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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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居民消费；

经营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收入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F014.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2）03�0123�07

对居民收入的构成进行分析，被认为对研究居民收入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鲜有学者进一步将居民收入的内部构成与居民消费结合起进行分析，特别是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和收入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并对其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分析。

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来分析其不确定性并探讨其对消费的影响，能够在分析农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以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研究上更具有针对性，挖掘分析的深度，从而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另一方面，因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常常在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时被忽视，而这两类收入涉及到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政府对农村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等高度相关。

因此，从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分析能够进一步拓宽和细化对农民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研究的广度。

一、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在预期时一方面要考虑可以预见的即将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参考已经发生的情况。

行为主体往往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对未来预期进行判断和推断。

因此，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大，说明收入增长的不稳定程度大，那么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不确定性就越强。

（一）不同来源收入的波动幅度

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

转移性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

一般情况下，是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

由《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9年）历年中的数据，并以1978年为基准年，剔除物价因素后的数值计算得出我国农村居民三种不同来源年收入。

经过计算，1984—1991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5%，经营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98%；

1992—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0.78%，经营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1%。

可见，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最大且稳定性很强。

特别是在1994年后（由于改革效果的滞后性），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经营收入，不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而且除了2003年，其他年份都比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更快更稳定。

直到2008年，经营收入的增长率才首次高于工资性收入，这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的结果。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非常大。

这部分收入从1991年后才开始迅速增长，但是其波动非常大，到了1997年和2000年又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可以看出，在这三种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所占比重最小和不确定性最大的收入。

但是2004年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率开始上升较快，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其增长率分别为29%和24%，甚至大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这也是由于国家财政开始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的原因。

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提升是得益于政府对“三农”的重视。

2004年以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惠农支农补贴，以及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

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断提高，转移性收入的保障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这对“缓冲”农村居民的谨慎性消费心理、提高对未来消费的预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能够用来度量收入的不确定性。

下面根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状况对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研究［1］。

用农民收入增长率波动指数来度量收入的不确定性。

其计算公式：

2．农民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分析

本文使用农民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来度量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

经过计算得出，其农民工资性收入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指数绝对数的平均值在市场经济前后分别为1.00和0.34。

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改革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降低。

对比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率波动指数，由表1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虽然不确定性也很大，但其稳定性还是比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得要大。

可见，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是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三）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与收入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收入的多元化增加，传统经营性收入比重降低，其他收入比重慢慢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进而降低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资产组合理论说明，风险厌恶型的经济人为了达到风险较小而预期收益较高的目的，应该以不同的风险资产形式持有其财富。

一般说来，购买多种风险资产比购买一种风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较小、收益较稳定。

同理，农民的各项收入都具有一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如果排除政策因素的影响，只有一种收入来源的农民其收入的不稳定程度要大于收入多元化的不稳定程度。

由图1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

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18.16%上升到2008年的38.9%；

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74.4%下降到2008年的51.2%，下降23.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进行的统计监测调查表明，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由图1也可以看出，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由此可见，虽然经营性收入仍是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很明显，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正在呈多元化发展，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二、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一）经营性收入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1．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

自然环境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环境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条件、土壤肥力和病虫害等因素。

如前所述，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对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来自自然界的干旱、洪涝、病虫害等各种因素和灾害都会影响农业生产活动［2］。

我国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为严重，主要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水灾、风雹灾、冷冻灾和台风等。

从1985—2008年，我国农业年均受灾面积为47957.63千公顷，成灾面积25581.42千公顷。

1994年、1997年、2000年、2001年和2003年成灾面积均超过30000千公顷，其中2000年成灾面积最大，高达34374千公顷，占播种面积的22%。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相应的数据计算得到。

所以，受自然灾害影响，农业自然灾害频发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丰年农民的收成好，经营收入高，灾年农民的收成少，收入下降。

因此，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受自然环境的不确定影响而不稳定。

2．市场的不确定性

农产品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相比，风险性较大。

农产品市场风险主要是指农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例如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的转变和农业经济政策变化等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或者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3］。

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带来家庭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市场不确定性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农民家庭经营成果——农产品能否转变为货币，也就是农产品是否能卖出去的问题。

农产品供过于求、品种、品质结构不适应消费者需求或是滞后于消费者需求都是形成农产品销售风险的主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就曾出现四次全国性的“卖粮难”，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4年、1990年和1996年，都是因为粮食大丰收，而前一年国家进口了较多数量的粮食，造成粮食供大于求，农民卖粮难。

市场不确定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农产品卖出去了，投入和产出的货币数量关系又如何，也就是是否能赚钱的问题。

这一方面可以从市场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来。

1992年，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的生产从由政府命令转向由市场确定，农民开始拥有经营自主权。

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过去政府统购统销转为以市场为中介实现产销平衡，农户依据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及价格信号自行做出决策，农民的经营收入也因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而具有不确定性。

而农产品价格受到农产品供求状态、农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国家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变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造成农民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据统计，2004—2006年，每亩粮食的实际收益分别为382元、329元和320元，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种粮效益偏低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对未来的家庭经营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感受。

首先，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带来农民经营收入不确定性。

农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周期长，有季节性。

因此，在短期内，农户来不及对供需变化做出反应，无法赶上瞬息万变的市场。

农产品生产决策决定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在短期内生产是无法改变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较低，使得农产品市场多处于买方市场的状态之中；

此外，农产品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加上农户的适应性预期的作用，农产品价格呈发散型蛛网波动。

农产品市场本身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价格发挥着对农产品生产的调节作用，也就是本期的生产活动是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决定，本期生产状况又会影响下一期的价格。

这样，周而复始，其结果是歉收时价格飞涨，丰收时又会价格暴跌，造成农民收入忽高忽低。

其次，我国农业产品信息化建设落后，信息流通不畅，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蛛网效应相对突出。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农民信息较为闭塞；

而且中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不具备对市场信息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往往喜欢“跟风”。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平等”和“数字鸿沟”非常明显，这几年农村的信息网络基础尽管有较大发展，但仍很薄弱，大多数农户甚至农业龙头企业，在计算机和网络的配备水平还跟不上实际需求。

此外，我国涉农信息网站普遍存在信息雷同、准确性不高和时效差的问题，尤其缺少对农户的市场指导性信息，农民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滞后。

同时，我国农户信息意识不强，整体素质偏低，利用信息的能力不高，无法利用信息进行预测和寻找市场需求，更不要说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了。

目前，多数农民仍是根据过去的信息和当前的信息确定自己生产的产品品种，其生产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容易“跟风”，导致同一区域的农民总是容易生产同样的农副产品，从而导致供给过多，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下滑，而农作物稀缺价格上涨时，又没有办法及时进行市场供应，即便是少数农民没有随潮流进行生产或者正好赶上了好的价格，大多数也是碰运气撞上了。

因此，加剧农产品市场的风险，给农民经营收入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

此外，和所有其他市场的产品一样，农产品同样面临市场竞争。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