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危机看农业霸主地位的形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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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外交１引言美国的农业经济危机是因资本主义商品性农业生产高度发展而产生的，它不是由于缺少粮食或农产品而引发的“不足危机”，而是由于本国的农业生产远远高于本国的消费需求、在满足本国的农产品消费后还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供过于求、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过剩危机”。

美国的农业经济危机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美国的农业生产力极其雄厚，１９７５年１个农业从业者生产出的农产品可以满足约８０人的消费需求［１］，仅占美国总人口３．１％的农业生产者可以创造供全国人口消费的优质廉价食物。

美国农产品的对外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２０％左右，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可以达到如此高度。

其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导致美国国内农产品产量过高，粮食库存量增多，农产品价格下跌，农场主难以实现基本盈利，大量中小农场主亏本、债台高筑，农业市场动荡不安，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逐步加大。

农场主为避免破产而寻求利益的最大化，采用各种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作物产量，导致“过剩危机”反复出现和扩大，但也保证了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农作物产量和国际农产品市场份额稳居世界农业霸主地位。

２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奠基农业霸主地位美国自建国以来，共爆发过４次农业经济危机。

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时，美国尚处于依靠直接经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直接使用铁、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毫无技术可言。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美国政府鼓励并支持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发运动，使该地区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农业实现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到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半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在农业市场蓬勃兴起、农业生产高度繁荣的背景下，美国农业向大农场发展模式过渡。

农场主拥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懂得农业生产的技术、农业发展的管理以及农业销售市场的预测，是十足的农业资本家。

在农场主追求资本利润的欲望推动下，美国农业机械化蓬勃发展，机械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生产率上升、产量增加。

农产品的产量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需求，而且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此后还存有大量的剩余。

政府逐步完善了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利，并进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增加农业经费投入，让农业生产有了基本保障。

此外，确立了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理念，促使美国农业保持着可持续发展。

由于当时国内市场需求和对外出口数量有限，剩余农产品越积越多，农业市场渐渐处于过度饱和状态，美国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产生。

美国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持续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才有所缓解。

当时国际工业市场处于上升期，加大了对农业原料的需求；

世界人口规模扩大、移民潮出现等因素使得农产品的消耗和需求逐年增加；

欧洲部分国家为对外侵略战争做准备大量进口粮食，促使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量逐渐增多，国内囤积的农产品减少。

到１９００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贸易中农产品出口量还是超过非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６１％［２］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对粮食的需求猛增，美国农产品对外销售供不应求，美国借此从根本上摆脱了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困局。

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解决使美国赚取了大量的经济利润，农产品出口不仅赚取了大量外汇，而且改变了美国当时的贸易逆差，推动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

如美国在１９１４年只有２２亿美元的净债务，到１９１９年却拥有将近６４亿美元的债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业外贸市场。

在利润的推动下，美国农业渐渐实现了良种化、机械化和化学化的转变，大农场经济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农业进程中普遍确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６５０万农民耕种３５０００万英亩（１英亩≈０．４０５ｈｍ２）的土地，养活了５倍于其数量的人口［４］。

同时，在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中，美国农业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日后美国大农场经济生产模式、超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率和天文数字的农产品生产在此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３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促成农业霸主地位美国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爆发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柯立芝繁荣期”，此时农业与工业快速并行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２０年的８６２亿美元猛增至１９２９年的１０４４亿美元［５］。

但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过剩的农产品大量积存在库房，出现了果蔬来不及采摘溃烂在地里、大量牲畜被宰杀、牛奶倒进河里的局面，农业市场陷入混乱，农业经济危机爆发。

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农业危机被卷入大危机中，使其更加严重。

困局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农业所面临的不仅是生产与消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对生产结构进行全面调整。

直到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采用政府强制手段直接干涉农业生产，调整农业政策来控制农业市场的运行，限制和削减农产品过剩程度，才扭转了危机持续恶化的局面，控制了危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新政”并没有致力于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相反政府主动长期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状态，通过不断调整农业政策引导农业继续高速发展。

“新政”的农业政策首先是资源的保护政策和现代科技研发政策；

其次是促进农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收入保障政策、农业信贷政策、农业税收政策和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等［６］１６。

它们不仅使美国农业发展有了良好的基本保障，而且在农业经济危机时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调节生产关系的作用。

“新政”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农业生产，改变了当时盲目的生产方式，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同时使美国农业完成了由小农经济到大农场经济的过渡，有利于机械化、大规模、高水平、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确立。

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的持续发展过程中，新技术被用于农业，农业化学、生物科学等技术取得突破进展，确保了美国农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

在“新政”的推动下，美国农业生产技术、单产和农业总产量都有了大幅的提升，过剩的农产品导致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新政”规定的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促成了美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霸主地位的确立，即以“对外倾销”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首次明确了“对外倾销”而不是“限制生产”是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的最佳途径［２］３０３。

因国内消费有限，美国的农产品大多数出口到国际市场，政府也一直支持农产品的对外出口以减少本国的农产品库存量，在确保国内农业市场价格稳定的基础上赚取相应的国际外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交战双方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储备，纷纷从美国进口各种农产品，战后初期各国的恢复阶段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加巨大，美国借机以农产品对外倾销的方式彻底解决了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

所有库存农产品全部以高价倾销到国际市场上，美国的“农场净收入由１９３９年的４４．８９亿美元猛增到１９４６年的１５２．５２亿美元”，农场主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继续扩大农业生产，“美国的农业生产指数在１９４８年为８８，比１９３９年的６８增长了２９．４％；

１９４８年农场净收入达到１７７．８９亿美元，接近于１９３９年的４倍”［２］２４。

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从生产、销售、利润和国际市场份额占有率等各个方面确立了美国无可动摇的农业霸主地位。

４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巩固农业霸主地位美国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产生于“黄金时代”，从１９４８—１９７２年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化解。

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新式现代机械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以及对化学、生物技术的研发突破使当时的农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时间农产品的产量远远大于人们的需求。

１９７０年美国官方宣称，美国平均每１个农业就业人员的产品可以供应的人数１９１０年为７．０７人，１９４０年为１０．７人，１９６０年为２５．８人，１９７０年增加到４７．１人。

换言之，当时美国农业中１个人的劳动收获量可以养活将近５０人［２］２９。

在有限的农产品需求下，随着农业科技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美国农产品库存量激增，导致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农业经济危机再次爆发。

针对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先采取了“休耕补贴”的措施，但并没有达到减少、控制农产品产量的目的。

接着政府收购了农业市场上过剩的农产品以确保农业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农场主的基本利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使农场主得到一部分农业收益，但本质上却是变市场积存为政府积存，使得政府财政经济方面的支出增多，过剩的农产品依旧存在于美国的库存中［７］。

同时因财政支出过多，政府不得不采取加大通货膨胀和农业税收的方式来调节收支平衡，这等于将负担又转移到了农场主的头上。

因政府的保障性购买、农业税加大，农场主又扩大农产品的产量。

这样政府与农场主之间相互转嫁农业经济危机的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此时，美国政府也在积极开拓农产品国际市场，将农产品不断对外倾销，以此减少本国农产品库存量。

直到１９７２年世界性的自然灾害使世界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苏联等国向美国进口了大量粮食，美国长期囤积下来的农产品趁机一售而空，此次危机才得以解决。

在美国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的解决过程中，美国不但摄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将过剩农产品转化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武器，借助自身农业发展的绝对优势在外交中推行“粮食武器”战略，以此加大对贫粮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６］５。

“粮食外交”这一词汇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提出，他认为在世界性的自然灾害、粮食危机和战争爆发时，美国“粮食外交”的政治意图更加明显，往往有许多附加要求和条件。

美国企图凭借农产品的对外出口推行“粮食外交”战略，以援助救济等为借口，让农产品进口国被迫执行利于美国政治目的的政策，或是达到美国想要的其他意图［８］。

可见，美国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国内发达的农业生产力让美国有资本去推行“粮食武器”战略，并以此保障其在对外交往中的绝对优势。

美国从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到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一直主动保持农业生产过剩，意图让农产品变为政治、经济的筹码，以便开展“粮食外交”。

尤其是在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在农业贸易的对外发展中推行霸权主义，企图以粮食控制其他国家，凭借自己富足的农产品实现政治、经济、外交利益最大化。

当时，美国国内农业生产膨胀，供给严重高于需求，政府为稳定国内市场收购了大量的农产品。

美国一方面积极扩大农产品的对外出口，另一方面对进口国提出一系列附加条件和苛刻要求，意图借助农产品的出口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美国政府以“换货”的名义用粮食资源直接从需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的国家换取了大量战略物资和矿产资源，保存了本国的锰、铝、锡等资源；

通过粮食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控制，使日本被迫接受“贸易自由化”的主张，日本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美国政府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保障了政治利益，并凭借危机中过剩的农产品巩固了农业霸主地位。

５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凸显农业霸主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者曹永福曾说：

“在３１个经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当中，美国人均可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三，是德国的３倍、日本的１５倍。

土地规模化经营增强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释放了大量劳动力。

”［９］这类似“马太效应”，依靠拥有的物质财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同样美国借助自身的农业优势使其农业的发展越来越繁荣，农业霸主地位不断巩固。

美国第四次农业经济危机产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从１９７２年起各国纷纷从美国抢购粮食，美国农场主为使生产效益更高而不断扩大再生产，导致美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的库存量暴增，仅１９８１和１９８２年就分别比上年增长了６８．６％和４３．７％；

与此同时，美国农场主的纯收入１９８２年比１９８１年下降了２７％左