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文档资料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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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学檬曾考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他从冶金、制造、航运等技术的进步论述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认为农业商品化的扩大、地方性小市场的扩大、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起始点放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

[1]（P13-17）唐代,江南区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城市的性质较前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经济功能得以大大强化,在不少城市超过其政治功能。

这一变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与区域传统交会碰撞,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到文学的生产。

作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诗歌――特别是涉及抒写商人和商人妇的诗歌,既彰显着这一区域的人文传统个性与现实政治生态,也昭示出江南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新变化。

　　一

　　商业活动的主体是商人。

在商业发达的江南都市,商人群聚。

如同“流水不腐”,商业的活力也来自商品的有效流通,所以江南的商人又是一个流动的群体,他们忙碌奔波穿行不息,将江南都市的商业打造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这也得益于江南都市所处地理位置及其交通条件。

水国江南,处处有水,清澈而甘甜,深邃而畅达。

城市大多依水而建,因水而兴。

在古代,大规模的有效交通运输方式首推水路,世界上许多城市发端于江河流域并非偶然。

船舶,无疑是最迅捷最载重的交通工具。

那穿梭在水面上的船帆,显现着江南都市的活力:

“万艘江县郭,一树海人家。

挥袂看朱绂,扬帆指白沙。

”[2]（卷149,P1546）“摇荡春风乱帆影,片云无数是扬州。

”[2]（卷821,P9260）“淮浪参差起,江帆次第来。

”[2]（卷276,P3125）直至“山映南徐暮”,依旧“千帆入古津”[2]（卷279,P3177）。

江南的都市,已经是洲际贸易中心,其航运船舶不仅能抵沿海和内河重镇,且可直达海外:

“隔海城通舶,连河市响楼。

”[2]（卷722,P8291）

　　正是水运的便利,让江南都市成为八方商人的聚居地、各处货物的集散中心:

“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

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这是王建在《汴路即事》中记下的一个镜头,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方言,并不妨害他们在这个“八方称辐辏”[2]（卷328,P3670）的都市经商贸易。

不唯扬州,江南大多州县水运通畅,帆船劈风斩浪,越海通江。

那个难于上青天的巴蜀,能与吴地保持密切的贸易联系,便是通过内陆水运,这些情景,在杜甫、杜牧等诗人的诗中都有所提及。

　　商人的聚散地及其经营场所大多在城市的空间里。

与具共同社会性质的传统农村文化相比较,城市文化具有利益社会的特征。

“共同社会”在文化上表现出淳朴性、情感性;

“‘利益社会’决定了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唯我独尊。

……在这里,家庭和邻居的纽带也没有什么意义。

”[3]（P21）这种利益社会的特征在商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与重农抑商的传统主流文化相一致,唐代商人的形象常常具有负面意义。

元稹的《估客乐》很有代表性,该诗近四百字的篇幅,对商人的生存方式、心理状态、道德观念、商业行为及生活态度等作出了全面描述,所谓“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

归来始安坐,富与王家?

E。

”这些商人虚伪狡诈、以次充好、用假乱真、重利轻义、寡德薄情、六亲不认、蒙骗四邻、贿赂官家、逃税避征、恣意纵欲、富敌公卿。

在这里,家庭和邻居的纽带完全被物化的利己主久所取代。

刘禹锡《贾客词》意亦相近,其中特别突出弃农从商的“明智”选择:

在“辛苦事寒耕”的农夫面前,逃避税收而又富望公卿的贾客,总是志满意得。

这与传统上以义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行为准则的儒商精神背道而驰[4]。

　　一味指责商人重利轻义,只看到商人“行止皆有乐”,对他们生活的全部、对整个商人群体而言,显然有失公允。

在可以明确产自江南的唐诗中,多见对商人有别样的认知。

　　早在初盛唐之际,号称“吴中四士”之一的包融就写过一首《赠朱中书》,该诗的前八句为反映了生意并不好做,可是如果不改行经商,天灾税患的夹击更难活命。

在重农抑商的国策面前,商人的选择实属被逼无奈。

　　中唐以后,随着江南商业的空前发达,对商人表达同情的诗歌逐渐增多。

“大历才子”卢纶的《河口逢江州朱道士因听琴》抒写了商人思家之情;

杨凌的《贾客愁》表达了贾客愁路远滩险,愁天不作美的心情。

原籍苏州、后迁居和州的张籍的《贾客乐》不仅表现了贾客固然有快乐,风帆竞逐波谲云诡的视觉刺激,数钱数到深更半夜的意犹未尽,钱多后受到同行尊重拥戴,脱离县籍得以逃避税征的情形;

还写了归期的渺渺,离别的伤怀之情。

白居易的《不如来饮酒》（其3）中所展现的来往于塞北江南的商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让人不寒而栗,感觉从商得不偿失。

而大中六年（852）进士刘驾作《反贾客》表达了他对乐府名“贾客乐”的抵触之情。

刘驾还有一首《贾客词》,写一扬州商人经商如历险,最后人财两空的情景,诗写得触目惊心,催人泪下。

　　然而对男人来说,最大的悲哀或非生命的消殒,而是尊严遭受重创。

江南女子美丽多情,温婉贤惠。

但当商人丈夫久出不归生死未卜,或乐不思蜀问柳寻花,在她们中间,也不乏有人寂寞难耐,红杏出墙。

维扬商人万贞妻孟氏漂亮且善诗,“贞商于外,孟氏游家园,独吟而泣。

有少年貌甚秀丽,逾垣求偶,孟氏许而赋诗,少年亦以诗答之,遂私焉。

”[2]（卷867,P9819-9820）这个故事抒写了商人妇一段出轨的恋情。

　　诸如此类的抒写,会在相当程度上消弭社会对商人的仇视和谴责。

当人们感觉商人的财富来之不易,商人的前景充满风险,商人的生活存有太多不测时,商人的牟利行为也就能得到人们一定程度的原谅和容纳,他们的形象自然不再那么负面。

一旦商人正面的形象得以树立,也就标志着城市的商业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标志着城市的政治功能要逐步让位于经济功能。

　　二

　　“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白居易笔下怨妇的感受。

为了生计,为了逐利,商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温柔乡,怀揣梦想四海闯荡。

而家中的另一半,尤其情感丰富细腻的江南女子,丈夫是她的精神支柱,她的情感寄托,她的天和地。

从丈夫离家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憧憬、开始等待,迎来一个个崭新的朝阳满怀希望“独倚望江楼”,又送走一个个“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失望的黄昏,她开始伤心地品味感情的饥渴,孤独地担忧丈夫的安危,无助地恐惧情感的变数。

孔子说:

“诗可以怨。

”这些商人妻,美丽而多情的江南女子,是唐代江南都市中最怨的一群。

许多动人心魄的怨妇诗,就来自对她们心灵的体察和理解。

　　多情的李白一生中来过好几次金陵,写下有关金陵的诗歌百余首,其中的《长干行》至今广为传诵。

故址在今南京雨花台到长干桥一带的长干里巷,见证了这对年轻夫妇纯洁忠贞的爱情。

甜美的回忆、刻骨的思念、无尽的牵挂、深沉的痛楚,这几乎是江南商人妇普遍的心态。

　　“江淮商贾,业在舟船。

”[2]（卷86,P493）相应地,泊船的渡口,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渡口之繁忙,恰体现城市的繁荣和生机。

这些渡口是货物的装卸处,也是人聚散地。

许是江南摇曳多姿、华丽曼妙的风光景物激起人们的心湖波澜迭起,或是江南细腻温文、柔情万种的人文风习触碰了人心中那最脆弱的一角,往来于南北东西的各色人等各怀心事,使江南渡口总是泊着沉甸甸的情感。

正是在江南的渡口,江水送走了经商的丈夫,所以江南的水、江南的渡口,也就游荡着江南女子的愁和怨,如白居易的《长相思》。

而刘采春咏《?

F?

G曲》,不但渡口甚至连江上的船一并憎恨: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

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清张?

H《唐风怀》评曰:

“怨水憎船,妇人痴语,然非痴无以言情。

”据说刘采春每唱此曲,“闺妇、行人闻者莫不涟泣。

”[5]（P139）

　　大概没有人比商人妇更了解商人的生活,她们对丈夫的情爱除了思念和怨恨,还表现在牵挂和担忧。

李益的《长干行》,以一位江南女子的口吻,自述商人的形迹与商人妇的感受:

这位养在深闺艳若桃花的女子,未曾出过家门,可当嫁给长干商人后,她整天伫立沙洲,看风变云诡,察潮涨潮落。

随着季节的更替,依据风向的变换,她推测着丈夫的行踪,估摸着相隔的距离。

她内心的感受,不只是“见少离别多”的幽怨悲戚,不只是“妾梦越风波”的深长思念,也不独对“鸳鸯绿浦上”、“佳期兰渚东”的浪漫遐想,她更担心“吹折江头树”的狂风,会让丈夫的船瞬间折?

I沉沙,渺然无踪。

“愁水复愁风”,这是商人妇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活常态,是她们难以忍耐又必须承受的精神折磨,更是她们真挚而炽烈的情感自诉。

有时,面对那个神秘的世界,那个可能给她丈夫带来生命威胁的大自然,她们并不总是被动地等待残酷的结果。

虽然造物主没有赋予她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物质能量,但她们有着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深厚的善良,于是她们尝试用自己的虔诚和执著,去感天地动鬼神,用自己的大悲大爱挽狂澜救亲人:

“扬州桥边少妇,长干城里商人。

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

”[2]（卷301,P3423）

　　从暮霭沉沉到风晓月残,从春雨潇潇到木凋草腓,在漫长等待中,商人妇流尽眼泪、痛断肝肠,她们伤逝青春、对镜自怜,白居易《盐商妇》中的“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表达了商人妇为当初“嫁错郎”而悔恨交加的心情。

《唐宋诗醇》评此诗“曲尽怨别之情,絮絮可听”。

如果说李白《江夏行》里这位女子的懊悔,还是出于对夫妇相守的渴望,对夫婿未归的不满,对青春流逝的不甘,对相会无期的绝望,那么,润州诗人张潮《长干行》中女子的悔恨,则来自她对“男人有钱就变坏”的恐惧,对男人以怨报德的痛心:

因为爱,娇美的富家小姐嫁给贫贱男子。

她勤劳贤惠、谨守妇道。

为给丈夫凑足盘缠,她将娘家陪嫁的贵重衣裳都变卖了。

自丈夫离家后,她“日暮情更来,空望去时水”,陷入深长思念。

但当“商贾归欲尽,君今尚巴东”,巨大的恐惧向她袭来:

“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

常恐游此山,果然不知还。

”她恐惧丈夫喜新厌旧移情别恋,因为她见得多了:

“婿贫如珠玉,婿富如埃尘。

贫时不忘旧,富贵多宠新。

”妻子价值的高低竟然取决于丈夫的贫富贵贱,爱情的丰碑似乎总是在丈夫贫贱时巍然屹立,富贵时则轰然坍塌。

　　不过对多数商人而言,那个妻子所守护的家,是他疲惫受伤时息养的港湾,成功获利后享受的乐园,那是他心中的灯塔,也是他永远的归宿。

如果苍天护佑,吉星高照,躲过各种劫难,最后发家致富了,他们还是要回家的。

而守望在家的妻子,倘能挺过艰难的岁月,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过起养尊处优的生活来,甚至,还会跟随丈夫,以船作宅,四海为家,这时,她们就会为当初慧眼识商人而庆幸不已。

且看白居易笔下的“盐商妇”:

“不事田农与蚕绩”、“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这位出身卑微的扬州女子,摆脱了农活,一身轻松,美食浓妆,穿金戴银,几多艳丽,八面威风。

尽管发迹的历史不算太短,春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