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对灾区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以绵竹市清平乡为个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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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对灾区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以绵竹市清平乡为个案

地震对灾区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

以绵竹市清平乡为个案

1导论

1.1研究缘起

如今的灾区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呈现一派新景象，基础设施大体上修缮完毕，硬件配套较地震前也有很大改善，按某灾区政府官员的话说是“提前了20多年”。

不可否认的是，从外观上看，许多灾区脱胎换骨，一派欣欣向荣。

但经过“5.12”地震重创后的灾区却并不是那么轻易地就缓过了神：

生计重建遇到的瓶颈、社区发展难以逾越的关卡、作为主体性的“人”的重建障碍等都使得灾区的前进举步维艰。

可以说，灾区目前的困难依旧是严峻的。

庆幸的是，仍有许多NGO活跃在灾后重建的前线队伍当中，他们根据灾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发挥机构所长，在政府无暇顾及却又事关重大的一些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与NGO的紧密接触和长期合作中，笔者发现不管是有志于重建灾区生计的，抑或是整合资源促进灾区社区发展的，有一个理念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其机构行动前提中，那就是社会关系的重建。

一些NGO通过建立合作社把部分灾民组织起来，在共同追求经济效益之余，还扩充了他们的社会资本，增强和巩固了其社会支持网，在一定意义上也重建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还有一些NGO在灾区成立舞蹈队、腰鼓队、青年志愿者队伍、执行委员会等社区自组织，并协助他们进行活动策划、组织和队伍建设，在重建“人”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关系。

可见，尽管NGO在灾区实施的项目各有侧重：

有的关注生计重建，有的着力于社区发展，但作为外来力量的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灾民的社会关系重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项目效果可持续地发挥作用，才能切实地使灾区能够有所改变。

毕竟，人始终是社会性的动物，只要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个体产生各式各样的互动，形成各式各样的关联。

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社会交往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就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言，和谐的人际关系、充足的社会资本无论是对个人的前途发展，或者是简单的舒心生活都具有积极的正功能；反之，个体则往往陷入诸事不顺的藩篱之中。

由此便知社会关系对社会人的重要性。

而地震的破坏是瞬时的、致命的，一个生命消逝，不仅给活着的人们带来心理上的痛苦煎熬，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一部分社会关系，终止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支持。

无疑，许多灾区民众的社会关系因地震而发生改变，但它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一系列问题就是笔者很想去探究的，也是本研究试图回应的问题。

1.2文献综述

社会关系是社会学中最古老而传统的研究课题之一，许多社会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述，如迪尔凯姆定义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帕森斯关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区分，以及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都是对社会关系深入而独到的分析和见解。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甚至主张，是“关系”而非个人亦非社会系统才是主要的研究主题，更是把社会关系研究置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地位。

可以说，社会关系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界的宠儿，针对社会关系以及由它所阐发出的社会现象的研究经久不衰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呈现新的学术价值。

1.2.1国内外关于社会关系的网络研究

1.2.1.1弱关系与强关系之辩

最初对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进行区分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他以认识时间长短、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和互惠服务四个维度把社会关系（Tie）[1]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2]。

强关系指认识时间较长、互动较频繁、亲密程度较高，且存在一定的互惠性行为的社会关系，亲人、朋友是强关系的主要代表；弱关系则限于普通相识或点头之交。

强关系可以使人们之间产生信任，降低不确定性，有助于克服个人的孤独感，给予个人情感支持。

[3]但由于强关系多存在于封闭小团体内，团体成员相似度高，关系重叠较多，因此信息重复率也较大，此时弱关系的优势就显现出来。

弱关系有利于在更广的范围内传递信息，有助于人们接受新事物，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能够增加社区凝聚力，保持社区稳定。

[3]在论述弱关系的重要性时，格兰诺维特引出“桥”（bridge）的概念：

桥是在一个网络中，提供给两点之间唯一路径的一条线（thisisalineinanetworkwhichprovidestheonlypathbetweentwopoints），[4]是不同群体间互通信息的唯一通道。

弱连带的“桥”功能在于它“不仅是自己可以操控的网络资源，而且他们同时也是穿越社会距离的管道，以便某些理念、影响力或信息可以从自己传达到他们身上”。

[5]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弱关系都可以充当信息桥，但是，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

为了验证“弱关系的优势”，格兰诺维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牛顿城收集了100份个人访问以及182份邮寄问卷，调查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促进流动的信息是如何获得和传播的”[6]，以此来证实为个人提供有效工作信息的到底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

他发现，在管理人员中有56%的被访者使用了“个人关系”寻找工作，此处的“个人关系”是指“被访者与某个人有私人关系，原来在某个与寻找工作信息不相关的场合认识，而从那个人那里找到了新工作，或这个人将他推荐给日后联系他的某个人”[6]。

此外，这种“个人关系”不仅提供了信息，而且还发挥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举荐”作用。

“被使用的超过80%的个人关系不仅告诉了被访者新的工作信息，而且为他‘美言’了几句。

”[6]因此，格兰诺维特下结论说：

“好工作是通过关系找到的”、“能够找到最好工作的那些人，他们与关系人的关系是职业关系而非社会关系，而且多数是弱连带而非强连带，且信息链更短”。

[6]弱关系的优势得到证实。

格兰诺维特作为社会网络研究的领跑者[7]，同时也是研究社会关系的中坚力量。

他的理论贡献不止是提出了“弱关系的优势”，更在于他开辟了利用社会网络工具分析社会关系的新领地。

后来的学者正是在他的理论启发下推进社会关系研究，并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考察“弱关系的优势”，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其中，不乏证实“弱关系的优势”的经验研究，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如日籍学者渡边深1985年主持的东京地区职业流动调查，西德社会学家韦格纳1987年所作的西德职业流动调查，边燕杰等分别于1988年、1999年在中国天津和1994年在新加坡所作的职业流动调查。

[8]

渡边深对日本白领的职业流动研究发现，在职业找寻方面，大部分日本白领劳动者通过强关系搜索职位信息；在职业流动方面，日本白领越是通过强关系找工作，越能得到报酬较高的职业，流动者对新职业的满意度也越高。

[9]韦格纳对西德604名男女的生活史调查则显示，关系强度与先前的职业声望存在交互作用，即先前职业声望低的转职者使用强关系实现流动，而那些职业声望高的则利用弱关系实现流动，因此他认为在异质性网络中，究竟是何种关系强度发挥作用取决于个人先前的地位。

[10]边燕杰在天津等地进行的职业流动调查又发现，无论是在再分配体制下，抑或是在双轨制时代和转型时代，综合熟、亲、信为一体的强关系，比一面之交、仅是相识程度的弱关系，作用力度和有效性都更强。

[11]在此基础上，边燕杰针锋相对地提出“强关系假设”。

对“弱关系的优势”的理论及实证方面的质疑和挑战，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学术价值，而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达到了互补和理论完善的目的。

反观学界对弱关系和强关系的争论，都是在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理论路数与研究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即用社会网络工具考察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入职匹配与职业流动问题。

鉴于社会结构、文化体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个人地位等多方面异质因素的影响，强弱关系对职业流动也呈现较为不同的影响力。

概而论之，弱关系在信息获取对求职者作用较大的情况下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价值，而强关系在以人情为主的社会中则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除此以外，我们在强弱关系之辩中还可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无论关系的强度如何，社会关系本身就对“社会性”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社会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1.2.1.2社会资源理论

美国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是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的修正和扩展。

他认为弱关系确实能够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有助于获取不同的资源。

同时，那些嵌入于个人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如权力、财富和声望等，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

[12]

根据林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个体为了在嵌入性资源中获取回报，通过工具行动和表达行动而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13]，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一是个体的理性行动是其研究的出发点，理论脉络以个体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为基础；二是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离不开个体的社会网络；三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增值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含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而且也包含声望、信任、规范等文化资本以及蕴含在个人身体之中的知识与技术等人力资本；四是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14]林南的定义深入而形象地剖析了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同时也突破性地指出社会资源是社会关系带给个体的最大收益。

正是社会关系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资源，而非社会关系本身，是促进个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推手。

而弱关系之所以比强关系更加重要，也正是因为弱关系往往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效的社会资源。

在此基础上，林南把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整合起来，提出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

（1）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

（2）弱关系强度假设，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概率越高；（3）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15]可以看出，社会资源理论是在“弱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往前再迈了一步，它汲取了“弱关系”理论的精髓，也注意到了学界对“弱关系”理论的批判，最终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构建出更加完善的社会关系学说。

1.2.1.3“结构洞”理论

“结构洞”理论是在“弱关系”理论启发下发展出来的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由美国社会学家博特提出。

结构洞是指“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和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

[16]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对于三个行动者A、B、C而言，如果A和B有联系，A与C有联系，但是B和C之间不存在联系的话，那么B和C之间就相当于存在一个洞。

A、B、C之间关系的这种结构就是一个结构洞。

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洞连接的一组组接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能给位于竞争场域的参与者带来更大的收益。

[17]博特把这种来自社会网络的收益分为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两种：

信息收益包含及时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和被人推荐而获得机会；控制收益指处于特殊位置所独具的协调、控制的优势。

依旧是上面那个例子，相比较于B和C，结构洞中间人A更具竞争优势，因为他知道得更多，参与得更多，操纵得更多，故而可能带来回报的机会就更大。

在博特那里，关系强度并不是最主要的分析变量，网络的结构才是他理论的落脚点。

换言之，他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关系强弱无关乎竞争优势，而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才真正影响着竞争双方的成败。

在《结构洞》一书中，博特认为弱关系和结构洞所针对和描述的是同一现象[18]，但他显然对自己的理论更有信心，并认为“结构洞”理论“直接揭示出了原因，并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验研究明确了方向”[19]。

1.2.1.4小结

自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的优势”以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越来越被社会学界接受，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理论基础和方法预设的学科分支。

不可否认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