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叙事的新变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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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完美无缺，没有一丝瑕疵；

他们战无不胜，没有个人欲望。

这些“高大伟岸”的英雄，完美到只能由上天派给我们，或者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进入新时期，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作家们在英雄的塑造上开始由崇高伟大的革命英雄转向平民英雄、草莽英雄。

莫言在创作上顺应了这一变化，《红高粱家族》中的英雄人物，已决然不是具有崇高政治信仰的风云人物，总体呈现出多元共生的英雄样态。

　　“我爷爷”余占鳌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即与母相依为命，因其母与和尚私通，一怒之下杀了花和尚逃离村庄，最后入了赁行做了轿夫；

为了“我奶奶”，他杀了单家父子，之后枪杀土匪头子花脖子，绑架曹梦九的儿子；

为了给“我奶奶”风光大葬，派人强买百岁老人存放三十年的棺材；

这些都只是余占鳌的利己行为，并没有蕴含任何自觉的阶级意识或政治意识，根本无法用社会政治批判和伦理道德来衡量这个人物。

但就是这样一个满身匪气的人物却又在家园遭受日军威胁的时候，带领一班人马抗击日本侵略者。

他到底是土匪？

还是英雄？

作者借余占鳌自己主动发问：

“谁是土匪？

谁不是土匪？

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

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

你冷队长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杀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余占鳌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对立统一体，他平时为了生存，有时会冲破自我的控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表现出人性中自然属性的一面。

但在家国受到威胁的时候，“土匪”也能挺身而出，杀死无数日本鬼子，虽然他们不是预先怀着悲壮感投入战争，却以自己的热血和牺牲完成了悲壮，卫护了民族的尊严。

他是崇高与卑琐、英勇与残忍、智慧与愚昧互相混杂而不可分的多元共生的英雄。

　　“我奶奶”出身于一个普通的银匠家庭，从小学习刺花绣草，研习女红，日常接触的也不过是些邻家姐妹，刚满十六岁被单家相中时也只是位幻想落个好归宿的少女。

没想到，由于父母贪财，把她许配给一个麻风病人，回门回来又发现婆家人全部被杀掉，从此，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正如作者在作品中所说：

“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天生的，英雄气质是一股潜在的暗流，遇到外界的诱因，便转化为英雄的行为。

”“我奶奶”正是凭借一种“天生”的“英雄气质”，重整了单家家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不仅设计出“铁耙连环阵”，挡住了日军的车队，而且冒死为抗日战士送干粮，表现出不惧生死的大无畏精神。

但寡居的她不顾乡俗，与一个又一个男人保持着暧昧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了她无知、野蛮、不守妇道的一面。

她的人生行为很难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衡量，也难以用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去评价，作者却给予了她很高的评价，认为“我奶奶不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在莫言看来，英雄已不再是一种绝对政治化的民族集体记忆，而是极具个人化的个人主观理解。

它从根本上改写了“革命英雄”中的政治理想色彩，把英雄的本质趋向常人化。

与以往完美、崇高的革命英雄形象相比，无论是余占鳌、戴凤莲，还是冷麻子、江小脚、任副官，他们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无所不能的“神”，而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偶尔也会有小失误的常人，不完美但却崇高、真实的社会的人，他们是英雄，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触手可及的“英雄”。

　　二、叙事话语的新变：

远离宏大，靠拢民间

　　从表面上看，《红高粱家族》所写的是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的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实质上，由于穿插了“我爷爷”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使得小说更像是一种非官方的“野史杂说”。

莫言更多的是“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

　　首先是叙述的内容民间化。

小说从罗汉大爷被日本人下令残酷剥皮抽筋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开始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自发发起的民间战争。

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精神，这支抗日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并非训练有素，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

作战工具更是七长八短：

土炮、鸟枪、老汉阳步枪、喇叭、农具都派上用场，铁耙也能摆出连环挡鬼子，更可笑的是想出这计谋的是从未有过作战经验的小脚女人“我奶奶”。

作战过程也是丑态百出，有人出师未捷因大哑巴不慎摔倒枪走火先受伤，有人枪口堵着一团破棉絮，有人在埋伏时鼾声如雷，有人握着枪身体抖成一团，有人枪响子弹却没有出膛，关键时刻，大抬杠步枪放不出炮。

在日军久等不来之际军心涣散，计划中的伏击战变成了仓促之间的遭遇战，稳操胜券变成了两败俱伤，开枪时手抖个不停的“我父亲”，却无意中和“我爷爷”一起打死了日军少将中岗尼高，这极大地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正统色彩。

莫言曾坦承自己始终保持民间心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审视历史，从民间资源中汲取营养，用民间社会、民间人物来还原历史本真，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是叙述的方式民间化。

莫言惯用或隐或显的说书人模式，这种叙述方式来源于宋元话本，后来慢慢地被小说家们弃之不用，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叙述选择上又重拾起这种古老的民间说书人方式，使读者清晰地保持着与作品世界的距离。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

他跟着后来誉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

余司令说：

‘立住吧。

’奶奶就立住了。

奶奶对父亲说：

‘豆官，听你干爹的话。

’……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

‘走，干儿。

’”这个开头清楚表明了叙述者所具有的民间身份，“我”是一个变相的在场者，相当于说书人，我父亲“豆官”此时并没有发言，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在场者——后面发生的故事是由他来讲述的。

“我”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有时还喜欢跳出来对“我爷爷”和“我奶奶”做一番评述，如余占鳌到店子吃东西想吃锅里的狗肉，店主告诉他不行并遭到羞辱，心里有说不出恼和惧。

此时“我”跳出来评论：

“他虽然具备了一个土匪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离真正的土匪还有相当的距离。

他之所以迟迟未入绿林，原因很多。

概而言之，大概有三……余占鳌对土匪头子花脖子的做派有隐隐的敬佩感，同时又有憎恨。

”作者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强调作品的民间的立场，并告知读者自己不是按照正统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标准去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

　　作品中的余占鳌和戴凤莲不仅被叙述者置于传奇事件中进行塑造，而且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话题中被再塑造。

乡间九旬老太以山东快板的形式把他们英雄事迹吹得是神乎其神：

“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

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

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

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

”莫言的这种叙事方式正是对传统的观念结构的反叛，这种反叛要的不仅仅是打乱叙述语言，更是借以重构历史，提醒我们历史是可以不断改写的，无论是革命的历史，还是历史的革命。

　　第三是叙述语言的民间化。

莫言叙述历史的语言也主要是民间鲜活的口语形式，我父亲在去打伏击战的路上回想起抓螃蟹的季节，那是“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

我奶奶说话更是民间味儿十足，挽留罗汉大爷说的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

奶奶还用“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喝了。

后日一起把日本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

”这样的话，劝冷队长和“我爷爷”联合打日本。

打日本是多么严肃的事儿，作者不仅让一个民间妇女充当说客，而且说出的话里是“酒”“鸡”“狗”等字眼儿都被搬了出来。

又如：

“没有弯弯肚子别吞镰钩刀子。

”“你们呐，小人打小谱，三十二十地挣吧。

”“事到临头，草鸡也不行，就是块铁蛋子也要抬出来！

”这些朗朗上口顺溜溜的大白话，很有山东快板的风味儿，它是几千年民间语言智慧的积淀，这与莫言早年处在乡土社会，接受传统文化和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尤其是山东这块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的深厚影响分不开。

　　三、战争观念的新变：

战争有罪，和平可贵

　　一直以来，我们都接受这样的教育：

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

正义战争的一方，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的，都值得肯定；

作家写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正义一方的胜利。

而莫言并没有延续这一观念，他写战争并不是为了表现战争本身，更不是为了表现哪一方胜利，更多的是想通过写战争来表现战争的罪恶，表现“战争对人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④。

　　最直接从战争中受到伤害的莫过于参与战争的人。

《红高粱家族》一开篇就写到罗汉大爷在宰杀了被日本鬼子抢走的骡马和一个日本兵后，日本官儿下令“零割活剥”罗汉大爷，执行活剥任务的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杀猪匠孙五。

在日本鬼子和翻译的催逼下，孙五开始了人类最残忍的屠杀，“孙五的刀子在大爷的耳朵上像锯木头一样锯着。

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呲出来”，“当罗汉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如此精雕细刻的活剥场面，揭示了战争对人类肉体无与伦比的摧残以及人因战争而变得无与伦比的残暴。

《红高粱家族》里受到伤害最惨的是二奶奶，她怀有三月身孕，遭受了六个日本兵惨无人道的轮奸，自己年仅五岁的女儿也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摔死在炕下。

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作者情不自禁借邪魔附体的二奶奶在临死前骂出“日本狗，中国狗”“婊子养的！

我饶不了你们，杀了我的身，杀不了我的心，我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甚至连男人一起否定：

“我若手中握着杀人的刀，我要把天下男人都杀尽。

”

　　战争不仅毁灭人的肉体，而且使人失去了正常的人性。

我爷爷在亲人被杀、家园被焚烧、兄弟战死之后，也因为仇恨，在屠杀日本士兵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残忍，并下令将30多个战死日军的生殖器割下来塞到他们的口中以泄心头之恨。

作者还借用儿童的眼光来透视成人之间的厮杀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我”父亲从爷爷虐杀日本伤兵的冷酷眼神里，看到了他与野狗觅食时完全相同的贪婪目光。

手臂摔断了的日本马兵，掏出夫人与孩子的合影照片哀怜求饶，此时，父亲曾凑上去，看到那个化学夹子里装着一张涂着彩色的照片，照片上有一个年轻漂亮甜蜜微笑的妇人和一个胖墩墩憨态可掬的男孩子。

孩子和妇人脸上挂着平和的笑容。

“我爷爷”已经丧失了人性，冷酷无情地挥手一刀将照片劈成两半。

父亲感觉“爷爷这一刀，仿佛把什么都劈成了两半。

连爷爷也成了两半”，并尖锐地喊着“我不打仗啦！

不打了！

”从那以后，爷爷的“人性即使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羼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

爷爷在“我”父亲心中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因他虐杀日本伤兵的嗜血兽性而大打折扣。

　　战争不仅扭曲人性，而且对人精神的摧残也是触目惊心。

孙五在被逼活剥罗汉大爷后不久就精神错乱，变成了疯子。

我爷爷在短短的七天里，原来的满头黑发，白了四分之三；

走路也变得步履蹒跚，拥有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