

相对收入的差距会从两方面影响到较低收入者的幸福感，一方面低收入者会因较低的相对收入而感到幸福度的下降，另一方面还会受到所谓“示范效应”（杜森贝利认为，就一般家庭而言，它的收入虽低，但因为顾忌到它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51—452

）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影响，进一步降低幸福感。

这种比较收入效应会受到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在信息高速流动的今天，如果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则对于较低收入的群体来说，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从而产生了幸福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